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绪牢)
提及高中岁月,最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永远是李子翘老师围著前后分搭的围脖、不戴帽子站在讲台前的模样。他是我高塘中学七三级三班第二学期的班主任,家在高塘镇柿村刘家斜,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三九天的寒风里也始终身姿挺拔,而他教我求真知、解我困境的恩德,更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往后的人生。
初识李老师,是在他接任班主任后的第一个晚自习,我便真切感受到了他的“严”。他一开口就点了我的名:“咱们班那个穿毛蓝衫子的同学,自由主义严重,上课总迟到,我得专门整治你!”这话让我头都不敢抬,可心里满是委屈——我并非顽劣之辈,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是班长,每学期都能拿到“三好学生”的奖状。迟到的背后,是五六里外的家:母亲常年多病,弟弟妹妹还在大明小学读书,每到农忙时节,教室外农民扛着庄稼走过的身影,总会勾着我的心。我怕母亲搬不动晾晒的玉米、小麦,下课铃一响就饿着肚子往家跑,扛着几百斤玉米摊开、搅匀,啃两口硬馍、喝口开水,再一路小跑回学校,赶不上上课成了常事,也落下了“迟到早退”的坏名声。
为了改变老师的看法,我拼尽全力按时到校、认真听课,更试着在每周必交的周记里,悄悄写下了家里的难处。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篇周记竟成了转折——李老师看完后,对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他没有再多说一句责备的话,先是让我担任班里的文体干事,给了我信心;接着又特意去学校找领导,退了我已交的学费,还额外给了我20元钱,往后每月我还能领到4元助学金。正是这一笔钱、一份信任,彻底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也让我重新燃起了学习的热情。李老师要求我们,除了各科作业,每周必须交周记,他会逐篇认真批阅、修改。也是从那时起,我渐渐爱上了语文课,写作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这份积累,更成了我后来能在党报党刊、广播电台发表文章的底气。
1973年高中毕业后,我先到大队科研站工作,跟着老站长刻苦钻研植保技术,负责的工作多次被县农技站评为先进;后来又被公社抽调当驻队干部,在农田基建、三夏指挥部里采写稿件、刻印简报,每一份工作都做得尽心尽力。可无论走多远、做什么,我心里总牵挂着李老师,只是那时经济条件有限,看望他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直到政策开放后,我以农民身份,在全省率先到省城租房办起了食用菌技术培训学校,一门心思给学员传技术、帮农民脱贫,学员遍布全国各地,我的事迹也被《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陕西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经济状况终于彻底改善。
2019年秋天,我终于踏上了去刘家斜村的路,圆了多年的心愿。李老师的老伴特意给我烙了油馍,我吃得香甜,临走时还忍不住“连吃带拿”;2021年再去看望时,竟见年逾九旬的李老师在地里搬玉米、拉架子车,他走路抬头挺胸、脚底生风,说话依旧高声洪亮、滔滔不绝,全然不像一位高龄老人,那股精气神,和当年站在讲台上时一模一样。
如今想起李老师讲课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他功底扎实,教材烂熟于心,讲课时语言丰富、层次分明,说理清晰的同时,板书也写得工工整整,这样的课,没有学生不爱听。而他于我而言,早已不只是传道授业的老师,更是在我困境中拉我一把、在我迷茫时给我方向的恩人。听说现在李老师住在县城女儿家,安享天伦之乐,我便时常牵挂,也总想起他常说的“求真”二字——这两个字,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成了我做人、做事的准则。
这份师生情,没有惊天动地,却藏在每一个细碎的过往里,终生难忘,也终生受益。
责编:雷世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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