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末的初春时节，经好友秋雨夫妇引荐，在上海拜见了文坛泰斗巴金先生。巴老是当代文坛望重的长者，著作等身，声名远播，而我不过是初窥文学门径的后学晚辈。秋雨兄夫人马兰师兄告诉巴金先生，这位文友林存正是林则徐、林语堂的后人，巴老眸中先是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化为温厚的笑意，他立身执住我的手良久，言道：“林氏文脉绵延，当有传人”，竟愿将我纳为弟子，亲授文学之道。那刻，我恍若置身江南烟雨里，满心皆是真切的欣喜，掌心传来的温度，提醒着这并非梦境。

     自那以后，我便成了武康路113号的常客。先生的居所无甚奢华，唯有满室书卷，从地板堆至窗台，墨香与旧纸的气息交织，沁人心脾。每次登门，先生总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手边一杯清茶，雾气氤氲中，他微笑着颔首示意。我盘膝坐在对面的小凳上，絮絮叨叨说着创作中的困惑——或是遣词造句的纠结，或是立意主旨的迷茫，先生从不打断，只是静静倾听，偶尔捻须沉思。待我说完，他才缓缓开口，言简意赅却字字珠玑，那些晦涩的文学道理，经他点拨，便如拨云见日般明朗。记得一次谈及“真实”，先生只说“写文章如做人，掺不得半分虚假”，仅此一句，便让我琢磨良久，受益终身。

     除了当面求教，电话里的闲谈亦是乐事。先生的声音略带沙哑，却中气十足，寻常问候时还透着几分疲惫，可一谈及文学，便立刻精神起来。我们聊鲁迅的冷峻，聊茅盾的厚重，也聊沈从文的清雅，从古今中外的名著到无名小辈的习作，无所不谈。有时兴起，先生还会念一段刚读到的佳句，或是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那些细碎的话语，如春雨般滋润着我干涸的创作心田。挂电话前，先生总不忘叮嘱“多读书，多走路，笔下才有真性情”，简单的话语，却成了我前行的座右铭。

       那段时日，先生的身体时好时坏，却总惦记着后辈。1998年冬，先生九十四岁寿辰，我赴医院探望，作协的同仁也齐聚一堂。先生坐在轮椅上，穿着素净的棉衣，虽话不多，却目光炯炯，听着大家谈论文学与时事，偶尔点头附和，眼神里满是对文学的挚爱与对后辈的期许。望着先生的模样，忽然想起此前与几位青年作家同访的情景，合影里我们青涩懵懂，怀揣着对文学的一腔热血，如今皆已在文坛站稳脚跟，想来这便是先生最愿见到的景象。我取出相机，拍下这温馨的一幕，让时光定格在这满是温情的瞬间。

      时隔三月有余，先生突患重病，卧床不起。我心中牵挂，时时打探消息。2000年春，听闻先生病情趋稳，我赶忙备了些音乐磁带前往探望——先生素来爱听音乐，病房里的曲目却寥寥。我从私藏中挑选了些，有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激昂，有肖邦夜曲的温婉，也有江南丝竹的清雅，希望这些旋律能为沉闷的病房添些生气。走到病床前，我轻声唤道：“先生，我来看您了，带了些曲子给您解闷。”先生缓缓睁开眼，认出是我，便伸出枯瘦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掌心的力量虽弱，却饱含着无尽的牵挂。后来听闻先生每日听着音乐，看看新闻，甚至还能看完一整出京剧录像，心中便安定了许多——先生安好，便是我辈最大的慰藉。

       2002年的寿辰，我再次来到病房。先生微闭双眼，在轻柔的音乐声中静静躺着，面色虽显苍白，却安详平和。看着这位为文学奉献了一生的老者，晚年竟要承受病痛的折磨，心中满是酸楚。世人皆称先生是“时代的良心”，赞他的品格如高山仰止，可此刻，他只是一位承受着病痛的老人。我默默站在床边，不敢惊扰，只在心中默默祝福，愿音乐能抚平他的伤痛。

      2005年秋，听闻先生病情危急，我心急如焚，一路疾奔至医院。病房外，许多作家友人皆神色凝重，静静守候。透过玻璃窗，看着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心中默默祈祷奇迹发生。然而天不遂人愿，傍晚时分，在柴可夫斯基《悲怆》的旋律中，先生永远闭上了双眼。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心中仿佛被抽空一般，那个指引我前行的灯塔，就此熄灭。

      次日，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一首悼诗，字里行间皆是对先生的哀思与敬仰。先生虽离去，可他的教诲、他的精神，却如明灯般照亮我前行的道路。这些年，我时常想起先生的居所，那满室的书卷，那藤椅上的清茶，那温和的话语，皆已深深镌刻在记忆里。我总想着，先生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地方，应当完整保留下来，建成一座文学纪念馆。让后世之人能踏足此地，感受先生的气息，品读先生的文字，传承先生的精神——这或许便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与先生相处的岁月，如同一卷淡雅的水墨画，虽没有浓墨重彩，却韵味悠长，滋养着我的一生。往后余生，唯有秉持先生的教诲，笔耕不辍，方能不负先生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