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最后一课，王老师握着粉笔的手颤得厉害，不是怯，是三十五年讲台刻下的惯性。白色粉笔灰落在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积了薄薄一层，像落了场下在她身上就化不开的雪。她总把粉笔用到指腹捏不住才肯丢，说“省一支，就能多给娃们添页课外书”，这话她讲了半辈子，没人当真，直到她退休那天。

 

校长推开教室门时，讲台上的粉笔头堆得像座小坟。“这些玩意儿看着轻，”校长的声音沉得砸在地上，“堆起来能压垮人。”人群里的笑没敢浮上来。他捏起个比黄豆大不了多少的粉笔头，指腹蹭过上面的裂痕：“当年有个娃总错一道数学题，王老师陪着他在黑板上写，一支新粉笔，从早读课写到日头偏西，最后就剩这么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