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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学智,1973年8月出生于宁夏西吉县,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1部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通俗讲,“学理性”就是说话、写文章或做研究时,不是凭感觉和经验,而是像做数学证明题一样,用一套“摆证据、讲逻辑”的专业方法把道理说清楚、讲透彻。它的核心是“不任性”,要求内容站得住脚。掰开来讲,无非是有依据、讲逻辑。有依据,观点不是凭空来的,要么来自公认的理论(比如用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分析物价),要么来自可靠的事实、数据或前人研究(比如引用权威报告的数据说明问题)。讲逻辑,论证过程要一环扣一环,不能跳着来。比如要得出“某方法有效”的结论,得先说明“它基于什么原理”“实验步骤如何”“结果如何支撑结论”,而不是直接说“我觉得它有效”。简单说,就是把“我觉得”变成为什么我觉得,依据是什么,逻辑上通不通。
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在实操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往往是荒腔走板,不妨从最“无聊”、最不起眼的例子说起。
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出租车司机工作属性的段子,以问答结构推进。
问,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答,我从事的是都市交通流态解析与位移服务优化。核心方向是,从事城市路网拓扑结构下的时空博弈策略研究。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实时交通数据,比如路况拥堵指数、信号灯周期、突发事件等,建模最优路径,结合乘客需求的动态响应,在复杂的城市脉动中,实现高效、安全、舒适的点对点位移交付。
问,那具体工作究竟是怎么样完成的?答,具体有四大模块:一是车辆状态动力学管理,精准控制油门,刹车转向的协同,优化乘客的积极体验;二是城市空间认知与实时导航融合,人脑活地图,结合AI算法,预判拥堵节点,进行毫秒级的路径决策;三是需求预测与资源调度相应,在高峰刹流与时扬指尖,动态平衡效率与收益;四是建立乘客信任安全模型,通过校准化服务,路线透明化和环境舒适度控制,达成服务体验的纳米均衡。
问者越听越一头雾水,你他妈到底是干什么的?对方只好不好意思地挤出几个字:出租车司机。
上面的话题我们再以年轻人爱喝奶茶这个现象为例,对比“非学理性表达”和“学理性分析”的区别,就能更直观理解。
非学理性表达(日常聊天/主观感受):“现在年轻人太爱喝奶茶了,我身边朋友每天都点,感觉就是图个好喝、方便,可能还因为包装好看,发朋友圈挺有面子的。”这个回答的核心是,基于个人观察和感受,观点零散,没有统一的分析框架,也不需要严格的证据支撑。
学理性分析(用专业视角“拆解”现象):如果用社会学中的“消费符号理论”来分析,会形成这样的逻辑链条。首先提出核心观点:年轻人对奶茶的消费,本质上是对其背后“社交符号”的追求,而非单纯满足味觉需求。再找理论据:引用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在消费社会,商品不再只是实用物品,更是承载着身份、品味、社交关系的符号。最后用事实/数据论证:证据1,某调研显示,72%的年轻人购买奶茶时会优先选择“网红款”,其决策依据是小红书/抖音上很多人推荐,而非“口味更好”。证据2,奶茶店普遍推出“限定款”“联名款”包装,这类产品的销量比普通款高30%,很多消费者会为了收藏包装或拍照发社交平台而购买。然后得出结论,年轻人喝奶茶,喝的不仅是茶,更是“融入社交圈的门票”“展现潮流品味的标签”,奶茶通过包装、营销被塑造成一种社交符号,从而引发持续消费。
由此可见,简单说,学理性分析就是给你的观察“搭个架子”,用专业理论当“横梁”,用事实数据当“砖头”,让你的结论从“我感觉”变成“有道理、站得住脚”的观点。
现在,我们回到文学批评上来,以分析余华的《活着》为例,对比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式,就能看清一些年轻学者标榜的“学理性”文学批评究竟是什么。
非学理性文学批评(常见于普通读者评论或随笔):《活着》太苦了!福贵一辈子太惨了,家人一个个离开,最后只剩他和一头牛,看得人很压抑。余华太会写了,把苦难写得那么真实,读完特别有共鸣,感觉人活着就是要扛住所有苦。这里的核心是,基于个人阅读感受和情感共鸣,以“我觉得”“我感动”为核心,没有专业理论框架,也无需引用学术观点或文本细节作为严格论据。
学理性文学批评(年轻学者可能会采用的分析方式):若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理论框架分析《活着》,其批评会呈现出清晰的“理论-文本-论证”链条。
确立理论框架与核心论点,运用萨特“人在处境中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理论,提出核心观点,福贵的“活着”并非被动承受苦难,而是在极端处境中通过选择“活着本身”完成了存在意义的建构。援引理论与学术对话,引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论述:“人注定自由,即使在枷锁中,选择如何面对枷锁也是一种自由。”中间回应既有研究,指出部分学者将《活着》解读为“苦难史诗”,但这种解读弱化了福贵的主体性,而存在主义视角能更精准捕捉人物的精神内核。自然需经过一通深文周纳的文本细节的精准论证,比如论据1:当家珍、有庆、凤霞相继离世时,福贵曾想过“跟着死了算了”,但最终选择“买一头老牛,叫它福贵”,这一行为是主动选择——他拒绝被苦难吞噬,通过“与牛共生”的方式重新定义生活,这正是存在主义“在绝望中选择希望”的体现。论据2:小说结尾,福贵牵着牛念叨“家珍、有庆、凤霞都在呢”,并非沉浸于回忆的痛苦,而是将亲人的存在内化为“活着”的动力,通过“叙述”完成对苦难的超越,这与加缪笔下“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主动选择具有同构性。最后,得出学术结论:《活着》的深刻性不在于对苦难的陈列,而在于通过福贵的一系列选择,揭示了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人的意义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在具体的生存困境中通过主动选择创造的。福贵的“活着”,是对人如何在无意义的世界中创造意义的文学回答。
毋庸置疑,经常跟踪阅读文学批评的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这种批评的“学理性”,正是一些年轻学者想要标榜的——它不再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以专业理论为工具,通过与学术前辈对话、紧扣文本细节论证,最终得出具有学术价值的结论,让批评从“读后感”变成可被讨论、可被深化的学术观点。
道理大家都懂,可是如此这般的文学批评就好吗?或者说,把学理性搞成这个样子,一定是文学创作和读者所需要的吗?我看未必。理由如下:
既然文学批评本来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它的首要功能和任务便是甄别作品的优劣。如此一通理论搬运,别的不用去多说,单是把产生自别的文学或现象的理论,不加分析与判断,离开被评作品具体语境搬过来,就是一个愚蠢行为。说轻点,是背书;说重点,干脆没有基本的艺术感悟力。非但不会起到引导、甄别作用,反而是对优劣的乱搅和,所谓和稀泥。
如此这般的学理性,倘若是个人的行为,至多属于犯罪未遂,伤害还不至于大量波及整个批评生态。但如果多数文学理论批评版面,因“不得罪人”“没有攻击性”而加以鼓励、引导,可想而知,此学理性便会迅速成为文学批评界的一种“绥靖态度”。说到底,这种所谓学理性文学批评,根本没有任何门槛,只要心理上的自律防线自动取消,闭着眼睛都可以“旁征博引”。反正不动用感情,引用谁的理论和观点都无所谓。更何况最终目标是为了表扬,理想主义理论放到哪部作品身上都合适,还用得着选择吗?
之所以如此所谓学理性文学批评能逞一时之盛,乃至于被普遍称之为“学术化”转向,是因为道中人心里普遍有某种“新时代焦虑症”。唯恐所评作品不经典、不历史化,恨不能一锤定乾坤。有了这种焦虑折磨,即使有点个人感悟、感觉,也都会自行熄灭。久而久之,所谓学理性文学批评,实际上就变成了黑话连篇的“行话”,可能谁都明白,其实谁都不敢率先打破这种局面。因为文学批评生态已然被结构化,最先跳出来的,必然是另类、捣乱者。
如此说来,相比较,还不如直接来个“我感觉”“我认为”更省事,虽不乏任性,到底是典型的价值判断。也便于预防批评者内心的分裂,更有利于为他人甄别、选择提供“一家之言”的借鉴。因为再怎么理论化,好与不好、优与不优,于文学而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定是个人审美趣味化的东西,不可能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规定某些没人读下去的作品必须是经典。
这就如同被问的出租车司机,一句我是出租车司机,就短半截吗?亦如同喜欢奶茶,喜欢喝就是喜欢喝,外卖小哥、清洁工,为着方便,就不能喝了?至于那些额外被附加上去的“符号”“价值”“微言大义”,还是留给闲得心慌的好事者,让他们去练习、磨砺发达的理论大脑吧!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