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1973年8月出生于宁夏西吉县，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1部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通俗讲，“学理性”就是说话、写文章或做研究时，不是凭感觉和经验，而是像做数学证明题一样，用一套“摆证据、讲逻辑”的专业方法把道理说清楚、讲透彻。它的核心是“不任性”，要求内容站得住脚。掰开来讲，无非是有依据、讲逻辑。有依据，观点不是凭空来的，要么来自公认的理论（比如用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分析物价），要么来自可靠的事实、数据或前人研究（比如引用权威报告的数据说明问题）。讲逻辑，论证过程要一环扣一环，不能跳着来。比如要得出“某方法有效”的结论，得先说明“它基于什么原理”“实验步骤如何”“结果如何支撑结论”，而不是直接说“我觉得它有效”。简单说，就是把“我觉得”变成为什么我觉得，依据是什么，逻辑上通不通。

       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在实操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往往是荒腔走板，不妨从最“无聊”、最不起眼的例子说起。

       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出租车司机工作属性的段子，以问答结构推进。

       问，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答，我从事的是都市交通流态解析与位移服务优化。核心方向是，从事城市路网拓扑结构下的时空博弈策略研究。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实时交通数据，比如路况拥堵指数、信号灯周期、突发事件等，建模最优路径，结合乘客需求的动态响应，在复杂的城市脉动中，实现高效、安全、舒适的点对点位移交付。

       问，那具体工作究竟是怎么样完成的？答，具体有四大模块：一是车辆状态动力学管理，精准控制油门，刹车转向的协同，优化乘客的积极体验；二是城市空间认知与实时导航融合，人脑活地图，结合AI算法，预判拥堵节点，进行毫秒级的路径决策；三是需求预测与资源调度相应，在高峰刹流与时扬指尖，动态平衡效率与收益；四是建立乘客信任安全模型，通过校准化服务，路线透明化和环境舒适度控制，达成服务体验的纳米均衡。

       问者越听越一头雾水，你他妈到底是干什么的？对方只好不好意思地挤出几个字：出租车司机。

       上面的话题我们再以年轻人爱喝奶茶这个现象为例，对比“非学理性表达”和“学理性分析”的区别，就能更直观理解。 

       非学理性表达（日常聊天/主观感受）：“现在年轻人太爱喝奶茶了，我身边朋友每天都点，感觉就是图个好喝、方便，可能还因为包装好看，发朋友圈挺有面子的。”这个回答的核心是，基于个人观察和感受，观点零散，没有统一的分析框架，也不需要严格的证据支撑。

      学理性分析（用专业视角“拆解”现象）：如果用社会学中的“消费符号理论”来分析，会形成这样的逻辑链条。首先提出核心观点：年轻人对奶茶的消费，本质上是对其背后“社交符号”的追求，而非单纯满足味觉需求。再找理论据：引用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在消费社会，商品不再只是实用物品，更是承载着身份、品味、社交关系的符号。最后用事实/数据论证：证据1，某调研显示，72%的年轻人购买奶茶时会优先选择“网红款”，其决策依据是小红书/抖音上很多人推荐，而非“口味更好”。证据2，奶茶店普遍推出“限定款”“联名款”包装，这类产品的销量比普通款高30%，很多消费者会为了收藏包装或拍照发社交平台而购买。然后得出结论，年轻人喝奶茶，喝的不仅是茶，更是“融入社交圈的门票”“展现潮流品味的标签”，奶茶通过包装、营销被塑造成一种社交符号，从而引发持续消费。

       由此可见，简单说，学理性分析就是给你的观察“搭个架子”，用专业理论当“横梁”，用事实数据当“砖头”，让你的结论从“我感觉”变成“有道理、站得住脚”的观点。

       现在，我们回到文学批评上来，以分析余华的《活着》为例，对比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式，就能看清一些年轻学者标榜的“学理性”文学批评究竟是什么。 

       非学理性文学批评（常见于普通读者评论或随笔）：《活着》太苦了！福贵一辈子太惨了，家人一个个离开，最后只剩他和一头牛，看得人很压抑。余华太会写了，把苦难写得那么真实，读完特别有共鸣，感觉人活着就是要扛住所有苦。这里的核心是，基于个人阅读感受和情感共鸣，以“我觉得”“我感动”为核心，没有专业理论框架，也无需引用学术观点或文本细节作为严格论据。 

       学理性文学批评（年轻学者可能会采用的分析方式）：若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理论框架分析《活着》，其批评会呈现出清晰的“理论-文本-论证”链条。

       确立理论框架与核心论点，运用萨特“人在处境中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理论，提出核心观点，福贵的“活着”并非被动承受苦难，而是在极端处境中通过选择“活着本身”完成了存在意义的建构。援引理论与学术对话，引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论述：“人注定自由，即使在枷锁中，选择如何面对枷锁也是一种自由。”中间回应既有研究，指出部分学者将《活着》解读为“苦难史诗”，但这种解读弱化了福贵的主体性，而存在主义视角能更精准捕捉人物的精神内核。自然需经过一通深文周纳的文本细节的精准论证，比如论据1：当家珍、有庆、凤霞相继离世时，福贵曾想过“跟着死了算了”，但最终选择“买一头老牛，叫它福贵”，这一行为是主动选择——他拒绝被苦难吞噬，通过“与牛共生”的方式重新定义生活，这正是存在主义“在绝望中选择希望”的体现。论据2：小说结尾，福贵牵着牛念叨“家珍、有庆、凤霞都在呢”，并非沉浸于回忆的痛苦，而是将亲人的存在内化为“活着”的动力，通过“叙述”完成对苦难的超越，这与加缪笔下“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主动选择具有同构性。最后，得出学术结论：《活着》的深刻性不在于对苦难的陈列，而在于通过福贵的一系列选择，揭示了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人的意义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在具体的生存困境中通过主动选择创造的。福贵的“活着”，是对人如何在无意义的世界中创造意义的文学回答。

       毋庸置疑，经常跟踪阅读文学批评的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这种批评的“学理性”，正是一些年轻学者想要标榜的——它不再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以专业理论为工具，通过与学术前辈对话、紧扣文本细节论证，最终得出具有学术价值的结论，让批评从“读后感”变成可被讨论、可被深化的学术观点。

       道理大家都懂，可是如此这般的文学批评就好吗？或者说，把学理性搞成这个样子，一定是文学创作和读者所需要的吗？我看未必。理由如下：

       既然文学批评本来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它的首要功能和任务便是甄别作品的优劣。如此一通理论搬运，别的不用去多说，单是把产生自别的文学或现象的理论，不加分析与判断，离开被评作品具体语境搬过来，就是一个愚蠢行为。说轻点，是背书；说重点，干脆没有基本的艺术感悟力。非但不会起到引导、甄别作用，反而是对优劣的乱搅和，所谓和稀泥。

       如此这般的学理性，倘若是个人的行为，至多属于犯罪未遂，伤害还不至于大量波及整个批评生态。但如果多数文学理论批评版面，因“不得罪人”“没有攻击性”而加以鼓励、引导，可想而知，此学理性便会迅速成为文学批评界的一种“绥靖态度”。说到底，这种所谓学理性文学批评，根本没有任何门槛，只要心理上的自律防线自动取消，闭着眼睛都可以“旁征博引”。反正不动用感情，引用谁的理论和观点都无所谓。更何况最终目标是为了表扬，理想主义理论放到哪部作品身上都合适，还用得着选择吗？

       之所以如此所谓学理性文学批评能逞一时之盛，乃至于被普遍称之为“学术化”转向，是因为道中人心里普遍有某种“新时代焦虑症”。唯恐所评作品不经典、不历史化，恨不能一锤定乾坤。有了这种焦虑折磨，即使有点个人感悟、感觉，也都会自行熄灭。久而久之，所谓学理性文学批评，实际上就变成了黑话连篇的“行话”，可能谁都明白，其实谁都不敢率先打破这种局面。因为文学批评生态已然被结构化，最先跳出来的，必然是另类、捣乱者。

        如此说来，相比较，还不如直接来个“我感觉”“我认为”更省事，虽不乏任性，到底是典型的价值判断。也便于预防批评者内心的分裂，更有利于为他人甄别、选择提供“一家之言”的借鉴。因为再怎么理论化，好与不好、优与不优，于文学而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定是个人审美趣味化的东西，不可能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规定某些没人读下去的作品必须是经典。

       这就如同被问的出租车司机，一句我是出租车司机，就短半截吗？亦如同喜欢奶茶，喜欢喝就是喜欢喝，外卖小哥、清洁工，为着方便，就不能喝了？至于那些额外被附加上去的“符号”“价值”“微言大义”，还是留给闲得心慌的好事者，让他们去练习、磨砺发达的理论大脑吧！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