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红鹰(四川)

      初秋的清晨，喀什古城仿佛被一层薄薄的、微凉的纱轻轻拢住，东方灰蓝的天际透着一抹怯生生的鱼肚白，稀疏的星子还未完全隐退，像遗落在深蓝丝绒上的碎钻；城里静谧得能听见远处巷子深处偶尔传来一两声推窗的吱呀声，或是鸽子在错落的屋顶上扑棱翅膀，咕咕轻语的微响，这声音合着我如鼓点般密集的心跳声，在心中奏起了激动且忐忑的乐章。激动是为圆一个沉积了四十年的期盼和梦想,忐忑是带上几位年龄六十多岁的老人，去海拔四千多米的帕米尔，恐怕高反，耽心身体出状况。但转念一想，人心中总有一块高地，未必是地理上的，却比地理上的更为峻拔，帕米尔高原之于我，便是这样一块高地。

       从四十多年前看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起，对祖国西部遥远神圣的帕米尔高原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中国唯一的原住白种人-塔吉克族人，充满了向往和寻秘的愿望,这愿望就像帕米尔高原的风，刮了千万年，都不曾刮走我痴人的魂魄。

      车子像一匹识途的俊马，轻快地跃上了314国道，赤裸嶙峋的昆仑山扑面而来，泛着铁青的光，默然肃立，像那亘古的仪仗。天际处，公格尔峰的白顶冷冷地闪着，像一尊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信仰,天地间唯有这铁色的雄浑。正感苍茫无际之时，一抹柔婉的白却毫无预兆地切入——白沙湖到了，那沙山，柔和得如同碾碎的月光，匀匀铺展；风过时，沙脊扬起如梦似幻的烟尘；湖水则是一块沉静的碧玉，将天光云影都小心翼翼地揽在怀中。

       此时，一位塔吉克女子请我帮忙拍照，她身着笔挺制服，是位护边员。闲聊间，她告诉我，父辈曾义务守边五十年，直到前年实在走不动了,才退下来了，而今她们守边国家发有工资，生活无忧，说话时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幸福的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白沙山亿万年的守候，这湖水千年的澄明，仿佛都凝铸在她与她的族人身上了。他们，才是这山河活着的、有温度的魂。

继续向上，慕士塔格峰如银甲头盔，塞满了视野。那是一种容不得一丝杂质的纯白，凛然沉默，带着宇宙般的威严。峰下，一个塔吉克青年正策马行过冰碛垄,身形如岩石般稳实。同行的向导低声说，这孩子的祖父、父亲，都是这里的护边员，如今，他也接过了马鞭。我忽然懂了，那冰峰的“纯净”与“坚韧”，便是这个民族心的底色与风骨。他们，已与这冰峰融为一体，成为高原上最硬气、也最恒久的风景。

       往红其拉甫的路，是更为严峻的考验。那三十六公里、六百多个弯道的盘龙古道，像天神随意抛下的绶带，扭结于苍褐山体。每一个急弯，都让心悬在深渊之上。直至看见那句“今日走过了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的路牌后，胸中才豁然开朗。六十二年的人生旅途，已基本走完了该走的弯路了。我想这句话不仅是说给旅人听的慰藉，而是一个民族用千年时光写下的注脚。

      下山后，拜访一户塔吉克老护边员。泥土小院干净整洁。老两口并排坐在一条胡杨树做成的条凳上，脸上刻着的皱纹，是堪比盘龙古道更密集的年轮。问起心愿时，老人眼里倏地燃起光，喃喃道：“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那光随即黯下，他拍了拍自己羸弱的腿。同行的摄影师迅速支起早已准备好的一张印有天安门的喷绘背景，老人换上了最好的衣裳，竭力挺直佝偻的背，站到画布前。当镜头对准时，他的目光仿佛真已穿越万里，望见了那飘扬的五星红旗，我的眼眶霎时湿了。

      归途经过班迪尔蓝湖与塔合曼湿地。湖水澄澈如凝固的松石；湿地则在秋阳下如暖黄的巨毯，雪峰倒映，牦牛漫步。几个嬉戏的塔吉克孩童争相诉说理想，有的想当兵，有的想去远方看海。可当我问“看过了还回来吗？”，他们却异口同声，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回来呀！”那个想当兵的孩子，已跨着枯枝，在这无垠的湿地上“驰骋”起来。

       行程将尽，回望千峰万壑，我才蓦然明白，真正撼动我的，从来不是这绝世风景。而是那女孩满足的微笑；是那青年刀刻般刚毅的面庞；是那老人竭力挺直的脊梁；是那孩童跨着木棍模仿父辈巡边的身影。他们的生命，赤诚而剔透，如高原磐石，沉默而坚韧地与脚下国土熔铸一体。

我带走的，不只有满眼风光，更有灵魂被那沉甸甸的忠诚，轻轻叩响后，长久的余音。帕米尔不语，却诉说了一切。

                      2025.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