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县委大院（番外）
一九八六年的春天，似乎格外眷顾樟市这片土地。田里的禾苗绿得发亮，山间的竹笋破土而出，连乡政府院子里那棵老樟树，都抽出了格外鲜嫩的新芽。然而，在这片勃勃生机之下，一股寒流正悄然袭来，冻僵了干部们的心。
县里派出的整党联络组，在组长的带领下，于一个阴沉的上午进驻了樟市乡。没有预想中的工作指导会议，也没有与乡党委班子的深入交流。联络组一行五人，直接占据了乡政府那间小会议室，挂上了“整党联络组办公室”的牌子，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而神秘。
联络组负责人是县财办的一位领导，一个中等身材、面色阴厉的中年人，戴着一副眼镜，看人时目光总是从镜片上方掠过，带着一种审视和疏离。他在进驻后的第一次简短照面会上，语气冷淡地宣布：“本次整党，地委和县委高度重视。我们的任务，是深入排查问题，纯洁党的队伍。希望樟市乡的同志们，端正态度，积极配合调查。”
话虽如此，联络组却仿佛自成一体。他们不参与乡里的任何日常工作调度，不关心正在进行的春耕生产和水利维修，每天只是紧闭房门，频繁地、单独地约谈乡干部和各村的负责人。那扇紧闭的木门，像一道无形的屏障，隔开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也隔开了人心。
乡党委书记廖为跃，这位接替欧阳玉模，一心想要把樟市工作搞得更好的本地干部，几次想找组长汇报工作、沟通情况，都被对方以“正在调查，不便打扰”为由，客气而坚定地挡了回来。廖为跃心里开始打鼓，他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这股气息，在联络组约谈计生专干杨胜荣时，变得清晰而刺鼻。杨胜荣是原县委副书记、人大主任杨绍炎的女儿，杨绍炎已调往宜章县任职，杨胜荣性格直爽泼辣。她被约谈了两个多小时，回来后脸色铁青，眼眶泛红，径直冲到廖为跃办公室，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廖书记！他们这是什么调查？简直是审问！非要我承认，当年欧阳书记在的时候，发放的计划生育工作奖励是‘私分罚没款’！我说那是按制度、经集体讨论发的奖励，有会议记录可以查！可那位组长，眼睛一瞪，说‘你不要提欧阳玉模，也不要指望你父亲！现在是要你交代自己的问题！’他们……他们根本不允许我看所谓的‘举报材料’，就逼着我按他们的意思签字！”
廖为跃的心沉了下去。欧阳玉模虽然已经调离，但他的影子，似乎仍然笼罩着樟市，成为了某些人急于要抹去的“痕迹”。而联络组的工作方法，更让他感到震惊和不安——不允许当事人核对材料？这不是逼供信是什么？
风暴眼首先聚焦在“经济问题”上。
联络组抛出的第一个重磅炸弹，是“私分打击刑事犯罪罚没款6578元”。消息传出，乡里一片哗然。负责财务的副乡长张声志，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做事极其认真的老会计，被多次约谈。他拿着厚厚的账本，试图向联络组解释：“组长，各位领导，这完全是个误会！这笔款子，根本不是什么刑事犯罪罚没款，那是法院、公安局才能收的。我们乡政府哪来的权力？这笔钱，分明是当年的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和部分烤烟种植违规的罚款，是入了乡财政账的。当时因为年底工作任务重，大家加班加点都很辛苦，经过全体干部职工开会讨论，一致同意从这笔非税收入里拿出一部分，作为年终的工作补贴发放了。这虽然有违财经纪律的嫌疑，但绝不是私分罚没款啊！”
组长面无表情地听着，手指轻轻轻轻敲击桌面，等张声志说完，才慢条斯理地开口：“张声志同志，账目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说经过讨论，谁证明？会议记录呢？就算有记录，难道不是你们事后补的？现在有群众举报，证据确凿，你们这是集体腐败！你要端正态度，认清问题的严重性！”
张声志急得额头冒汗：“记录就在档案室，可以随时调阅！组长，您不能只听举报，不看事实啊！”
“事实？”组长冷笑一声，“事实就是这笔钱被你们分掉了！至于性质，组织上自有判断。你要做的，是老老实实交代，还有哪些人参与了，欧阳玉模在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干？”
张声志愣住了，他明白了，联络组的目标，不仅仅是在任的他们，更是要追溯到他调离的前任欧阳玉模，甚至前前任邓中龙。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挪用移民淹没款75000元”。这是关于欧阳海水库移民的专项款项。联络组指控乡政府挪用了这笔钱用于其他开支。
这一次，廖为跃亲自出面解释。他找来了水利局移民办的经办人员，以及当年分管移民工作的副书记和几个移民村的村长，一起带着发放花名册和银行转账凭证，来到联络组办公室。
“组长，这笔移民款，每一分都发到了移民户手里，这是花名册，都有手印和签字。当时考虑到几个移民村出行困难，经所有移民村代表开会一致同意，从节余的款项中拿出了两万元，用来修建连接几个村的简易公路。这事有会议纪要，所有代表都签了字。这是利民好事，怎么就成了挪用呢？”康为跃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和。
组长翻看着厚厚的花名册，不置可否，突然问道：“那谢培国挪用的那一万元呢？怎么回事？”
廖为跃心中一凛。谢培国是原团委书记，确实曾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截留挪用了一万元移民款，但这事在整党前就已经被发现，乡党委当即对其进行了停职检查、追回款项的严肃处理，并上报了县委。这本是一个已经处理过的个别干部违纪事件。
“组长，谢培国的问题，我们早已处理完毕，也向上级部门汇报过。这是个案，不能代表乡党委和政府啊。”康为跃解释道。
“个案？”组长抬高了声调，“这说明你们樟市乡的财务管理极其混乱，领导监管严重失职！有一个谢培国，就可能有两个、三个！这笔移民款的使用，必须重新彻查！”
类似的“澄清”与“指控”在不断上演。关于“私分计划生育罚没款”，乡干部们拿出借鉴外地经验、经过集体研究制定的奖励办法和会议记录；关于“私分会议节余款”，他们解释那是食堂自己养猪、养鱼产生的经营结余，大家觉得辛苦，讨论后分掉了；关于“多发补助和烤烟奖金”，他们找出县财政局和县政府下发的相关文件，证明发放符合规定……
然而，所有的解释、所有的证据，在联络组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仿佛有一套固定的逻辑：只要钱分了，就是私分；只要款动了，就是挪用；只要有奖励，就是滥发。他们需要的是符合这套逻辑的“证言”，而不是与这套逻辑相悖的事实。
调查陷入了僵局。联络组无法拿到他们想要的、能够一锤定音的“铁证”，特别是无法将火引到已经调离的欧阳玉模身上。樟市乡的干部们，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多数人依然坚守着底线，不肯违背良心作伪证。
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乡政府大院往日里的忙碌和生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诡异的安静和相互之间的警惕。干部们走路都低着头，生怕被叫去那间“办公室”谈话。
1986年5月26日，郴州地区端正党风工作会议召开，桂阳县委向大会提交了一份经验材料《从查处案件着手，切实端正党风》，文章涉及樟市乡党委政府：
三月份，县委接到群众来信，纷纷检举揭发樟市乡的问题，群众说樟市乡政府是"腐败政府"。而樟市乡多年来是省、地、县有名的先进单位，一直是领导搞点的地方，机构改革以来从该乡还先后提拔了两位书记进了县级领导班子。
通过近两个月的调查落实，查清了该乡的主要问题：
1. 九名乡干部参与家属违法违纪做生意。如原党委书记廖维耀的老婆（家属），廖把她安插在乡企业办任出纳，每月基本工资六十元，补助十二元，工龄工资六元，奖金二十元，共九十八元，只拿钱，不办公，根本不管企业的事，私人经商做生意。廖自己多次以乡政府的名义写介绍信、出证明帮其妻经营烤烟、化肥、钢材、水泥以及雷管、炸药。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共经营烤烟二百二十担，经营炸药一千零四十四公斤，雷管三千七百发。
2.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集体贪污私分计划生育罚款、企业办资金一万三千六百六十六元，私分打击刑事犯罪罚没款六千五百七十八元。
3. 挪用一九八五年十月下拨给该乡的移民淹没补偿费、县政府下拨的灾情减免款、企业办资金^农民购买国库券款共九万零四百七十二元。团委书记谢培国一个人一次就挪用移民区淹没补偿费一万元给其弟做烤烟生意。
4. 巧立名目、滥发奖金、补贴和实物。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共滥发一万四千四百六十五元，乡干部人平五百多元。
5. 把乡办企业当作自己的小钱柜，吃企业。如副书记徐天仁去年从乡企业办拨出一万七千二百五十元二角，以自己和其不满四岁的儿子的名义私自存入银行，企图贪污。乡企业办主任房云龙贪污、私分和长期挪用企业资金达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七元。该乡一个锰矿原有固定资产一百四十二万元，年产值百多万元，近几年被卖的卖、偷的偷、分的分，仅剩下帐面上的六万多元了。乡汽车队原有汽车十四台，拖拉机两台，近几年，被乡政府低价卖给一些司机和关系户，现只剩两台。前年五月，企业办主任房云龙与司机黄机文合伙从车队以九千元的价格买了一台东风牌汽车。七个月以后，他们以一万九千元的价格转卖给了广西一个个体户，从中牟利一万元。
这篇典型材料的威力是巨大的。它利用会议权威的公信力，在事实远未查清、更未经司法程序认定的情况下，几乎在舆论上对樟市乡政府进行了“有罪推定”。“腐败政府”的帽子，仿佛一夜间就被扣在了樟市乡的头上。
许多干部职工心都在颤抖。他们找到联络组负责人，表露心声：“组长，这……这材料怎么能这么写？事情还没调查清楚，这不是把我们放在火上烤吗？”
联络组负责人此刻的脸色也有些不太自然，但他仍然强作镇定：“这是上级的宣传需要，是从大局出发。你们现在要做的，是深刻认识错误，争取宽大处理。”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或许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群众激愤”，或许是为了向上级显示“形势严峻”，联络组竟然以“防止不明真相群众冲击乡政府”为由，向县委紧急汇报后，从县人民武装部调来了两挺老式的转盘机枪，架设在了樟市乡政府的大门口！
黑洞洞的枪口，指向的不是敌人，而是樟市的乡亲父老。这一极端举动，像一把尖刀，彻底撕裂了干群关系。许多原本同情、支持乡政府的村民，看到那冰冷的枪械，眼神都变了，充满了困惑、恐惧和疏离。他们不明白，这些平日里为他们修路、办学、解决纠纷的干部，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需要用枪来防备的“敌人”？
山田大队的李老汉，拄着拐杖来到乡政府门口，看着那两挺机枪，老泪纵横，对着站岗的民兵喊道：“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欧阳书记在的时候，是这样对老百姓的吗？廖书记他们犯了什么王法，要动枪啊？！”
没有人能回答他。只有冰冷的枪管，在春日稀薄的阳光下，反射着令人心寒的光。
事情闹到这一步，已经彻底失控。地委和县委的领导们，或许也意识到玩火过度，但骑虎难下。为了尽快平息这场由他们自己点燃的风波，唯一的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
1986年月日，召开县委常委会。处理决定很快下达：免去廖为跃樟市乡党委书记职务，留党察看两年，调离樟市乡政府；免去徐天仁乡长职务调离樟市乡政府，留党察看两年；免去张声志副乡长职务，调离樟市乡政府，安排到一个偏远的十字乡政府……几乎整个樟市乡的领导班子，被以各种明升暗降或边缘化的方式，调离、免职、分散处理。
欧阳玉模，虽然早已离开樟市乡，但作为曾经的“一把手”，也被视为需要承担“领导责任”的人，同时，还涉及907元的经济问题：
1、1983年2月7日，领烤烟奖41.66元。(2月5日乡党委决定）
2、1983年3月30日，领计划生育奖74元。
3、1983年6月30日，领计划生育补助25.5元。（县政府奖励453元，分奖）
4、1984年元月，计划生育补助66.11元。
5、1984年3月8日，烤烟奖33元 。
6、1984年4月30日，领计划生育补助74.10元
7、1984年4月30日，国库券报刊20元。
8、1984年11-12月烤烟奖396元。（县里要求人平300元，樟市分层差额奖励办法，甲等）。
9、1985年3月1日，毛毯雨鞋31.90元。
10、1985年3月31日牲猪奖15.28元。）
11、常乐中学购一车煤暂欠付224元。
其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职务被免，调离桂阳县。1986年9月，由郴州地委组织部安排到莲花坪农场任副场长。
一场轰轰烈烈的“整党”，最终以整个樟市乡领导班子的“团灭”而告终。所谓的“案件”，在没有经过严格司法调查、没有确凿证据链、甚至没有一份像样的结论报告的情况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画上了句号。樟市乡政府，这个曾经的省、地、县三级“先进单位”，背上了一个“腐败”的恶名，声誉扫地。
联络组负责人，这位野心勃勃的“反腐英雄”，在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后，并未如愿坐上副县长的宝座。在利用价值被榨干之后，他被领导们轻描淡写地抛在了一边，继续回去当他的财办主任，成为了桂阳官场一个短暂而又不光彩的注脚。
一九八七年四月，春风吹又绿了樟市的山水。已经分散到各个单位的原樟市乡主要干部，在张声志的执笔和串联下，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关于1986年樟市整党案的申诉》，一份万言书寄往了地委、省委乃至中央。申诉书中，他们详细列举了联络组的种种违规操作，逐条澄清了被歪曲的事实，用确凿的数据证明了樟市乡曾经的工作实绩。
有人为这份万言申诉材料整理成核心要点（摘录如下）：
一、 整党背景与联络组行为
- 整党目的：本应是进行理想纪律教育，解决问题，加强党组织建设。
- 联络组问题：联络组组长郭先智等人被指借整党之名，对乡干部进行打击迫害。
- 具体行为：
- 不参与乡内工作，专门搞专案调查。
- 调查材料不与当事人见面，搞"背对背"审查。
- 对乡干部进行人身监视，限制自由。
- 扬言要"法办"干部，制造恐怖气氛。
二、 樟市乡工作实绩
申诉方列举了大量数据，证明1982-1985年期间乡内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 经济指标：农业总产值、烤烟产量和收入、税收均大幅增长。
- 社会治理：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人口出生率和净增率大幅下降。
- 社会治安：总体平稳，矛盾纠纷基本在乡内解决。
三、 争议问题及申诉理由
这是申诉的核心部分，针对郭先智等人认定的问题逐一进行反驳：
1. 私分打击刑事犯罪罚没款6578元
- 申诉理由：这是最大冤案。
- 所谓"罚没款"实际是计划生育罚款和烤烟罚款。
- 所有干部职工都领取了，并非个别领导私分。
- 联络组不让查账，逼供信制造假材料。
2. 挪用移民淹没款75000元
- 申诉理由：款项按规定发放到村到户。
- 提取20000元修路是经移民村一致同意的。
- 修路账目清晰，未被挪用。
- 谢培国挪用10000元是个人行为，整党前已严肃处理。
3. 私分计划生育罚没款
- 申诉理由：发放的是按规定的工作奖金。
- 奖励办法是借鉴外地经验并经集体研究制定的。
- 有会议记录可查，并非私分。
4. 私分会议节余款
- 申诉理由：分发的是食堂养猪、养鱼的结余。
- 经全体干部讨论决定，按工作时间长短分发。
5. 多发补助和烤烟奖金
- 申诉理由：补助是按县财政文件发放的。
- 烤烟奖金严格执行县政府文件，按工作表现评定。
6. 截留灾区返销粮
- 申诉理由：当时是按县里精神照顾机关困难户。
- 问题发现后已立即纠正，粮食已全部退回并重新分配。
7. 借办楠竹厂以权谋私
- 申诉理由：办厂是响应上级号召，手续齐全。
- 因经营不善倒闭，资产已清理。
- 不存在领导以权谋私、亲属侵占资产的情况。
四、 总体诉求
- 联络组的行为是极左思潮的体现，歪曲事实，打击报复。
- 樟市乡是"先进单位"，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
- 恳请上级复查，还干部清白。
然而，这份凝聚着委屈、愤怒和最后希望的申诉，如同石沉大海，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未能激起太大的涟漪。平反之路，道阻且长。
樟市案件，就像一团浓重的迷雾，笼罩在那个年代的桂阳上空。它并非简单的贪腐问题，而是一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借“整党”之名，行政治斗争和人事清洗之实的闹剧。它扭曲了政策，伤害了干部，离间了干群，玷污了“整党”的严肃性。而在迷雾中挣扎、最终黯然离场的欧阳玉模和他的同事们，则成为了那个时代复杂性的一个悲怆注脚。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委屈，最终都化作了历史档案里几页泛黄的纸，和亲历者心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时隔两年。正值郴州地区莲花坪农场下放桂阳管理之机，欧阳玉模将由地委组织部重新安排工作。部分县领导着急了，为了抢占舆论制高点，不惜动用关系，1988年5月5日，在《人民日报》（第四版）刊订了题为《桂阳县委欢迎群众监督，收到批评建议三千余条》的文章，像一颗冷水滴进了滚油锅，在樟市、在桂阳炸开了。文章没有署名记者，只有“本报讯”三个字。文章大部分内容在肯定桂阳整党，但其中有一段，不点名却又极其清晰地指出“个别乡镇如樟市乡，存在较为严重的违反财经纪律、集体私分等问题”，并将其定性为“整党中需要严肃处理的典型”。
于是，樟市乡党政府“集体腐败”一案暂时告一段落。各位有问题没问题的干部职工抛开顾虑，已重新投入全新的工作当中。
就在这一年，也就是1988年8月，在地区莲花坪农场干出成绩的欧阳玉模，经郴州地委组织部研究同意，被重新调回桂阳县。桂阳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为欧阳玉模为桂阳县体委主任。8月12日，欧阳玉模正式到桂阳县体委报到上班；9月20日，他把家从县委大院搬到体委家属区，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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