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进时光里的城与情
——读梅赞《水边的纺织城》
兼怀那段共赴纺织业的岁月
◎ 刘祖倬

在散文的世界里,总有一些文字如陈年佳酿,初读时是故事的醇香,再品时是岁月的回甘,深读时便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梅赞老师的《水边的纺织城》便是这样一篇佳作,它以个人视角为经,以蒲纺的兴衰为纬,将一座工厂的历史、一群人的命运与一段火热的岁月,细细编织进陆水之滨的山水间。今年6月16日,经大学同学雷春邀约,我在武汉与梅赞老师、欧阳明老师初次相识,交谈中得知梅老师退休前也曾在工商银行工作,同为金融同行的亲切感,让我对他的文字多了一份天然的共鸣。尤其品读《水边的纺织城》三遍后,那些关于纺织厂的细节、关于时代转型的阵痛,竟与我1989年在枝江农行工作时贷款支持枝江县第三纺织厂的经历深深交织--这不仅是梅老师对一座纺织城的追忆,更是我与他跨越时空的“同行之谈”,是对一个时代、一份事业的共同致敬。
一、个人记忆为匙:从“表姐”到“贷款台账”,我们的纺织情结
好的散文往往以“小我”见“大我”,《水边的纺织城》最动人的地方,便是从作者最朴素的情感出发,让宏大的历史叙事有了温度。文章开篇,梅老师写道:“知道蒲纺,不是因为它是湖北最大的纺织联合企业,而是因为家里的表姐在蒲纺当纺织工人。”这份因“亲戚”而生的向往,瞬间让“蒲纺”从一个冰冷的企业名称,变成了“仿佛是故乡搬到了离我很近的地方”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1989年的自己-彼时我刚到枝江农行不久,接手的第一个重点贷款项目便是枝江县第三纺织厂。最初对这家工厂的关注,也并非因为它是县里的重点企业,而是第一次去厂里调研时,看到车间里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纺织女工,她们戴着白帽、系着围裙,在织机前灵巧地接头、换纱,脸上带着专注又略带疲惫的笑容,像极了邻居家的姐姐。
梅老师对蒲纺的第一印象,始于实习时“一棵婆娑娑的大树”那棵被误传为“桂花树”的槠槠树,成了针织一厂的标志,也成了一代人记忆的锚点。而我对枝江第三纺织厂的记忆锚点,是一本泛黄的贷款台账。当时工厂正扩大生产,需要贷款购置新的织布机,我跟着信贷股长一遍遍去厂里核实产能、测算还款能力。每次去,都会先到车间转一圈:清花车间的棉花粉尘飘在空气中,细纱机的轰鸣声震得人耳朵发麻,布机车间里上千台织机一字排开,梭子来回穿梭的声音像一首永不停歇的歌。我至今记得,厂长张孝义指着新到的织机说:“有了这些家伙,咱们的涤棉布就能卖到武汉、广州去!”那种对未来的憧憬,与梅老师笔下蒲纺“产销两旺,客户排队装货”的场景如出一辙。
梅老师在文中回忆实习生活:“在职工食堂吃八大菜系的佳肴”“沿着铁路专用线数枕木、唱歌在陆水水库游泳看‘好望角’的波光”。而我的“纺织记忆”,则是在枝江第三纺织厂的职工食堂吃的那碗猪油拌饭--每次调研到中午,张厂长总会留我们吃饭,食堂的师傅会额外给我们碗里多浇一勺猪油,香得让人至今难忘。还有一次,工厂赶制一批出口订单,女工们加班到深夜,我和同事去送贷款审批文件,看到车间里灯火通明,女工们轮流吃着泡面,却没有一个人抱怨。那些场景,和梅老师笔下“年轻女工鲜活的脸庞和蓬勃的气息”一样,成了我青春里最温暖的片段。
这种以个人记忆为线索的写法,让我们这些“局内人”读来格外共情。梅老师的记忆里有表姐、有诗人、有财务科的科长;我的记忆里有厂长、有纺织女工、有贷款台账。但我们的记忆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对那座“纺织城”(或纺织厂)的深情,对那个火热年代的眷恋。
二、三线建设为骨:从蒲纺的“十里纺织城”到枝江的“县域纺织梦”
如果说个人记忆是文章的“血肉”,那么“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便是《水边的纺织城》的“筋骨”。梅老师并未刻意渲染历史的宏大,而是将蒲纺的诞生、崛起与衰落,悄然嵌入时代的浪潮中,这让我不禁想起枝江第三纺织厂的命运--它虽不是三线企业,却也是那个“工业兴县”时代的产物,它的兴衰,同样是中国县域纺织工业的缩影。
蒲纺的诞生,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三线建设决策。“靠山,近水,扎大营”,荆泉山的群山、陆水的充沛水源,让这里成了建立军工企业的理想之地。196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二三四八工程二处”应运而生,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打起背包,拖儿带女”奔赴此地,用4个月时间建成9.9千米的专用铁路,按期完成“七一试车,八一投产”的任务。这些细节,让我想起枝江第三纺织厂的筹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枝江县提出“工业兴县”,依托当地的棉花资源,筹建了这家纺织厂。建厂时,工人大多是当地的农民和返乡知青,他们没有蒲纺建设者“劈山开路”的壮举,却也凭着“白天建厂房,晚上学技术”的劲头,让工厂在短短两年内就实现了投产。
梅老师笔下蒲纺的辉煌,是时代的缩影。1975年军转民后,蒲纺凭借军工留下的先进设备、严格管理与训练有素的工人,进入高速发展期:1982年丝织厂产品评比全省第一,1984年“环山牌”涤纶经编鞋帽获国家银质奖,蓝凤纱、涤卡在香港和东南亚声誉卓著。而枝江第三纺织厂的“黄金时期”,也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当时我们农行给工厂发放了500万元贷款,用于购置100台新型织布机,投产后工厂的年产量从500万米提升到800万米,生产的“枝江牌”涤棉布不仅销往省内,还通过武汉的外贸公司出口到东南亚。记得有一次,我去厂里核验贷款使用情况,张厂长拿着一张出口订单兴奋地说:“你看,这是马来西亚的订单,咱们的布在国外也受欢迎!”那种自豪感,与梅老师笔下蒲纺人“满脸的自豪”如出一辙。
然而,历史的浪潮从不会停驻。上世纪九十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外资涌入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蒲纺因“沉浸在过去的繁荣幻象中”“企业办社会负担重”“错失三线调迁机遇”,最终走向“资不抵债,全面停产”。而枝江第三纺织厂的命运,也与之相似。九十年代中期,沿海地区的纺织厂凭借更先进的设备、更低的成本抢占市场,枝江第三纺织厂的产品开始滞销。工厂试图转型,我们农行也多次追加贷款支持,但最终还是因“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管理僵化”,在2000年前后停产。记得最后一次去厂里,车间里的织机蒙着厚厚的灰尘,曾经热闹的职工食堂成了仓库,张厂长红着眼眶说:“对不起,辜负了你们的支持。”那种无奈与惋惜,和梅老师笔下张斌董事长“扼腕叹息”的场景,让我深刻体会到时代转型期企业的阵痛--我们这些金融人,曾努力用贷款为它们“输血”,却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洪流。
三、亲情与人性为魂:从表姐的“白工装”到纺织女工的“百雀羚”
在《水边的纺织城》中,最打动人心的,始终是“人”的故事。无论是梅老师与表姐的亲情,还是蒲纺工人的奋斗与坚守,都让这座城的历史有了温暖的灵魂。而我在枝江第三纺织厂的经历中,那些普通纺织女工的故事,也同样让我难以忘怀。
梅老师对表姐刘美生的追寻,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暗线。从“不认识表姐却渴望相见”,到在丝织厂车间见到“穿白色工装、神情专注”的表姐,再到后来表姐经历丈夫离世、蒲纺改制、外出打工,最终“做了奶奶,尽享天伦之乐”,表姐的一生,是无数蒲纺工人的缩影。读到
“美生姐穿白色的工装,戴白帽、白口罩,神情专注”时,我立刻想起了枝江第三纺织厂的女工丁姐。丁姐是细纱车间的技术能手,一个人能照看20台细纱机,她的手又快又稳,接头的速度比年轻人还快。有一次,我去车间调研,看到她手指被纱线划破了,简单包扎后又继续工作。我问她疼不疼,她说:“习惯了,这些纱线就像孩子,得好好照顾它们,才能织出好布。”
梅老师笔下,丝织厂女工宿舍“是一排两层的红砖楼房,床上挂着花色的帘子,桌子上放着百雀羚、雪花膏,墙上贴着刘晓庆、王心刚的海报”。这场景,和枝江第三纺织厂的女工宿舍几乎一模一样。我曾去过女工宿舍慰问,四五个人住一间房,高低床,床上挂着碎花帘子,桌子上摆着小圆镜、木梳子,还有几瓶百雀羚---那是当时最受女工欢迎的护肤品。每到下班时分,女工们洗完澡,换上花裙子,在宿舍里唱歌、聊天,整个宿舍楼充满了欢声笑语。她们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姑娘,远离家乡来到工厂,把青春都献给了织机,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
后来,枝江第三纺织厂停产,女工们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回家务农。我曾在枝江县城的五柳树菜市场遇到过丁姐,她推着一辆小推车卖蔬菜,见到我时有些不好意思,说:“厂里停产后,就琢磨着做点小生意,日子还算过得去。”她的脸上没有抱怨,只有平和与坚韧,就像梅老师笔下的表姐,“一脸的微笑,温柔平静,不见老”。这些普通的纺织女工,她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坚韧与乐观,扛起了自己的人生,也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动人的群像。
四、同行的共鸣:从金融人的“不良资产”到共同的“时代记忆”
作为金融同行,梅老师文中关于蒲纺改制后“不良资产处置”的描写,让我有了更深的共鸣。他写道:“20多年前的新千年,蒲纺改制,面临破产,在我们工商银行有着大量的不良资产。风险管理部里的领导鲁俊生总经理带我多次去蒲纺,商谈不良资产处置问题。”这段经历,我也感同身受。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随着一批国企、乡镇企业停产倒闭,银行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我当时在枝江农行的风险部门工作,参与了包括枝江第三纺织厂在内的多家企业的不良资产处置。记得处置枝江第三纺织厂的不良资产时,我们多次与工厂、政府协商,最终通过“以资抵债”的方式,将工厂的厂房、设备抵给银行,再进行拍卖。整个过程异常艰难,一边是银行的资产安全,一边是工人的安置问题,我们既要遵守政策,又要兼顾人情,常常加班到深夜。梅老师笔下“张斌董事长同情这些在军工贡献了一辈子的工人们,为他们的利益总是据理力争,无奈僧多粥少”,正是我们当时的真实写照-我们深知,这些不良资产背后,是一个个企业的兴衰,是无数家庭的命运,所以每一次处置,都带着敬畏与不忍。
后来,随着国有银行股改上市,不良资产剥离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我与枝江第三纺织厂的交集也随之结束。就像梅老师所说:“蒲纺所欠不良资产剥离给了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我与蒲纺的交集也随之结束。”但那些经历,却成了我们这些金融人心中永远的记忆-我们不仅是资金的“管理者”,更是时代的“见证者”,见证了企业的辉煌与衰落,也见证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艰难与壮阔。
结语:远去的纺织城,不灭的记忆与同行之谊
读完《水边的纺织城》,合上书页,眼前仿佛同时浮现出两座纺织城:一座是陆水之滨的蒲纺,有槠槠树、有诗人、有梅老师的表姐;一座是长江之畔的枝江第三纺织厂,有贷款台账、
有丁姐、有猪油拌饭的香气。这两座纺织城,虽然相隔几百公里,却有着相似的命运;我与梅老师,虽然相识不久,却因“金融”与“纺织”这两个关键词,有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如今,蒲纺入选了“国家工业遗产名录”,枝江第三纺织厂的厂房也早已被改造成了商场和商务酒店,但它们所承载的记忆,却永远不会消逝。对梅老师而言,蒲纺是“青春的坐标”“亲情的纽带”;对我而言,枝江第三纺织厂是“职场的第一课”“时代的印记”。而对我们共同的时代而言,这些纺织城是中国工业发展的“活化石”,是一代人奋斗与坚守的见证。
感谢梅赞老师用文字为我们留住了这段岁月,也庆幸自己能以“同行”与“亲历者”的身份,读懂字里行间的深情。那些远去的纺织城,终将成为我们心中最温暖的记忆;而这份因文字结缘、因经历共鸣的同行之谊,也将如陆水与长江的流水,绵长而醇厚。
作者简介
刘祖倬,男,湖北枝江人,枝江市作协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长期深耕金融领域,现已退休。在职期间,凭借深厚的专业素养和敏锐的行业洞察力,撰写了多篇高质量文章,被《人民日报》《金融时报》《中国城乡金融报》《湖北日报》《中南财经大学学报》《经济与管理译丛》《三峡日报》《金潮文苑》《宜昌作家》《印象红磨坊》《枝江作协》《关庙山文学社》等权威报刊及公众号广泛登载。同时,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参与编写出版《银行经营概论》(中国金融出版社)等学术著作,为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退休后,依然热爱生活、笔耕不辍,继续以文字记录时代、分享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