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小学往事

               吕复清

七十年代末，我在村里上一年级，学校有好几排南北平房，还有四件东向的厢房，听老人说，这原来是杨姓地主家的老宅，四九年快解放的时候他们全家去了台湾，从此杨家人再也没回来过。

一年级没有蹲级生，除了一年级，每个级都有蹲级生，都比我大好几岁，最大的比我大三四岁。

一年级二年级都是慧老师一个人教语文和数学，我一直都是组长，负责收发作业。慧老师不仅教课，她还会理发，上自习的时候，炉子里用松菱子（松塔）引燃再填上煤饼，上面一个大铁壶烧着水，从后向前她给一个一个男生理发，理完后让男生自己洗头，给我理完发了我自己不会洗头，胡乱摸索几把就想走，被慧老师叫住，她按着我的头叫着：老先生哎，这样洗啊…结果她还是亲手给我洗的头。

有一年夏天，慧老师正在上课，她五六岁的小外甥女过来找她，那个年代农民都穷，小外甥女还赤着脚光着腚，现在小外甥女成了我老表媳妇了，几年后我还去看望过慧老师，现在她早已退在家休颐养天年了。

三年级另一个慧老师教我们，这个慧老师她性格和蔼，从来不体罚学生，我非常喜欢她。不像别的女老师体罚学生，那种体罚不是单纯的罚站那么轻松，而是用木制黑板擦打学生，打得女同学头当场就出血了，把同学们都吓傻了……

慧老师教我们算盘，一千以内的加法减法乘法，黑板上挂着一个硕大的算盘，中间的竖杆上有硬的塑料丝，扁平的小菱形算盘珠拨上去就固定住了，不会掉下来。我们则是拿着小算盘在下面打，算盘长度大约四十公分宽三十公分那种。我家的算盘是当生产队会计的爹用过的，大姐用过二姐用过，我也用过，现在那个算盘还在，算是老古董了。

当时我们打算盘都打得有模有样，现在全都忘记了，我就有点纳闷了，为啥那个小小年纪我还能会打算盘？

三年级大娟和我是同桌，坐在第一排，我俩不像网上说的那样，中间画一道线，谁过线谁就被挨打，两个人关系很好，从来没有吵过架红过脸。

别人都叫大娟乳名大嫚（mai,4声），我从来不叫，论辈分我还得叫大娟叫姑姑。

她爸是公社干部，大娟经常用比较高级的钢笔，可把我羡慕坏了，我至今还记得她用一款红褐色的钢笔，非常高档的那种，写的钢笔字也很漂亮，我那会的钢笔还是黑色的很粗那种，好像是几毛钱一支。

四十五年后的一次酒会上，又遇到了大娟，当我说起她那支令我羡慕不已的钢笔时，大娟非常诧异但非常高兴，她诧异的是我的记忆力如此之好，高兴的是以前的同桌又相逢了。

那个年代村里经常晚上举办文艺汇演，两位慧老师表演了歌剧《绣红旗》，赢得了社员们一阵阵掌声，三年级慧老师优美的歌声我至今难忘，从此我就记住了这首好听的歌剧叫《绣红旗》。

到了五年级，我又认识了新的同学，一个班有三个村的学生组成。我一直都在憎恨上天对我的不公，赐予我一副孱弱瘦小的身板，所以到了五年级，依旧还是坐在第一排，同桌又是女同学。女同学叫大芬，长得漂亮又不失活泼，我俩依旧关系很好。

这次教我们的两位老师，全是男的，而且一位数学老师很凶，体罚学生很厉害，最擅长就是五指搧。

我被搧过好几次，但都不严重，其他同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亲眼所见一位男同学被搧得鼻子流血，他一边哭着一边抹着眼泪，眼泪鼻涕混着血水，那个样子可恐怖了，看得我浑身哆嗦 ，现在这位同学早已是西部军区的一名高级指挥官了。

还有一位男同学也是被搧得脸上有五指印，他不仅不哭反而犟嘴，越犟嘴越搧得厉害。现在想想，你犟嘴干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算了，人家毕竟是老师，对都在老师，错都在学生。

在学乘法分配律时，数学老师放学前就布置了作业。多亏那次我吃过晚饭马上就趴在俺娘陪嫁的手箱子上，在煤油灯下写完了数学作业，而且还是在数学辅导书上写的，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

第二天步行三里地走到学校。一进教室就看见数学老师正严肃地坐在讲台的凳子上，看见我进教室了，“把你的作业拿出来！”我吓得哆哆嗦嗦从书包里拿出数学辅导书，他一把夺过来闷头检查起来，算我运气好，全都做对了，还好没挨他的五指搧。

大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她跟数学老师还是一个村的，做错了数学题，没挨五指搧却被老师拼命拖倒在地，拖着大芬一只脚就拖出去了，大芬滑倒在地，后腰上被水泥讲台边缘划破了一道小红口子，过后大芬撩起上衣后摆让我看，跟我说她腰上的小口子过了好几天依旧还疼。

我跟大芬是好朋友，经常给我小人书看，还给我山楂和人丹吃，五年级毕业后大芬去了别的学校，这快五十年了，再也没见到大芬。

在学圆柱的表面积和体积的时候，数学老师为了让我们增加记忆，就让我们测量教室里打扫卫生的洒水桶的表面积和体积。

让我现场测量，我当时都吓懵了，手里拿着塑料直尺，到底是量直径还是量半径，搞不清楚，再说那个桶上边粗下边细，这怎么测量？

还有一道题，说一支羊拴在草地上，它的缰绳是2点1米，问，这只羊最多能吃多大范围的草？这题我看着就懵，这个怎么算呢？

轮到数学老师点名让同学上讲台做这道题了，我在下面闷声祷告：千万别叫到我，千万别叫到我……结果叫到一名别的男同学，他也不会，不会也得硬着头皮去黑板上做去，这时教室门外有人找数学老师，老师就出去了，台上那位同学赶紧低声问下面他们一个村的蹲级生怎么做，蹲级生低声快速地说：2点1米是半径，求圆的面积！我听得一清二楚恍然大悟。

有了高人指点，从那以后我数学慢慢就开窍了。

我的书包里一直藏着一把链条枪，还有一盒火柴，那是引燃枪用的，有次放学路上我放了一枪，响声很大，把旁边路过的一位妇女吓了一跳，第二天链条枪就被语文老师没收了，肯定是那位妇女告的秘，毕业了那把链条枪也没还给我。

五年级的冬季，我在放学路上看见有卖小绿色苹果的，现在看来，苹果是国光品种，可当时我不认识啥品种，只知道苹果好吃。

我身上没钱，尽管身上没钱我也站在苹果摊前站了好久，摊主是邻村人，他看我馋小苹果，知道我没钱，就说没钱可以拿玉米棒子换。

可以用玉米棒子换？那还不好说？家里有的是玉米棒子，从那以后我书包里就多了两瓣玉米棒子，到了苹果摊前换五六个小苹果吃。

后来就有传言传出来说我村的玉米长得很好个头不小，这肯定是那个苹果摊主说的，因为我经常偷家里的玉米棒子换苹果吃。

数学老师一直体罚我们，不体罚的转折点在于一部彩色电影《苗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反映教师题材的电影，故事的主人公苗苗老师对学生爱护有加，从不体罚学生。

数学老师看了这部电影深受启发，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他自我检讨对不起同学们，不久之后我们照完黑白色毕业照就毕业了。

快要升初中考试了，放学后我一直看我二姐的作文辅导书，上面有段文字我觉得挺好，于是就背诵下来了，这段文字具体不记得那么清楚了，大体是……写作业遇到了难题，思考了好久，还是没有答案，于是冷水洗了把脸，推开窗户，天上的星星正一眨一眨地望着我，仿佛在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你一定能行的……后来在考卷作文上我写下了这段话，作文得了高分，我有幸被重点初中录取了。

几年后一位学习比我好的同学酸溜溜地说想不到我能被重点初中录取，这分明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呗。他没有被重点初中录取，所以他才这样说。

升初中考试那天，中雨，两位老师带领我们步行八里路去的，那个年代我们都穷，没有雨伞没有水鞋，我披着一块小透明塑料布，穿着破旧凉鞋，一路泥泞，到了考场淋得浑身湿漉漉的。

上午考的语文和常识，下午考的数学。中午两位老师带领几个大个子同学到学校隔壁的粮所去买油条去了，我早上吃的烩玉米饼子，本来就不喜欢吃玉米饼子，所以我吃得很少，到了中午肚子那个饿啊，饿得我到处翻看桌子里面的书，想用读书来转移饥饿，结果翻出一本作文本来，上面有一篇文章是写作者的大爷给他/她送油条来，看见油条这两个字，我更加饿了，仿佛油条的香味正朝着我迎面扑来，越看越饿，越饿越看，终于撑到油条买回来了，我狼吞虎咽，一会就把油条吃完了，那香味我至今记得，因为极度的饿才忘不了她。

下午考完常识又步行八里路走回家去了。二十天后，我们又返校去开毕业茶话会，好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上面摆满了西红柿，构瓜，甜瓜，西瓜，同学们吃得津津有味，从此以后不再受体罚了，可算是解脱了。数学老师拿过一个西红柿，拿出手绢擦了擦吃了，还说这手绢上有一股马拉琉磷的味道。（一种剧毒农药）吃过水果就代表我们小学毕业了，同学们就各奔东西了。

有一位女同学大彩，她学习不好，脸色蜡黄嘴唇发紫，头发蓬松，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数学老师有次看过她的作文本，还笑话大彩的错别字太多了，数学老师大声用笑话的口气念着……我上了坑（其实是炕）……几年后在乡镇烟站一位漂亮的女孩喊我的名字，这谁啊？我不认识呢，旁边有人戳戳我，这不就是当年的大彩吗？我这才想起来是她，现在出落得这么漂亮了，跟当时的电影演员陈晓依容貌不相上下，难怪人家说女大十八变，的确如此。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大彩。

考试那天的那场中雨，升入重点初中后的一位同班女同学几年后也有印象，她说当时她提溜着凉鞋赤着脚走回去的。

小学毕业至今四十七年了，许多往事至今还记得，我不会去记恨曾经体罚过我的老师，毕竟老师们教会了我知识，应当感谢老师才对，现在见了老师，我依旧会暖心地叫一句：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