当心“诽谤”
杂文随笔/李含辛
法律若苛求公民对官员的批评必须“百分百准确”，无异于在民主监督的血管中植入血栓。黑龙江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哈尔滨教师陈某某因岗位调整不满，诬告校长贪污、骚扰女教师，最终被行政拘留五日；武汉居民朱某某为逃避处罚，举报民警刑讯逼供，却承认系虚假举报。这些案例暴露出一个荒诞现实：当法律将“不实举报”与“恶意诽谤”混为一谈，公民的监督权便成了随时可能引爆的“法律炸弹”。
更吊诡的是，部分官员将“澄清正名”异化为权力表演。海阳市村支书刘某某被举报侵占集体土地，经查承包费已入账，举报纯属子虚乌有。此类“澄清”本应成为制度自信的体现，却因过度强调“零容错率”，变相强化了“批评即诽谤”的潜规则。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言：“权力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它被滥用，而在于它被制度化。”
某些官员对批评的耐受度，脆弱得如同巴黎市长伊达尔戈的公关预算。2025年，她因8.4万欧元公款购衣被质疑，起诉反腐协会“诽谤”，却回避了公众对奢侈消费的合理性质疑。这种“过敏反应”背后，是权力与责任的严重失衡——澳大利亚墨尔本郡长胡德更因ChatGPT误报其受贿入狱，选择诉诸法律而非自证清白，暴露出公权力面对舆论时的防御性姿态。
中国法律对诽谤罪的界定本已明确（刑法第246条），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例外条款，在实践中常被异化为压制监督的工具。濮阳县民警管某忠为掩盖执法过失，诬告当事人妨害公务，最终仅获免于刑事处罚，这种轻纵反而助长了“诬告成本低，澄清代价高”的恶性循环。
1964年美国“沙利文案”确立的“真实恶意”原则（actual malice），要求公职人员起诉媒体时必须证明对方“明知虚假或罔顾真相”。这一判例将举证责任倒置，为批评权力保留了呼吸空间。反观中国，尽管两高司法解释细化了网络诽谤标准（如点击量达5000次即入罪），但“监督权”与“诽谤罪”的边界仍模糊不清。
明尼苏达州1925年《公共妨害法》曾试图以“预先审查”保护官员，最终被最高法院推翻。历史警示我们：当法律沦为权力的防弹衣，社会将陷入“寒蝉效应”。湖北通报的案例中，老河口市副所长舒某某竟指使他人诬告办案民警，司法系统内部的腐败比普通诽谤更具破坏性。
剔除“诽谤官员”的荒唐逻辑，需要三重突破：
法律层面：明确区分“恶意中伤”与“善意偏差”，参考国际经验引入“真实恶意”标准；
制度层面：建立诬告反向追责机制，如黑龙江对诬告者统一公示；
文化层面：官员需接受“被监督是常态”的现代政治伦理，而非将批评视为人格侮辱。
当法律不再为“玻璃心”官员提供避风港，当公民的监督不必战战兢兢于“百分百准确”，那个“刻薄尖锐却令人不悦”的民主社会，才真正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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