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进时光里的城与情
——读梅赞《水边的纺织城》
兼怀那段共赴纺织业的岁月
◎ 刘祖倬
在散文的世界里，总有一些文字如陈年佳酿，初读时是故事的醇香，再品时是岁月的回甘，深读时便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梅赞老师的《水边的纺织城》便是这样一篇佳作，它以个人视角为经，以蒲纺的兴衰为纬，将一座工厂的历史、一群人的命运与一段火热的岁月，细细编织进陆水之滨的山水间。今年6月16日，经大学同学雷春邀约，我在武汉与梅赞老师、欧阳明老师初次相识，交谈中得知梅老师退休前也曾在工商银行工作，同为金融同行的亲切感，让我对他的文字多了一份天然的共鸣。尤其品读《水边的纺织城》三遍后，那些关于纺织厂的细节、关于时代转型的阵痛，竟与我1989年在枝江农行工作时贷款支持枝江县第三纺织厂的经历深深交织--这不仅是梅老师对一座纺织城的追忆，更是我与他跨越时空的“同行之谈”，是对一个时代、一份事业的共同致敬。
一、个人记忆为匙:从“表姐”到“贷款台账”,我们的纺织情结
好的散文往往以“小我”见“大我”，《水边的纺织城》最动人的地方，便是从作者最朴素的情感出发，让宏大的历史叙事有了温度。文章开篇，梅老师写道:“知道蒲纺，不是因为它是湖北最大的纺织联合企业，而是因为家里的表姐在蒲纺当纺织工人。”这份因“亲戚”而生的向往，瞬间让“蒲纺”从一个冰冷的企业名称，变成了“仿佛是故乡搬到了离我很近的地方”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1989年的自己-彼时我刚到枝江农行不久，接手的第一个重点贷款项目便是枝江县第三纺织厂。最初对这家工厂的关注，也并非因为它是县里的重点企业，而是第一次去厂里调研时，看到车间里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纺织女工，她们戴着白帽、系着围裙，在织机前灵巧地接头、换纱，脸上带着专注又略带疲惫的笑容，像极了邻居家的姐姐。
梅老师对蒲纺的第一印象，始于实习时“一棵婆娑娑的大树”那棵被误传为“桂花树”的槠槠树，成了针织一厂的标志，也成了一代人记忆的锚点。而我对枝江第三纺织厂的记忆锚点，是一本泛黄的贷款台账。当时工厂正扩大生产，需要贷款购置新的织布机，我跟着信贷股长一遍遍去厂里核实产能、测算还款能力。每次去，都会先到车间转一圈:清花车间的棉花粉尘飘在空气中,细纱机的轰鸣声震得人耳朵发麻,布机车间里上千台织机一字排开,梭子来回穿梭的声音像一首永不停歇的歌。我至今记得，厂长张孝义指着新到的织机说:“有了这些家伙，咱们的涤棉布就能卖到武汉、广州去!”那种对未来的憧憬，与梅老师笔下蒲纺“产销两旺，客户排队装货”的场景如出一辙。
梅老师在文中回忆实习生活:“在职工食堂吃八大菜系的佳肴”“沿着铁路专用线数枕木、唱歌在陆水水库游泳看‘好望角’的波光”。而我的“纺织记忆”，则是在枝江第三纺织厂的职工食堂吃的那碗猪油拌饭--每次调研到中午，张厂长总会留我们吃饭，食堂的师傅会额外给我们碗里多浇一勺猪油，香得让人至今难忘。还有一次，工厂赶制一批出口订单，女工们加班到深夜，我和同事去送贷款审批文件，看到车间里灯火通明，女工们轮流吃着泡面，却没有一个人抱怨。那些场景，和梅老师笔下“年轻女工鲜活的脸庞和蓬勃的气息”一样，成了我青春里最温暖的片段。
这种以个人记忆为线索的写法，让我们这些“局内人”读来格外共情。梅老师的记忆里有表姐、有诗人、有财务科的科长;我的记忆里有厂长、有纺织女工、有贷款台账。但我们的记忆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对那座“纺织城”(或纺织厂)的深情，对那个火热年代的眷恋。
二、三线建设为骨:从蒲纺的“十里纺织城”到枝江的“县域纺织梦”
如果说个人记忆是文章的“血肉”，那么“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便是《水边的纺织城》的“筋骨”。梅老师并未刻意渲染历史的宏大，而是将蒲纺的诞生、崛起与衰落，悄然嵌入时代的浪潮中，这让我不禁想起枝江第三纺织厂的命运--它虽不是三线企业，却也是那个“工业兴县”时代的产物，它的兴衰，同样是中国县域纺织工业的缩影。
蒲纺的诞生,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三线建设决策。“靠山,近水,扎大营”，荆泉山的群山、陆水的充沛水源，让这里成了建立军工企业的理想之地。196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二三四八工程二处”应运而生，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打起背包，拖儿带女”奔赴此地，用4个月时间建成9.9千米的专用铁路，按期完成“七一试车，八一投产”的任务。这些细节，让我想起枝江第三纺织厂的筹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枝江县提出“工业兴县”，依托当地的棉花资源，筹建了这家纺织厂。建厂时，工人大多是当地的农民和返乡知青，他们没有蒲纺建设者“劈山开路”的壮举，却也凭着“白天建厂房，晚上学技术”的劲头，让工厂在短短两年内就实现了投产。
梅老师笔下蒲纺的辉煌，是时代的缩影。1975年军转民后，蒲纺凭借军工留下的先进设备、严格管理与训练有素的工人，进入高速发展期:1982年丝织厂产品评比全省第一，1984年“环山牌”涤纶经编鞋帽获国家银质奖，蓝凤纱、涤卡在香港和东南亚声誉卓著。而枝江第三纺织厂的“黄金时期”，也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当时我们农行给工厂发放了500万元贷款，用于购置100台新型织布机，投产后工厂的年产量从500万米提升到800万米，生产的“枝江牌”涤棉布不仅销往省内，还通过武汉的外贸公司出口到东南亚。记得有一次，我去厂里核验贷款使用情况，张厂长拿着一张出口订单兴奋地说:“你看，这是马来西亚的订单，咱们的布在国外也受欢迎!”那种自豪感，与梅老师笔下蒲纺人“满脸的自豪”如出一辙。
然而，历史的浪潮从不会停驻。上世纪九十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外资涌入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蒲纺因“沉浸在过去的繁荣幻象中”“企业办社会负担重”“错失三线调迁机遇”，最终走向“资不抵债，全面停产”。而枝江第三纺织厂的命运，也与之相似。九十年代中期，沿海地区的纺织厂凭借更先进的设备、更低的成本抢占市场，枝江第三纺织厂的产品开始滞销。工厂试图转型，我们农行也多次追加贷款支持，但最终还是因“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管理僵化”，在2000年前后停产。记得最后一次去厂里，车间里的织机蒙着厚厚的灰尘，曾经热闹的职工食堂成了仓库，张厂长红着眼眶说:“对不起，辜负了你们的支持。”那种无奈与惋惜，和梅老师笔下张斌董事长“扼腕叹息”的场景，让我深刻体会到时代转型期企业的阵痛--我们这些金融人，曾努力用贷款为它们“输血”，却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洪流。
三、亲情与人性为魂:从表姐的“白工装”到纺织女工的“百雀羚”
在《水边的纺织城》中，最打动人心的，始终是“人”的故事。无论是梅老师与表姐的亲情，还是蒲纺工人的奋斗与坚守，都让这座城的历史有了温暖的灵魂。而我在枝江第三纺织厂的经历中，那些普通纺织女工的故事，也同样让我难以忘怀。
梅老师对表姐刘美生的追寻，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暗线。从“不认识表姐却渴望相见”，到在丝织厂车间见到“穿白色工装、神情专注”的表姐，再到后来表姐经历丈夫离世、蒲纺改制、外出打工，最终“做了奶奶，尽享天伦之乐”，表姐的一生，是无数蒲纺工人的缩影。读到
“美生姐穿白色的工装，戴白帽、白口罩，神情专注”时，我立刻想起了枝江第三纺织厂的女工丁姐。丁姐是细纱车间的技术能手，一个人能照看20台细纱机，她的手又快又稳，接头的速度比年轻人还快。有一次，我去车间调研，看到她手指被纱线划破了，简单包扎后又继续工作。我问她疼不疼，她说:“习惯了，这些纱线就像孩子，得好好照顾它们，才能织出好布。”
梅老师笔下，丝织厂女工宿舍“是一排两层的红砖楼房，床上挂着花色的帘子，桌子上放着百雀羚、雪花膏，墙上贴着刘晓庆、王心刚的海报”。这场景，和枝江第三纺织厂的女工宿舍几乎一模一样。我曾去过女工宿舍慰问,四五个人住一间房,高低床,床上挂着碎花帘子，桌子上摆着小圆镜、木梳子，还有几瓶百雀羚---那是当时最受女工欢迎的护肤品。每到下班时分，女工们洗完澡，换上花裙子，在宿舍里唱歌、聊天，整个宿舍楼充满了欢声笑语。她们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姑娘，远离家乡来到工厂，把青春都献给了织机，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
后来,枝江第三纺织厂停产,女工们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回家务农。我曾在枝江县城的五柳树菜市场遇到过丁姐，她推着一辆小推车卖蔬菜，见到我时有些不好意思，说:“厂里停产后，就琢磨着做点小生意，日子还算过得去。”她的脸上没有抱怨，只有平和与坚韧，就像梅老师笔下的表姐，“一脸的微笑，温柔平静，不见老”。这些普通的纺织女工，她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坚韧与乐观，扛起了自己的人生，也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动人的群像。
四、同行的共鸣:从金融人的“不良资产”到共同的“时代记忆”
作为金融同行，梅老师文中关于蒲纺改制后“不良资产处置”的描写，让我有了更深的共鸣。他写道:“20多年前的新千年，蒲纺改制，面临破产，在我们工商银行有着大量的不良资产。风险管理部里的领导鲁俊生总经理带我多次去蒲纺，商谈不良资产处置问题。”这段经历，我也感同身受。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随着一批国企、乡镇企业停产倒闭，银行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我当时在枝江农行的风险部门工作，参与了包括枝江第三纺织厂在内的多家企业的不良资产处置。记得处置枝江第三纺织厂的不良资产时，我们多次与工厂、政府协商，最终通过“以资抵债”的方式，将工厂的厂房、设备抵给银行，再进行拍卖。整个过程异常艰难，一边是银行的资产安全，一边是工人的安置问题，我们既要遵守政策，又要兼顾人情，常常加班到深夜。梅老师笔下“张斌董事长同情这些在军工贡献了一辈子的工人们，为他们的利益总是据理力争，无奈僧多粥少”，正是我们当时的真实写照-我们深知，这些不良资产背后,是一个个企业的兴衰,是无数家庭的命运,所以每一次处置,都带着敬畏与不忍。
后来，随着国有银行股改上市，不良资产剥离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我与枝江第三纺织厂的交集也随之结束。就像梅老师所说:“蒲纺所欠不良资产剥离给了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我与蒲纺的交集也随之结束。”但那些经历，却成了我们这些金融人心中永远的记忆-我们不仅是资金的“管理者”，更是时代的“见证者”，见证了企业的辉煌与衰落，也见证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艰难与壮阔。
结语:远去的纺织城，不灭的记忆与同行之谊
读完《水边的纺织城》，合上书页，眼前仿佛同时浮现出两座纺织城:一座是陆水之滨的蒲纺，有槠槠树、有诗人、有梅老师的表姐;一座是长江之畔的枝江第三纺织厂，有贷款台账、
有丁姐、有猪油拌饭的香气。这两座纺织城，虽然相隔几百公里，却有着相似的命运;我与梅老师，虽然相识不久，却因“金融”与“纺织”这两个关键词，有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如今，蒲纺入选了“国家工业遗产名录”，枝江第三纺织厂的厂房也早已被改造成了商场和商务酒店，但它们所承载的记忆，却永远不会消逝。对梅老师而言，蒲纺是“青春的坐标”“亲情的纽带”;对我而言，枝江第三纺织厂是“职场的第一课”“时代的印记”。而对我们共同的时代而言，这些纺织城是中国工业发展的“活化石”，是一代人奋斗与坚守的见证。
感谢梅赞老师用文字为我们留住了这段岁月，也庆幸自己能以“同行”与“亲历者”的身份，读懂字里行间的深情。那些远去的纺织城，终将成为我们心中最温暖的记忆;而这份因文字结缘、因经历共鸣的同行之谊，也将如陆水与长江的流水，绵长而醇厚。
作者简介
刘祖倬，男，湖北枝江人，枝江市作协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长期深耕金融领域，现已退休。在职期间，凭借深厚的专业素养和敏锐的行业洞察力，撰写了多篇高质量文章，被《人民日报》《金融时报》《中国城乡金融报》《湖北日报》《中南财经大学学报》《经济与管理译丛》《三峡日报》《金潮文苑》《宜昌作家》《印象红磨坊》《枝江作协》《关庙山文学社》等权威报刊及公众号广泛登载。同时，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参与编写出版《银行经营概论》（中国金融出版社）等学术著作，为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退休后，依然热爱生活、笔耕不辍，继续以文字记录时代、分享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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