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云般飘散，唯有那年盛夏的一场“赶考”，至今清晰如昨。

     1985年7月20日，周六。清晨六点，家人尚在熟睡，我轻手轻脚起身，洗漱后简单垫了点东西。指尖摸过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又确认了裤兜里的路费与饭钱，感觉一切妥当，才推开华县杏林卫生院的大门，直奔火车站。

     这卫生院恰在华县火车站广场西侧，到站台不过几步路。正因如此，要去渭南参加地委党校首届大专班招生考试的我，起初心里满是从容。站在广场上抬头望，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显然又是仲夏里一个酷热的日子。

     这趟从潼关开往西安的省际慢车，我回渭南老家时常坐。按往常规律，火车七点半前准能到渭南站，出站后换乘去林机的公交，八点前赶到党校，完全赶得上八点半进考场——我当时这般盘算着，半点没料到意外会突然降临。

     火车行至树园站，竟停着不动了。我急忙问列车员，得到的答复是“避车晚点，估计到渭南站要迟48分钟”。这话如五雷轰顶，我瞬间懵了——这不是要误了我的考试吗？

     一股无名的焦躁涌上心头，可面对这“铁长虫”，我半点办法也没有。想下车转坐汽车？根本行不通。八十年代的华县到渭南，虽不算远，但火车、汽车一天就那么几趟，错过了，当天就别想再出发。我开始懊恼自己的大意：若不是图省事、耍小聪明，提前一天去渭南备考，何至于落到这般境地？到时既没法跟单位交代，也没法跟家人说。

      那48分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再多的怨恨也无济于事，我只能攥着拳头，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忍，再忍忍。

      终于，火车重新启动。驶出渭南站时，我低头看表——八点十五分，去林机的公交早已没了踪影。我顾不上多想，拔腿就往老城方向跑。万幸的是，跑到南塘街口时，一辆去林机的公交恰好过来，我急忙跳上车，靠在车厢里，胡乱擦了擦额头的汗。

     可没等我松口气，新的意外又来了：公交行至渭南老桥，竟突然拐了个弯向北开去。我心里一紧，忙问司机：“师傅，这车不是去林机吗？怎么朝北走？”司机头也不回地答：“礼拜六礼拜天，不去林机，只到大桥。”

   “妈呀！”我心里喊了一声，急忙跟司机解释自己有急事，坐反了方向想下车。还好，司机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停下车让我下了车。我站在路边，只觉得今天所有倒霉事都凑到了一块儿。

     还能怎么办？跑吧！我几乎是疯了似的朝着党校的方向冲。可到了党校门口，又被门卫拦了下来。“干啥的？”      “考生。”“考生？你没看都几点了？”我低头看表——八点五十多。望着门卫老同志，我急得声音发颤：“师傅，我不是故意来晚的，火车晚点了，真不怪我啊！”

   “哪个县的？”“华县。”门卫见状，扭头进了门卫室打电话。我哪敢等，趁机溜进大门，直奔墙上张贴的考场安排表。可一看，我又慌了——我的考场根本不在党校，在东关小学！我赶紧折回去问门卫：“师傅，东关小学在哪儿？”门卫还在打电话，只抬头指了指老街东边。我谢都来不及说，拔腿冲出校门，一溜烟向东关小学跑，身后门卫的叫喊声越来越远，我却没心思回头——此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进考场。

      好在东关小学离党校不远，几分钟就跑到了。可校门口的三个门卫又将我拦了下来。“干啥的？”“考生。”“入场时间早过了，不能进！”我急忙解释，说自己是华县来的考生，火车晚点才误了时间，是特殊情况。可三个门卫只是重复一句话：“时间过了，不行。”

     我又急又气，忍不住跟他们吵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位监考领导听到门口的动静，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先问了门卫情况，又转头看向我，随即对门卫说：“让他进来吧。”

      进了校门，我跟着这位领导走到院子中央。他停下脚步，转过身问：“哪个县的？”“华县。”“准考证给我看看。”我连忙递上准考证，他翻了翻，又用严厉的目光打量了我许久，开口问：“为什么没按时进考场？”“我早上从华县坐火车来，到树园站时火车避车，晚点了48分钟，我实在没办法……”“说实话，真是这样？”他的目光犀利，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像个犯错的小学生，小声却坚定地答：“是。”

      他又打量了我一会儿，缓缓说：“以后不能这样做事。”随后将准考证递还给我，摆了摆手，让我去考场。谢天谢地！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一半，只觉得浑身都松快了些。

       在东关小学的考场安排表上，我查到自己在第十八考场，就在学校后边。我三步并作两步找到考场，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出示准考证后，终于得以入场——我的座位恰在前排中间第一桌，监考老师很快将考卷递到了我手里。

     “嘘——”我长长舒了口气，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总算彻底落了地。看了眼手表，九点四十分，考试已经开始一个多小时了。我望着考卷，胸口还在怦怦直跳，难以平静。浑身的汗早就把短袖衫浸透，前后都湿得能拧出水来。悄悄扫了眼考场，其他考生都在埋头紧张答题，大多还戴着眼镜——我心里不由得犯嘀咕：自己今天，该不会是来“陪考”的吧？

      考场里的三位监考老师都是四五十岁的女老师。见我迟迟没动笔，其中一位走了过来，示意我跟她到教室外。我心里纳闷，却还是跟着走了出去。她温和地说：“你看你，满身都是汗，这样怎么安心考试？那边有洗脸水，先去洗把脸，静下心来再答题。”

      短短几句话，却像山间清泉般淌进心里，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焦躁与慌乱。多好的老师啊！不愧是教书育人的人，连这么细微的地方都能留意到，真让人感动。我连忙道谢，洗了脸后回到考场，终于能沉下心来答题。

     上午考的是《政治》。当十一点半的收卷铃声响起时，我郑重地将自己的第一份答卷交了上去。 

       八月十五日，一封渭南地委党校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我手里。九月一日，距离高中毕业已经十三年的我，再次坐进了教室，成为地委党校首届理训班的大专新生，开启了为期两年的学习生活。

        如今再想起当年那场“赶考”，依旧心有余悸。若不是那位明事理、敢担当的监考领导，实事求是地给了我一次机会，我恐怕连考场的门都进不了，人生或许就是另一番模样；若不是那些细心体贴的监考老师，用温暖的关照帮我平复心绪，我也未必能答好考卷，更谈不上被录取。

     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在我险些错失机会的“失阶”时刻，是他们伸手拉了我一把，让我得以站上更高的平台。这份恩情，我始终记在心里。在此，我想衷心为他们送上祝福：愿好人一生平安。

       五十年光阴弹指而过，许多往事早已模糊，可那位监考领导“以后不能这样做事”的教诲，却像一根警鞭，时时提醒着我，伴我走过了后来的人生路。

（特邀通信员 界河）

终审：孔绪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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