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状元魂

文/张健

前纪

沈坤（1507年-1560年），字伯载，号十洲，昆山玉山人，徙居山阳。于嘉靖十年，中举人。嘉靖二十年，殿试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及第，任翰林院修撰。为人耿直，不事权贵，致使不被重用。嘉靖三十三年，升南京右春坊右谕德，署翰林院事。嘉靖三十五年，改南京国子监祭酒，八月回淮安，常遭倭寇骚扰。沈坤变卖家产，招募乡兵千余人，亲自操练，人称“状元兵”。

嘉靖三十六年，倭寇流窜至淮安，焚烧劫掠，沈坤率乡兵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寇始退。嘉靖三十八年，倭寇又犯淮安，沈坤严行军法，率乡兵反击，射中其魁，人称“埋倭墩”。巡抚李天宠赞其经略及御侮之功，特荐于朝，任其为北京国子监祭酒。未及上任，给事中胡应嘉等密奏，诬其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反。嘉靖三十九年，南京山东道御史林润又据流谤劾沈坤居乡横暴，擅用非刑，被削籍逮京拷讯，瘐死于锦衣卫狱中。

纪一

这状元，本该是天下最得意的读书人。朱红的袍，乌黑的纱，琼林宴上御笔亲点的荣耀，足以光耀一门，泽被乡里。然而历史偏偏记下了另一个沈坤，一个在淮安城的烽火里，散了家财，练了乡兵，最终冻毙于风雪狱中的沈魂。他的一生，仿佛一曲悲怆的变调，从金殿传胪的华彩乐章，陡然转入马嘶箭鸣的杀伐之音，终而沉寂于铁窗下的无声呜咽。

嘉靖二十年的状元及第，是何等的风光！“淮安一郡，自古未有魁天下者，有之自坤始。”史书上这寥寥一笔，承载了多少乡邦的期盼与自豪。他走出了大河卫那个军户商贾之家，凭着绝顶的聪慧与寒窗的苦读，一步步踏入翰林院，成为清贵的修撰。那时的他，大约以为此生便是与经史子集为伴，在翰墨书香中安稳度日了罢。然而，他“性情刚直”，在盘根错节的官场中，这便成了原罪。于是，十几年翰林院的冷板凳坐过去，最终被打发到南京去做个国子监祭酒，算是被轻轻推出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纪二

命运的转折，常在不经意间降临。母亲的离世，按礼制给了他三年丁忧的假期，也给了他一段全然不同的人生。他携着母亲的灵柩回到淮安，这片土地正被倭寇的刀锋与烽火蹂躏着。那是怎样一番景象！东南风一起，海上的盗匪便如蝗虫般扑来，自南通、扬州一路烧杀抢掠，直逼淮安。而本该保境安民的官兵，却因腐败与懦弱，每战必溃。父老的哭喊，家园的残破，想必是深深地刺痛了这位书生状元的心。

于是，史上罕见的一幕发生了。这位文曲星，毅然散尽家财，变卖田产，树起了抗倭的大旗。他招募乡勇，亲自操练。我想象他立于校场之上的身影，或许不再有翰林官的儒雅，而是蹙着眉，抿着唇，目光如电，声音因日夜的操劳而沙哑。他将笔换作了剑，将经史换作了兵书。那支由他一手缔造的“状元兵”，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成了淮安百姓在漫漫长夜中最坚实的一道屏障。这比威名赫赫的戚家军，还要早上一载有余。这是何等的胆识与担当！

纪三

然而，历史的吊诡与残酷，正在于此。当倭患暂平，功臣李遂高升而去，并为沈坤挣来一纸北京国子监祭酒的任命时，诬告却如毒箭般从暗处射来。“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叛朝廷”——这十二个字，何其沉重！一个倾家荡产以保家卫国的人，竟被扣上“谋叛”的罪名。这莫须有的指控，背后是官场的倾轧，是小人的嫉恨，或许，也隐隐有那庞大帝国机器对于任何“体制外”力量的天然疑惧与不容。

他被捕入狱了。嘉靖三十九年的春天，当京师或许已有杨柳风、杏花雨时，这位曾叱咤风云的状元，却只能在阴暗潮湿的牢狱中，拖着病体，承受着拷打与凌虐。最终，他不是牺牲于抗倭的战场，而是“冤死于狱中”。史书上那句“冻毙于风雪中”，虽未必是字面意义上的冻死，却以其刺骨的寒意，为他悲剧的结局，作了最传神的注脚。那是一场人心的风雪，一场时代的风雪，比任何自然界的严冬都更令人绝望。

终纪

沈坤的墓，静静地躺在淮安西湖畔的金牛冈上。朝廷遗忘了他，史册也差一点就要将他轻轻翻过。但家乡的百姓记得。那座由瞭望所改建的“状元楼”，那本民间编纂的《垂永录》，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道理：青史或许偶成于庙堂，但人心的丰碑，却永远筑在民间。他的同窗好友，那位写就了《西游记》的吴承恩，是否也曾在他的神魔世界里，为这位挚友的魂魄，寻一个荡妖除魔、得成正果的归宿呢？

合上眼，仿佛看见四百多年前的淮安城头，一个书生身影，独立于烽烟之中，他的身后，是万家灯火。而那最终吞噬了他的风雪，至今思之，犹觉凛冽。

 作者简介：张健，民建会员，皖籍作家，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省小说研究会员，炎黄文化促进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