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文/憨翁（吉林）

        我的母亲，个子不高却腰板挺直，透出刚毅和坚韧；眼睛不算大，却澄明清澈炯炯有神；满头白发逾显端庄慈祥；脸上浅浅的麻痕和一双裹得象粽子样的小脚儿，那是旧社会留下的伤痕。老人家九十岁那年辞世，绝大部分的生命过程承载了太多的劳作和艰辛。

       从我记事儿起，母亲的头发就是花白的。那是东北解放的前夜，我的母亲随着父亲挑担提篮一路讨饭闯关东，先是被困到长春，后来“爬卡子”逃出来，带着三个姐姐(大姐夭折早逝)来到九台地界的火石岭子。在杨家大院，一个流浪漂泊的家庭终于在这里落户生根了。父亲在隆吉公司私人煤窑打长工，挣的高梁米难以维持五口人的吃用，母亲便开始拼命开荒种地填补五口之家的空肚子。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了，我也降生了。母亲生我的那年四十六岁。乐得母亲左邻右舍挨家敲门报喜——“我有儿子啦！”“我有儿子啦！”在我身前母亲生了。五个姐姐四个哥哥，五个姐姐一个早亡，四个哥哥生下就没占住。母亲怕我占不住，便给我排在四个姐姐的后面叫“五丫头”，老辈乡亲都管我叫“范五丫”。上小学报名的时候仍沿袭女性征号起了个名字叫“范芹”，几次尴尬让我下决心把“芹”字悄悄改作了“勤”字，一直使用至今。那时家里虽然家境困窘，母亲还是尽一切可能呵护着这个范家的独苗苗儿，记得我都多大了，母亲还总把我裹在老棉裤兜子里焐着。后来营城煤矿变成国营的了，父亲被安排大车队上了班，母亲着实为父亲成了“国家的人”而尤增自豪，直到伤残回家。

       自打幼儿时，母亲给我的印象是酷爱土地，既使由农村搬到矿区，住上了公房，仍然丢不下北山根的土地。为了种地，她老人家自己设计制做了一双前边象卷起的牛舌头，后边带高腰袜桩的洒鞋，如椎子般的小脚拐拐楞楞地刨地、点种、锄地、收割。我母亲在种地方面对自己表现了相当的执着，对别人表现了不容置疑的強势。每天顶着星星下地，太阳不落山不收工。小时候我有时拗着不愿跟着母亲下地，这时候，那么娇惯我的她竟能忍心把我锁到屋里让我跪着，我也就这样傻傻地一直跪到她老人家天黑回来。甚至后来父亲公伤铡断了胳膊，也得用一支半胳臂夹着镐跟着她侍弄地。正得益于此，既使五八年开始的全国三年大灾荒我家一直有粮吃，没怎么挨着饿。

       到了八岁的时候我开始上小学。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对老师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敬重。每当我換新老师的时候，母亲必要到学校觐见老师，千叮咛万嘱咐:“这孩子淘，把他交给你了，你给我狠狠地管！”，可巧的是，天遂母意，从小学到中学我都堪堪遇到了硬𥻗子老师。比如教我小学到毕业的倪及云老师是个三十多岁未婚的老姑娘，教风严刻，管学生“狠”的出名。结果初中考试，我们班连窝端都被她送上了初中！母亲不仅尊师爱教，而且，学校的号召和大小活动她老人家都表现得格外积极，争先恐后，一次不落地参加。下农村抗旱，她怕我身小力单，就拿了个小水桶跟我抬水浇地。上中学那年正赶上矿中失火烧了教室，为响应建校号召，母亲跟我一起拉爬犁运砖；学校让交粪，母亲就陪着我捡粪，然后抬着土篮儿往学校送……，这么说吧，从小学到中学，在我妈的感召和陪伴下什么也没落过后。不仅如此，母亲非常热心公益活动，八栋宿舍住时，他老人家就一人“霸”下了扫大街和扫厕所的活儿，直到七、八十岁搬走了为止。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在这之前三个姐姐也先后“出门子”了，家里只剩下一双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母亲先是卖冰果为生计，肩背手拎四个大暖壶(后来同学给打了个木箱子，能装的多一些，可是背着更沉了)走街串巷地叫卖，赶上下雨阴天不好卖，冰果化到箱子、暖壶里，有缺头断角儿的，母亲也不舍的自己吃，背回来左邻右舍地送给邻居孩子们吃。后来，母亲开始给人家看孩子，看的都是没断奶的孩子，她老人家又把淳朴的母爱全身心地投送到别人家的孩子身上，抓屎把尿，端奶喂饭，付尽了辛劳。孩子的父母后来都成了我家的好朋友。

        十九岁那年，我们几位同学琢磨着要参军。这时我母亲已经六十二岁了，我走了以后就剩下她老人家孤身一人，确实没人照顾，可是我顾虑的却不是这些，怕的就是她老人家不让去。于是就想出了个主意，把母亲送到舒兰三姐家去，然后偷着走。可是，征兵同志坚决不同意，非得征求老太太意见。没办法，只得怀着忐忑的心情陪着征兵同志到了舒兰三姐家。然而万万没想到，我母亲竟然那样敞快地同意了，而且一番话说的那个令人感动:“旧社会我要了半辈子饭，是共产党救了我们全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一家。孩子要当兵保家卫国，是报答共产党，这是好事儿，我哪能不让去呢？”就这样，六十二岁的老人家送独生子参了军。于是，一位花甲老人又独自撑起了一个人的家……

范勤。网名憨翁。共和国同龄人，现居长春市。中华传统文化爱好者。常以诗词楹联灯谜陶情会友。中华诗词学会、解放军《红叶诗词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