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末的初春时节,经好友秋雨夫妇引荐,在上海拜见了文坛泰斗巴金先生。巴老是当代文坛望重的长者,著作等身,声名远播,而我不过是初窥文学门径的后学晚辈。秋雨兄夫人马兰师兄告诉巴金先生,这位文友林存正是林则徐、林语堂的后人,巴老眸中先是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化为温厚的笑意,他立身执住我的手良久,言道:“林氏文脉绵延,当有传人”,竟愿将我纳为弟子,亲授文学之道。那刻,我恍若置身江南烟雨里,满心皆是真切的欣喜,掌心传来的温度,提醒着这并非梦境。
自那以后,我便成了武康路113号的常客。先生的居所无甚奢华,唯有满室书卷,从地板堆至窗台,墨香与旧纸的气息交织,沁人心脾。每次登门,先生总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手边一杯清茶,雾气氤氲中,他微笑着颔首示意。我盘膝坐在对面的小凳上,絮絮叨叨说着创作中的困惑——或是遣词造句的纠结,或是立意主旨的迷茫,先生从不打断,只是静静倾听,偶尔捻须沉思。待我说完,他才缓缓开口,言简意赅却字字珠玑,那些晦涩的文学道理,经他点拨,便如拨云见日般明朗。记得一次谈及“真实”,先生只说“写文章如做人,掺不得半分虚假”,仅此一句,便让我琢磨良久,受益终身。
除了当面求教,电话里的闲谈亦是乐事。先生的声音略带沙哑,却中气十足,寻常问候时还透着几分疲惫,可一谈及文学,便立刻精神起来。我们聊鲁迅的冷峻,聊茅盾的厚重,也聊沈从文的清雅,从古今中外的名著到无名小辈的习作,无所不谈。有时兴起,先生还会念一段刚读到的佳句,或是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那些细碎的话语,如春雨般滋润着我干涸的创作心田。挂电话前,先生总不忘叮嘱“多读书,多走路,笔下才有真性情”,简单的话语,却成了我前行的座右铭。
那段时日,先生的身体时好时坏,却总惦记着后辈。1998年冬,先生九十四岁寿辰,我赴医院探望,作协的同仁也齐聚一堂。先生坐在轮椅上,穿着素净的棉衣,虽话不多,却目光炯炯,听着大家谈论文学与时事,偶尔点头附和,眼神里满是对文学的挚爱与对后辈的期许。望着先生的模样,忽然想起此前与几位青年作家同访的情景,合影里我们青涩懵懂,怀揣着对文学的一腔热血,如今皆已在文坛站稳脚跟,想来这便是先生最愿见到的景象。我取出相机,拍下这温馨的一幕,让时光定格在这满是温情的瞬间。
时隔三月有余,先生突患重病,卧床不起。我心中牵挂,时时打探消息。2000年春,听闻先生病情趋稳,我赶忙备了些音乐磁带前往探望——先生素来爱听音乐,病房里的曲目却寥寥。我从私藏中挑选了些,有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激昂,有肖邦夜曲的温婉,也有江南丝竹的清雅,希望这些旋律能为沉闷的病房添些生气。走到病床前,我轻声唤道:“先生,我来看您了,带了些曲子给您解闷。”先生缓缓睁开眼,认出是我,便伸出枯瘦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掌心的力量虽弱,却饱含着无尽的牵挂。后来听闻先生每日听着音乐,看看新闻,甚至还能看完一整出京剧录像,心中便安定了许多——先生安好,便是我辈最大的慰藉。
2002年的寿辰,我再次来到病房。先生微闭双眼,在轻柔的音乐声中静静躺着,面色虽显苍白,却安详平和。看着这位为文学奉献了一生的老者,晚年竟要承受病痛的折磨,心中满是酸楚。世人皆称先生是“时代的良心”,赞他的品格如高山仰止,可此刻,他只是一位承受着病痛的老人。我默默站在床边,不敢惊扰,只在心中默默祝福,愿音乐能抚平他的伤痛。
2005年秋,听闻先生病情危急,我心急如焚,一路疾奔至医院。病房外,许多作家友人皆神色凝重,静静守候。透过玻璃窗,看着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心中默默祈祷奇迹发生。然而天不遂人愿,傍晚时分,在柴可夫斯基《悲怆》的旋律中,先生永远闭上了双眼。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心中仿佛被抽空一般,那个指引我前行的灯塔,就此熄灭。
次日,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一首悼诗,字里行间皆是对先生的哀思与敬仰。先生虽离去,可他的教诲、他的精神,却如明灯般照亮我前行的道路。这些年,我时常想起先生的居所,那满室的书卷,那藤椅上的清茶,那温和的话语,皆已深深镌刻在记忆里。我总想着,先生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地方,应当完整保留下来,建成一座文学纪念馆。让后世之人能踏足此地,感受先生的气息,品读先生的文字,传承先生的精神——这或许便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与先生相处的岁月,如同一卷淡雅的水墨画,虽没有浓墨重彩,却韵味悠长,滋养着我的一生。往后余生,唯有秉持先生的教诲,笔耕不辍,方能不负先生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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