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周树安先生的长篇小说《崇宁破晓》，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成都平原往事的斑驳木门。这部以崇宁县（现郫都区唐昌镇）和平解放初期为背景的作品，没有刻意渲染宏大叙事的波澜壮阔，却以细腻的笔触、扎实的细节，将一段血与火交织的革命历史、一幅充满烟火气的乡土画卷徐徐铺展，读来令人心潮澎湃，更对“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有了愈发深刻的体悟。

    《崇宁破晓》最打动人心的，是其对历史真实的敬畏与还原。小说没有回避和平解放后潜藏的危机，而是直面土匪特务组织“二五叛乱”带来的残酷现实——县长牺牲、征粮队战士倒下，鲜血染红了刚迎来新生的土地。这种真实不刻意回避苦难，却更能凸显革命事业的艰辛与珍贵。在混乱与悲痛中，军代表马文挺身而出，组织武工队开展清匪反霸工作，成为乱世中的“定海神针”；武工队员周良则是无数基层革命者的缩影，他的勇敢与坚定并非凭空而来，父亲作为积极分子的言传身教，让他的选择有了更深厚的情感根基。书中登场的人物个个鲜活立体，马文的沉稳果决、孟明州的严谨细致、段振声的刚正不阿、周俊英的柔韧坚强、李克己的热血赤诚、周继红的纯真果敢、薛礼元的复杂多面，没有绝对的“脸谱化”，每个人都带着时代的印记与人性的温度。正是这些“真实的人”与“真实的事”，让那段远去的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文字，而是有血有肉、可感可触的鲜活记忆，也让“血与火的洗礼”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人用生命与信念践行的誓言。

    更难得的是，小说在书写革命历史的同时，还为读者保留了一份极为珍贵的“乡土档案”，那些浓郁的风土人情与生命的细节，让整部作品充满了烟火气与生命力。书中对传统习俗的描摹细致入微：过年时赶热闹的火把场，家家户户贴春联、粘门神，灶台上摆着敬灶神的供品，一家人围炉守岁的温馨；正月初一全城涌上拜朝庙的虔诚，初二女儿带着礼物回娘家的欢喜；雨水节时邻里间互送罐罐肉的温情，这些习俗不是生硬的“背景板”，而是融入人物生活与情感的一部分，让读者能清晰触摸到唐昌镇的生活脉搏。就连农村常见的“扯痧、刮背、拔火罐”，村民们赖以生存的“编筐筐、编箩篼 ”，田间地头种植的叶子烟，出行用的滑竿、运输靠的鸡公车，孩子们喜爱的叮叮糖，这些充满地域特色的生活场景与工具，都被作者——记录下来，如同为那个年代的唐昌镇历史、地理、特产的介绍，对公园、文庙、火神庙由来的追溯，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涵，更让唐昌镇这个地方有了历史的厚度与文化的底蕴，也让读者明白，革命历史从来不是脱离生活的“空中楼阁”，而是在这样的乡土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起来的。

    从叙事节奏到语言风格，《崇宁破晓》都展现出一种“接地气”的扎实与真诚。小说的章节衔接自然，一环扣一环，从和平解放后的平静表象，到“二五叛乱”的突发危机，再到武工队清匪反霸的艰难推进，最后到尾声的尘埃落定，情节推进不疾不徐却充满张力，让读者不自觉地沉浸其中，跟着人物的命运起伏而心潮起伏。语言上更是摒弃了华丽的辞藻堆砌，用朴实无华却饱含情感的文字讲述故事，尤其是浓郁的地方话语，既没有晦涩到影响阅读，又精准还原了唐昌镇的语言特色，让人物对话更显真实生动，也让整部作品充满了“家乡味”。这种“朴实感人”的风格，恰恰与那段历史的厚重、那份乡土的真挚相契合，没有刻意煽情，却在平淡中见真情，在细节中显力量。

    读完《崇宁破晓》，掩卷沉思，心中满是感动与敬意。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一段革命历史的铭记，更是对一个地方、一群人的深情回望。它填补了成都平原地区此类历史小说的空白，让人们得以窥见唐昌镇在那个特殊年代的风貌，看到唐昌镇人民在艰苦岁月中展现出的积极性与生命力——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毛主席说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无论是积极参与革命的武工队员、积极分子，还是坚守家园、传承习俗的普通百姓，他们都是这段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崇宁破晓》是一部值得细细品读的作品，它让我们在回顾历史中铭记初心，在感受乡土中汲取力量，也让我们明白，每一段历史、每一个地方、每一群人，都有值得被记录、被传承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永远不会过时。

    谭世富，四川中江人，居新都，爱好诗歌、散文、书法、武术。四川省散文协会会员，四川省诗词协会格律体新诗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在《西南商报》《东方詩風》《青年文学家》《四川人文》《格律体新诗》《快乐周报》《桂湖文艺》《望丛文学》《蜀诗年卷》等多家平台发表，作品曾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