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文明的初章与信仰传承的密码

—— 评王安润《先驱》的叙事维度

作者：柔 旋

王安润的纪实文学《先驱》并非一部简单的历史回忆录，而是一场关于 “正义如何落地” 与 “信仰如何延续” 的深度叙事。当多数同类作品聚焦于革命先烈的牺牲悲壮时，这部作品却另辟蹊径，以新疆解放初期的司法实践为经线，以多维度的 “精神载体” 为纬线，编织出新中国司法文明的奠基图景，也破解了革命信仰跨越时空的传承密码。它让我们看到：先驱的价值，不仅在于用生命开辟道路，更在于用行动确立规则、用记忆照亮未来。

一、从 “血色复仇” 到 “程序正义”：新中国司法文明的具象实践

《先驱》最具突破性的叙事，在于它将 “审判杀害烈士凶手” 这一充满情感张力的事件，转化为新中国司法文明初创期的 “活态标本”。作品没有沉溺于 “惩恶扬善” 的朴素情感宣泄，而是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 “从复仇冲动到程序正义” 的理性跨越 —— 这正是新中国司法与旧时代暴力统治的本质区别。

刘护平的形象是这一跨越的关键注脚。当张思信交代出残杀毛泽民、陈潭秋的细节时，“干警们怒火中烧，恨不得将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碎尸万端”，但刘护平 “很快冷静下来”：“我们不是国民党，一切得按法律程序走”。这句朴素的话，道破了新中国司法的核心准则。作品对审判流程的还原，更将这种 “程序正义” 具象化：从公安部门侦破预审，到公安厅移交 16 名罪犯的详细材料；从审判委员会设五个审判小组分工审理，到方立撰写判决书时 “必须站得住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的审慎；甚至连书记员吴凤娥 “怀着孩子没日没夜做记录” 的细节，都在印证这场审判的严谨性 —— 它不是一场 “快意恩仇” 的清算，而是一次 “以法律名义捍卫正义” 的制度实践。

包尔汉的参与则让这场司法实践更具象征意义。作为曾被盛世才投入监狱的受害者，他对凶手的仇恨本应比任何人都强烈，但当他以审判长身份端坐于公审大会时，展现的却是超越个人情感的司法理性。他用汉语与维吾尔语双语宣判，既照顾到新疆多民族的现实，也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公审大会上 “八万余众凝神聆听” 的场景，本质上是一场 “法治启蒙”：民众看到的不仅是凶手伏法，更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逻辑 —— 正义不再依赖权力的任性，而源于规则的坚守。这种从 “血色复仇” 到 “程序正义” 的转变，正是《先驱》为我们揭示的新中国司法文明的 “第一粒扣子”。

二、记忆载体与空间符号：信仰传承的可感路径

革命信仰的传承，往往依赖于具体可感的 “载体”——《先驱》的深刻之处，在于它系统梳理了这些载体的形态，让抽象的 “先驱精神” 变得可触、可忆、可传。这些载体既包括文字与物件，也包括特定的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了信仰传承的 “立体网络”。

文字载体是信仰的 “凝固形态”。毛泽民狱中答词 “不能脱离，气节还有”，短短八字，却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誓言；包尔汉《新疆五十年》中对俞秀松的回忆，将个人经历转化为革命历史的鲜活注脚；方立参与撰写的判决书，不仅是法律文书，更是对烈士牺牲意义的官方确认 —— 这些文字不是冰冷的史料，而是信仰的 “活化石”。2025 年陈潭秋之子陈楚三捐赠的 “珍贵史料图书”、方立之女李维青与陈楚三共同查阅的资料，更让文字载体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纸张会泛黄，但文字中蕴含的信仰力量却能不断新生。

空间载体则是信仰的 “沉浸式课堂”。六道湾坟场，这个曾掩埋烈士遗骸的荒凉土坡，因张思信的指认而成为 “血色记忆的坐标”；乌鲁木齐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烈士墓碑不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民众祭扫缅怀的 “精神圣地”；韶山冲的毛泽东故居、黄冈陈策楼镇的陈潭秋故乡，更成为信仰的 “根源地”—— 当广播剧《毛泽民》主创人员在韶山拍照、《陈潭秋》主创人员置身黄冈 “如血的花海” 时，这些空间便完成了从 “地理坐标” 到 “精神符号” 的转化。

人们在这些空间中触摸历史，本质上是在与先驱进行 “心灵对话”，而《先驱》正是这场对话的 “向导”。

宏大的历史叙事往往容易忽略个体的 “微光”，而《先驱》却以三条交织的个体叙事线，让新中国司法史与革命信仰史变得有温度、有烟火气。作者王安润的 “警察梦”、方立的司法生涯、烈士后人的传承行动，三条线索相互映照，共同解构了 “先驱” 的 “神圣化” 标签，还原出其 “普通人” 的底色 —— 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坚守与追寻，才让宏大的历史有了坚实的根基。

作者的 “警察梦” 是最具代入感的 “平民视角”。15 岁追捕小偷的 “壮举”、因 “右心高电压” 错失政法干校的遗憾、看到校友穿警服时 “捂着被子昏睡一天” 的失落、即便成为教师仍 “叩开局长办公室” 争取转行的执着…… 这些细节没有丝毫 “高大上” 的修饰，却精准捕捉到一个普通人对 “正义” 的朴素向往。当他最终通过采写《他为崇高使命而献身》，让监狱干警程建华的事迹传遍全国时，我们看到：并非只有穿上警服、参与审判才算 “追随先驱”，普通人以自己的方式践行正义，亦是对先驱精神的呼应。这种叙事，让 “先驱精神”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 “英雄专利”，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触摸的 “精神底色”。

方立的叙事则展现了 “先驱” 的 “职业坚守”。从延安时期追随马锡五学习司法精髓，到西安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书记员，再到新疆审判中 “夜以继日核对审讯材料” 的严谨，方立的经历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充满了 “于细微处见精神” 的坚守。93 岁双目失明时仍能清晰回忆审判细节，退休后多次到烈士陵园祭扫 —— 这种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的执着，正是司法先驱最珍贵的品质。作品没有将方立塑造成 “司法圣人”，而是还原出他的 “遗憾”（未能参加公审大会）与 “坚守”（关注审判每一个环节），这种 “不完美” 让 “先驱” 形象更真实、更可敬。

结 语

《先驱》的价值，在于它跳出了 “纪念文学” 的窠臼，为我们提供了两种重要的 “认知范式”：其一，它让我们看到新中国司法文明的起点 —— 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刘护平的冷静、方立的审慎、包尔汉的理性构成的 “实践样本”；其二，它让我们读懂信仰传承的逻辑 —— 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文字、空间、个体行动构成的 “可感网络”。

在当下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红色文化传承日益重要的语境下，《先驱》的叙事更具现实意义。它告诉我们：先驱们用生命确立的 “程序正义”，需要我们在每一次司法实践中坚守；先驱们用热血铸就的 “信仰”，需要我们通过每一个普通人的行动延续。当我们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看到陈楚三与李维青紧握的双手，在红色图书捐赠现场看到泛黄的史料，我们便会明白：《先驱》所记录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需要我们继续书写的 “精神传统”。而这，正是这部纪实文学最动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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