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绪牢)
提及高中岁月，最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永远是李子翘老师围著前后分搭的围脖、不戴帽子站在讲台前的模样。他是我高塘中学七三级三班第二学期的班主任，家在高塘镇柿村刘家斜，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三九天的寒风里也始终身姿挺拔，而他教我求真知、解我困境的恩德，更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往后的人生。
初识李老师，是在他接任班主任后的第一个晚自习，我便真切感受到了他的“严”。他一开口就点了我的名：“咱们班那个穿毛蓝衫子的同学，自由主义严重，上课总迟到，我得专门整治你！”这话让我头都不敢抬，可心里满是委屈——我并非顽劣之辈，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是班长，每学期都能拿到“三好学生”的奖状。迟到的背后，是五六里外的家：母亲常年多病，弟弟妹妹还在大明小学读书，每到农忙时节，教室外农民扛着庄稼走过的身影，总会勾着我的心。我怕母亲搬不动晾晒的玉米、小麦，下课铃一响就饿着肚子往家跑，扛着几百斤玉米摊开、搅匀，啃两口硬馍、喝口开水，再一路小跑回学校，赶不上上课成了常事，也落下了“迟到早退”的坏名声。
为了改变老师的看法，我拼尽全力按时到校、认真听课，更试着在每周必交的周记里，悄悄写下了家里的难处。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篇周记竟成了转折——李老师看完后，对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他没有再多说一句责备的话，先是让我担任班里的文体干事，给了我信心；接着又特意去学校找领导，退了我已交的学费，还额外给了我20元钱，往后每月我还能领到4元助学金。正是这一笔钱、一份信任，彻底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也让我重新燃起了学习的热情。李老师要求我们，除了各科作业，每周必须交周记，他会逐篇认真批阅、修改。也是从那时起，我渐渐爱上了语文课，写作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这份积累，更成了我后来能在党报党刊、广播电台发表文章的底气。
1973年高中毕业后，我先到大队科研站工作，跟着老站长刻苦钻研植保技术，负责的工作多次被县农技站评为先进；后来又被公社抽调当驻队干部，在农田基建、三夏指挥部里采写稿件、刻印简报，每一份工作都做得尽心尽力。可无论走多远、做什么，我心里总牵挂着李老师，只是那时经济条件有限，看望他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直到政策开放后，我以农民身份，在全省率先到省城租房办起了食用菌技术培训学校，一门心思给学员传技术、帮农民脱贫，学员遍布全国各地，我的事迹也被《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陕西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经济状况终于彻底改善。
2019年秋天，我终于踏上了去刘家斜村的路，圆了多年的心愿。李老师的老伴特意给我烙了油馍，我吃得香甜，临走时还忍不住“连吃带拿”；2021年再去看望时，竟见年逾九旬的李老师在地里搬玉米、拉架子车，他走路抬头挺胸、脚底生风，说话依旧高声洪亮、滔滔不绝，全然不像一位高龄老人，那股精气神，和当年站在讲台上时一模一样。
如今想起李老师讲课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他功底扎实，教材烂熟于心，讲课时语言丰富、层次分明，说理清晰的同时，板书也写得工工整整，这样的课，没有学生不爱听。而他于我而言，早已不只是传道授业的老师，更是在我困境中拉我一把、在我迷茫时给我方向的恩人。听说现在李老师住在县城女儿家，安享天伦之乐，我便时常牵挂，也总想起他常说的“求真”二字——这两个字，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成了我做人、做事的准则。
这份师生情，没有惊天动地，却藏在每一个细碎的过往里，终生难忘，也终生受益。
责编：雷世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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