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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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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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艺术琐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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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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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朝花夕拾》是一部回忆性的散文结集。这部作品以优美的笔调，深挚的感情，夹叙夹议的方式，挥洒自如地记叙了作者从童年到辛亥革命时期的片段经历，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从城镇到农村，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等一幅幅广阔的生活画面，勾划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风貌，不仅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笔者在这里试就它的艺术特色挂一漏万地谈几点浅见，以就正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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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散而神不散
“形散而神不散”是散文的基本特点和写作要求。所谓“形散”，是指取材的范围广阔，形式不拘一格，表现手法灵活，结构安排自由，情节开展伸缩性大；它放得开，如行云流水，不受固定框框的限制。收得拢，象放风筝那样，既要乘风凌云，又要一线相牵，收归到作家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上。
“形散而神不散”，是散文创作的艺术辩证法。这正是《朝花夕拾》的显著艺术特色之一。
《朝花夕拾》中的散文，思路是纵横驰骋的，时而写人，时而叙事，时而抒情，时而议论。如《五猖会》，从题目看，这篇文章似乎是写这一盛会的实况，然而不是。作者先写儿时渴望看到赛会的盛况而总是不能如愿的遗憾，又写《陶庵梦记》所记明代赛会的“豪奢”，再写亲眼见过的一次“较盛的赛会”，深深地引动了读者随他赴会的兴致。接着，又写赛会所在地东关的梅姑庙和五猖庙，读者跟五猖会是愈来愈近了。可是正当我们紧随“笑着跳着”的孩子准备上船出发的当儿，大煞风景的事出现了：父亲勒令孩子把二十三行《鉴略》读熟背出，否则“就不准去看会”。孩子在拼命地背，读者在焦急地等。待到孩子“梦似的”把书一气背完，读者正要舒一口气时，文章却戛然而止了。原来作者並不是要写什么五猖会，而是要控诉封建教育对孩子身心的摧残。前面大段的铺叙和渲染，看似“放野马”，其实缰绳在手，正是为了突出和深化这一主题思想。
鲁迅先生曾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三闲集•怎么写》）所谓“随便”，就是说，散文的写作，最宜笔墨姿肆，挥洒自如，形式可以灵活多变，它並不意味着鲁迅下笔是随心所欲的。鲁迅自己就说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的散文如同他的小说创作一样，都是经过对题材的反复提炼，深入开掘，精心构思，周密思考，方才下笔的。因此，鲁迅的散文，无论是写人叙事,他决不自然主义地有闻必录，决不罗列事实，面面俱到，一览无余，而是严格地挑选典型的事件和人物，巧加安排，丝络有扣地向纵深开掘，从而有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突出作品的中心思想。从全篇来看，譬如《二十四孝图》，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抓住反面典型“二十四孝图”狠加批判，指出它们的谎言谬说，荒唐可笑。但鲁迅批判“二十四孝图”，並没有把二十四个行“孝”之事逐一批驳，对有的“孝”事干脆一字不提，有的“孝”事则几笔带过，而是集中笔力深批“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鲁迅拿这两件“孝”事开刀，乃是精心选择的结果。因为在“二十四孝图”中，它们最能说明“孝”道的本质，各自起了反面典型的作用。鲁迅抓住它们进行批判，从而揭露它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这就生动有力她写出扩封建“孝”道的虚伪性和残酷性。
取材广泛而立意集中，笔势纵横而主旨鲜明，丰富而单纯，形散而神不散。这是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向我们提供的宝贵的艺术经验，对于指导今天的散文创作，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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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的回忆
“诗言志”、“歌缘情”。诗情，是文艺作品，特别是诗歌和散文艺术生命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诗情，就很难产生艺术感染力。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没有热情，就不可能有任何诗。”（《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60页）鲁迅也说过：“没有文思，做出来也是无聊的东西。”（《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12页）散文和诗歌一样，应该抒发“作者心灵的歌声”.抒情在散文中不只是直抒胸臆，更多的情况是要渗透到写人、叙事、写景和议论中去。
《朝花夕拾》是“回忆的记事。”（《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在《朝花夕拾》的《小引》里，鲁迅说到自己“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觉得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是他“思乡的蛊惑”。它们也许要“哄骗”他一生，使他“时时反顾”。鲁迅的“反顾”，也就是以充满诗意的感情回忆和缅怀青少年时代生活中的“美的人和美的事”。例如保姆长妈妈，异国老师藤野先生，留日同学和战友范爱农，以及诸如儿时在百草园的快乐有趣的生活，逢年过节去看迎神赛会的欢悦，等等。作者缅怀这些故人往事时，总是感极思深，激情满怀，因而遣之于笔端，录之于纸上，形成为优美动人的诗的散文，蕴藉深厚的散文的诗。
《阿长与山海经》里的长妈妈即阿长，是鲁迅幼年时的保姆——一个连姓名都是顶替别人的农村劳动妇女。她虽然受到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的熏染，有一套“妈妈令”，並且喜欢在背后说长道短，但是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对鲁迅也有着纯朴的爱。当鲁迅念念不忘《山海经》的时侯，别人都没有注意或者不肯管，长妈妈却用她微薄的收入终于把有画儿的“山海经”给他买到了，致使鲁迅“似乎遇着个一霹雳，全身都震悚起来”，深为感动。她“並非学者”，却办到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这种“伟大的神力”在少年鲁迅的心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甚至在三十年后，当鲁迅回忆到她的时侯，仍然满怀激情地说：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这是一段叙述长妈妈生平简历的文字。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何等深沉、强烈的诗情呵！它充分表达了鲁迅对这个地位卑微、身世孤苦、勤劳、善良、纯朴的长妈妈的深切同情、真挚的怀念和衷心的祝福；它含蕴着作者高尚的情思，洋溢着浓郁的诗意。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还从他的“反顾”中，挖掘和描写了他那不自由的童年中的自由快乐的生活片断。例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作者饱蘸彩笔，以抒情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童年鲁迅的乐园——“百草园”，把读者引进一个美丽清明的世界：那里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有在树叶里长吟的鸣蝉，伏在菜花上的肥胖的黄蜂，忽然从草间直窜云霄里去的轻捷的叫天子；在趣味无穷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有“低唱”的油蛉，“弹琴”的蟋蟀，有会喷烟雾的斑蝥，有“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化的“又酸又甜”的复盆子，有“莲房一般果实”的木莲，还有“臃肿的根”的何首鸟……。作者紧紧抓住景物的特征和儿童的心理特点，通过对这些景物的形状，色彩、声音、滋味气味方面的诗意渲染，把童年鲁迅天真烂漫的心情和自然景物的美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写，使人恰如置身于百草园与作者共同领略百草园的勃勃生机。在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美景的描绘中，表现了童年鲁迅广阔的生活趣味和对美好景物的喜爱，也透露出作者对朿缚儿意身心发展的封建教育的不满和反感。
《朝花夕拾》的抒情气氛是比较浓烈的，它除了有普通文学散文那样的抒情笔调，还有如同作者在其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战斗抒情。这种抒情，往往借助于直说或议论作为抒情的工具，来表达作者对所写的人或事的强烈的感情。
《朝花夕拾》充满诗情的回忆不是为回忆而回忆，也不是鲁迅“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他对那狭小的生活天地的流连忘返和对已逝的生命的低迴惋惜，而是由于现实斗争所触发，引起的对于往事的联想，这些联想又逐渐形成了较系统的回忆。
总之，《朝花夕拾》中的诗情的回忆是同现实的战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正是《朝花夕拾》的又一个显著的艺术待色，也正是它之所以富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高度的战斗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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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炼、传神的人物描写
和鲁迅的小说一样，在《朝花夕拾》这一集散文中，作者也塑造了许多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如朴实、善良而多嘴的长妈妈，专于学术而不拘小节的学者藤野先生，生性耿直、充满理想而又落落寡欢的范爱农；以至大声朗读的私塾先生，爱用奇特的药引，说“舌乃心之灵苗”、“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的医生陈莲河，教唆孩子作歹事的衍太太，.“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象一只螃蟹”一样走路的高年级学生，等等。这些人物形象，都着墨不多，而能情态逼真，栩栩如生，留给读者以难忘的印象，是与作者卓越的艺术描写的本领分不开的。
散文描写人物有别于小说，不能过多地追求情节的曲折和故事的完整，也不能过多的虚构；不能象小说塑造人物那样“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且介亭杂文未编•<出关>的关》）。《朝花夕拾》写的是真人真事，它的人物描写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创造，有写实和虚构的差別。虽然如此，但就其艺术描写手法而言，却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都用白描和传神的手法。
照鲁迅的解释，白描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它不仅真实，而且朴素。换句话说，就是用精炼的文字，朴素无华地写出栩栩如生的人物来。因为是白描，没有曲折的情节和细致的描写，不用纷繁的形容词和复杂的修辞格，也不用陪衬烘托，而人物仍能突现出来，紧紧抓住读者，这就需要一种三笔二画就能描绘出人物性格的本领。鲁迅最善于抓住人物性格最本质、最能传神的因素，掌握住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以十分精炼的笔墨，准确生动地写出人物来，从而收到以一当十，以一目尽传精神的艺术效果。这手法鲁迅在小说创作中是广泛运用的，在散文创作中也运用得卓有成效。
《朝花夕拾》中的人物形象描写，经常是选用几桩典型的生活事件作骨干，寥寥几笔就维妙维肖地勾画出描写对象的本质特征。例如写藤野先生，只写他面目黑瘦，八字须，戴着眼睛，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讲课时声调缓慢而很有顿挫，不注意穿着。这里没有气氛的谊染，没有场景的描写，而是单刀直入，用极精炼的语言，就把这个质补的日本学者的外貌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了。写藤野先生工作认真，勤于钻研，对作者耐心教海，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也只选择了批讲义、改解剖图、教解剖尸体、临别时的叹息、送照片等几个典型事例。
鲁迅说过：“无真情，亦无真相也。”《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88页）借“白描”以传神，特别需要作家熟悉人物，理解人物，並且对人物要有真情实感。作家对引起他崇敬的，好感的，厌恶的，同情的，怜悯的……人物，在心中不能呼之欲出，在脑中不能情牵梦绕，喜怒哀乐不与他们相通，是绝对写不出活的人物、鲜明的性格的。
“传神”是作家在人物描写上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所谓“传神”，顾名思义，就是“传”出被描写对象的“神”，即人物的带神世界和性格特征。它贯串在人物的声音笑貌、神色表情、动作姿态以及内心活动之中。文艺作品的“传神”，就是要善于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描写，把人物的精神和性格特征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试看鲁迅笔下的范爱农吧。《范爱农》这篇文章开头写到反清志士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遇难，这消息传到东京，在留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应。接着展现的是在留学生同乡会上就徐锡麟被害问题而商议要不要发电报时，鲁迅话音未落，“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种貌似无动于衷的冷言冷语，其实却充分表现了范爱农对清政府杀害他老师的愤慨情绪，也说明他对清政府的反动本性有着充分的认识，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紧接着作者又把说话人的外貌勾了几笔：“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藐视”。寥寥数语，神情毕肖，既表现了范爱农耿介、爽直的性格，同时，透过这“冷”话背后，还使人们看出他疾恶如仇的内心思想。作者着重把那“白多黑少”，“看人总象在藐视”的眼球勾了一笔，这不仅是外貌特征，还包含着“白眼看鸡虫”的意思。这正是所谓“传神”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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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此次重发，文字词句作了1点修改，修改稿将收入拙著《鲁迅研究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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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凯华，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邵阳学院早期中文四教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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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