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野松,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江门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麦秀芳,女,广东江门市作家协会会员、江门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鹤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摘 要：宝蘭,这位身处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南方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的大别山女儿,在诗之王国自然地行走,她以缜密透彻的洞察力观照时代和自身,以睿智深刻的感悟力去“玩味”当下现实,以生命体验与女性视角来表现对芸芸众生的关注和对生命的悲悯,借自然万物来抒写她对时代的内心感受与哲思,彰显出这位大别山女儿对生命、社会、历史、人性、灵魂的大格局、大视野、大胸襟、大情怀、大悲悯的书写风范。







　　宝蘭，一位大别山的女儿，在温润、水灵、柔情的外表下潜藏着刚毅、坦荡、热情、豪爽又敏感、细腻的特质。这种与生俱来的诗性感觉天赋使她在喧嚣扰攘、物欲横流的俗世中始终保持凝神观照，悉心体悟，精深幽微的情态。于是，她以缜密透彻的洞察力观照时代和自身、以睿智深刻的感悟力去“玩味”当下现实，以生命体验与女性的视角来表现对芸芸众生的关注和对生命的悲悯，借自然万物来抒写她对时代的内心感受与哲思，彰显出这位大别山女儿对生命、社会、历史、人性、灵魂的大格局、大视野、大胸襟、大情怀、大悲悯的书写风范。


　　一是，渗透着心性、情感与外物融和的灵动与庄严。 《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本来是对卦象创造的理论概括，但也反映了主体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观”包含着认知和宗教的意义，也包含着审美的意义。美学家张世英说：“人生有四种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审美为最高境界。宝蘭善于体察物象，在物与我、我与物之间沉潜静观和体悟中使“人的主体性地位”被“充分消解”，达到主观认知与客观真实的相互交融，从而感悟到世间万物的灵妙与神圣，在体悟物象的过程中安顿心灵。于是，她在观物的过程中，有感而发，使物我会于心，这种精妙丰富的生命体验与对纷繁复杂世界精微深湛的感知便自然而然地凝缩于诗句中。比如，在《旷野中守望者》中，她写到：“穿越季节而来/这些向水而生的草族/它们的身姿像青葱的少年/用笔直的腰杆碾过岁月/它蓬勃的生命/是大地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一次次扛起这些繁茂的植物/用白昼的事物编织夜的经纬/风在你体内磨砺着刀锋的白刃/那个比丝绸还要昂贵的时代/它们用还魂鸟的翅膀/让草木的标本，复活了/一个又一个用清水洗脸的黎明/莞草。落花在落，流水在流/它们依然生动的守望着/内心的圣洁/万物都在变轻，它用/自己坚韧的身体托举着天空/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相遇”。诗人似乎在旷野中“寂然不动”，守望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此刻，她的心犹如明镜，映照“万有物象”，倏地有了“澄怀观道”“感而遂通”的感觉，心灵对旷野之物象有了回应。她感佩原始生命的伟力，“这些繁茂的植物”即使有“风在你体内磨砺着刀锋的白刃”，依然可以“还魂”。“落花在落，流水在流”，无论线性的时间如何冲流，但内心与生俱来的那份圣洁和坚韧可以“越狱”、可以对抗、可以超拔，乃至可以“托举着天空”。这时，诗人“感于物而动”，由感而动，使自己与世界豁然相遇、贯通，做到化景物为情景，化情景为诗境。


　　再如，在《花好月圆》中，宝蘭看到的是——“我的家乡也是月光的故乡/因满山的映山红 桃花 梨花 杏花 油菜花/和遍地无名的野花而春色娇艳/因一朵莲花/整个夏天都新鲜水嫩”，这何尝不是淳朴的家乡女子的倩影呢;闻到的是——“八月的桂花/香飘十里/清可绝尘/浓可致远”，这便是家乡人淳朴的特质;想到的是——“在我的家乡/以花命名的女人/都不懂什么是折桂攀蟾/无论初一还是十五/无论你两手空空/还是烽火狼烟/只要推开家门就见花好月圆”诗人在家乡所看到的一草一木，并非“复制”客观物像，而是“以心观物，与物之情性泯然契合”的结果，即在物我贯通中基于物而不滞于物。所以能以透亮、澄明、纯美的心怀与家乡的月光和各种有名的、无名的野花等外物的对接、融和，使字里行间处处流淌着本色和心声。她怀想家乡人的真诚、纯朴、善良，她向往和皈依心中的精神高地——她的家乡。这种挚诚而强烈的感情，必然使诗人在诗创作中产生审美的愉悦，灵动与端严之气便油然而生。


　　如此观之，我们发觉宝蘭的诗均为“有我之境”，其诗中出现的景物，无论是对日常物品的“描摹”，还是对自然景物的状写，都不仅是对物象的再现,更是诗人情感和灵魂的化身,所造之意象蕴涵丰沛。例如，在《百衲衣》一诗中，她将百衲衣比作处处藏着皱襞的现实，用一件“百衲衣”来作隐喻：“一块皱巴/正在搓软的布/提醒我们，时刻备好针线/因为总有些破洞和伤口潜伏在那/在你相信美好不是梦时/把你打回原形/强暴你一心要抱住的幸福/所有的弥补，针针见血/我们不停地飞针走线/但切莫乱了阵脚”这样的句子，诗性地描绘了人生有如一件华丽的袍，上面爬满虱子，美好的表面却藏匿着种种疼痛与危机，但即使“针针见血”，也“切莫乱了阵脚”，体现了诗人虽看清了世相的冷峻和艰涩，却仍能保持直面现实的自信和勇气。在《极夜》中，诗人把感知世间的险恶、生命之旅的波诡云谲等情愫融入“暗物质”“狼的领地”“瀑流”等意象中;在《冰层之下》中，诗人把自己独立特行、坚守正道、捍卫人间正气的胸襟与气魄用“倔强的小白花”来作隐喻;等等。这些意象都是诗人灵魂与现实搏斗的种种折射，象入心灵之后，万物与心相融，真可谓心境外境融合，意象意境升华。


　　二是，充满着思辨智慧的灵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九章里早已指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海德格尔认为：“思就是诗，存在之思是诗的原初方式，一切诗歌由它生发。”宝蘭在其诗性浪漫的感性中，潜藏着深刻的理性思考，使她的诗流露出智性的光芒。她在体验社会、追寻历史、触摸人性、慨叹命运、思考人生、叩问当下的自觉中，将幽微的触觉伸向民间的疾苦，牵向尘封的历史，插向人性的沼泽，挪向人生路途上的暗流，掀开当下社会的背面，于是，宝蘭袒裸自己的灵魂，观照自我，审视世界，奔涌出深邃而富有思辨的诗句。比如，在《我看到云的另一面》中，她写道：“我发现它的阳面锦绸般光滑/垂向地面的云总乌黑着要哭的脸/而朝上的另一面原来活得如表现出深厚的悲悯情怀。此光鲜/如果不是有人把我请来高处/我将永远不知真相/从白到黑，一路看下来/群山凑热闹似的相互依偎/地表上到处都是伤口、补丁/人类这群害虫，让地球满是伤疤/飞机绕着弧形侧身下降/我看到广深高速笔直朝下/车灯密集似串串的冰糖葫芦/另一方城池像挂在天边杂染的瀑布/更似一片无序的星河挤入凡间/……”诗人处在云端上登高望远，洞见了“阳面锦绸般光滑”的云朵垂向地面的一面“总乌黑着要哭的脸”的“真相”;窥见了“地表上到处都是伤口、补丁”的悲凉;透视了“一片无序的星河挤入凡间”的失范。诗人的视野全打开了，她带着深邃的眼光仁立高空，清醒地质疑、揭露、痛斥乃至批判人类因为贪婪无度、欲望膨胀而导致愚不可及的种种恶果，以严密的思辨能力和洞烛幽微的观察、发现能力坦示人类社会的真相，彰显出宝蘭的器识与胆魄，她的这种将愤懑与“质问”并非为“揭短”而“揭短”，而是“爱之深责之切”，所“责”是为了唤醒功利至上的世人。所以，她对周遭世界“突然原谅了所看到的一切”，和解了，圆融了，生活依然继续，心底仍然会升腾起呼啸的火花。宝蘭以独特的视角和灵魂的感知，立体地还原世界的真相，这与我们熟知的世界是陌生的，甚至是异质的。 而这，就是诗人诗歌写作的功力所在，察常人之未察，悟常人之未悟，写常人之未写。宝蘭的不少诗作，均体现了她的悲悯情怀与现实主义写作风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宝蘭写作的视野,是多维度的，这不仅体现在眼界，还体现在精微的感受。她通过把个体的种种幽微感受和经验呈现出来，去回望、去思考自己的过去，去打量世界，去唤醒强大的生命力。如在《这些年》中，她写道：“童年不会哭，知道哭也没有用/大多数时间，我就是一根哑木头/保持一个姿势/手，伸向天上的娘/这些年，时常/忘记自己是个女人，洪流裹挟，肩挑背扛，连滚带爬地从/一个风口到另一个风口/面对一个人的日月，一个不确定的黎明……”在“洪流裹挟”中，即使身处“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蹇顿环境下，宝蘭不是怨天尤人，不是自怨自艾，不是守株待兔，而是保持深刻的清醒自持，“反求诸己”，从容应对。于是她以“肩挑背扛，连滚带爬”的倔强与坚毅，“从一个风口到另一个风口”，凭着这股劲儿，她“把孩子带大，把老人送走”，还“一次次用哽咽的喉咙告诉亲友/我很好，我还行”，就这样，宝蘭一路走来，用自身的柔韧与强悍在羁绊与坎坷中“杀出重围”，寻找到自己的幸福。在追寻幸福的路途中，她用诗歌的势能挣脱现实的重力、纾解蓄积的压力。自然，“每一行诗句就是甩出的鞭子、拨出的剑、带基因的子弹，也是桃花源、女儿国”。当诗人历经命运的洗礼后，幡然悟出“这人世间所有的幸福，都建立在薄冰之上”。在《苦菜花》中，作者对生命之重做了深深的思考——“我的存在过于沉重/犹如天空穿过宿命/缄默的内部，埋着很多深渊/断裂的情绪和破碎的生活……恍如当年，我劈开无边的荆棘/试图把阴影一点点抹去痕迹”。在这沉重的存在之下，诗人不是沉湎于苦难的回顾，而是以笔为斧，劈开伤痕，孕育生机，表达了坚韧不拔的信念。里尔克认为，诗是经验。宝蘭的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体悟与个体生命觉解的书写，使她“从个性的深度和生活的丰富性中攫取内涵”(海德格尔语)，闪烁着哲思的灵光。


　　宝蘭善于把哲学思辨融入到诗歌的灵性写作中，所以她的诗还有着一种辨证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文学博士李勇在《重拼地图——结构主义与文本解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中曾指出：“结构主义认为，人的思维中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模式……在这些模式中，最基本的要数二元对立模式了。人们总是把事物归入长短、高低、美丑、善恶、生熟等等对立的模式中加以认识、解释。”在宝蘭的诗中，存在着对立意象的并置或者情绪、情态思维上的矛盾、分裂乃至悖谬。如在《北纬30度》中，她写道：“这是一条光最充足的纬线/长出文明长出神性，长出了世上最难攀爬的雪峰/也沉下最咸最凶险最莫测的苦海/或许不是每一寸光都得到庇护/也不是所有的光直抵事物内部/光不懂深浅，几个影子的诱惑/仅给夜留足余地/人生无明，跟黑暗无关/或许是我们缺乏对光明的确认”。光本来是“赋于万物姿色”的，但在这里，作者却觉知到“一条光最充足的纬线”却“沉下最咸最凶险最莫测的苦海”，由此推出“人生无明，跟黑暗无关”的悖论。这种逻辑结构的“不对称”表达方式，最能激发起读者对人生困境的思考。在《登贤令山》中，她写道：“越陡峭的地方，越有捷径/多数人依然选择大道/敞开胸怀，费力地往高处走”。这看似是诗人对世俗社会的一种深刻而微妙的疏离态度。在命运的洪流中，诗人仿佛是一位超脱的旁观者，以独特的视角审视着人生路上的陡峭险峻，这种疏离感，并非是对世俗的逃避或冷漠，而是一种深刻的洞察与自省，更多的体现出诗人渴望真诚、追求淳朴和心灵的救赎——“韩公手植的千年金桂/怂恿我们如蚁辈般/攀行在离芬芳最近的高枝上/进入一首首真挚、敦厚、不被/任何风向裹挟的诗”。诗人试图到历史文化深处去寻找现实世界的价值支点，让那些在当下时光中疲惫不堪的灵魂游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获得慰藉与舒缓。


　　三是，表现出深厚的悲悯情怀。宝蘭诗歌中所表现的悲悯情怀主要体现在对民族历史、人类生存环境和个体命运的深入关注与思考，对物质至上、价值旁落的现代社会的痛苦反思。在《端午登状元塔》中，诗人写到：“登上塔尖习惯不约而同的临下喊些废话/声音深浅不一，有人在此/心猿意马，有人在此旧事重温/高低远近，各人只看各人的风景/极目之处，人世间再也找不到/一滴水与万历二十五年有关/往事已随流水隐去姓名/只有记忆的门槛高出两岸/状元及第学子崇拜的轩辕/交替上演过多少人世的悲欢/……”诗人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在审视、在关注这些当下的事物，她看到了“登上塔尖习惯不约而同的临下喊些废话”的各种现象：虚伪、形式、欺上瞒下……诗人因此想到了“万历二十五年有关”的历史悲剧——明军败于萧山，但杨镐掩败为胜，弄虚作假，表现出诗人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以及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深深的忧患意识。在《向阳寨的小院》中，她写到：“而我是你摘下的那朵花/我没有给自己留退出的路/只想让灵魂在与你的亲近中净化/最近不断有人传来闲话/说我的小院装不下你，装下你需要一个时代”。在这里，“向阳寨的小院”隐喻、象征着纯净无瑕的世外桃源。诗人对现代文明中的“价值缺位”和个体生命中善良、美好品质的逐渐失缺感到无比痛惜，因此在心底大声疾呼：这个时代最应“装下”的应该是人性基质中的简单、善良、纯净、真诚。在《所有相遇都是一粒种子》中，她对命运、宿命有着一种“疼痛”的思索。她如此写到：“我们也有逃避不了的宿命/稻田里长出个高粱/我们尊重万物生长的权利/既然携手上岸，我们懂得/就是天也有阴晴圆缺”。在这里，诗人的悲悯情怀蕴含在对人生、宇宙万物不圆融的包容与接纳，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大自然的法则。在《过年回乡》中，宝蘭通过对家乡小村过年短暂的热闹场景的描绘和对亲情“疏离”的感慨，乃至“突然羡慕起鸟来”，认为“人有的时候活得不如一只鸟”，因为“它们可以朝夕相处”而“我们一年只见几次面/还没捂热，就要分开”。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怀念和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用“世界的祛魅”描绘了现代化社会科学化、理性化的生存场景下那样：物质功利主义逐渐取代价值深度和人文诉求。自此，一种悲悯情怀发人深省，诗人传递出一种对人性温暖的渴望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使她实现了生命本真的诗性超越。在《我终于知道了娘的名字》中，诗人对母亲的怀念与愧疚喷薄而出：“向一切认识和可能认识您的人打听您的名字/就像打听一个丢失的时代……我捧着您沉重的名字/我捧着您纸一样薄薄的一生”。通过打听母亲的名字，诗人仿佛在追寻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而“沉重的名字”和“纸一样薄薄的一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母亲一生的坎坷与不易，映射出诗人内心深处复杂情感与无法言说的思绪。在《立春》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社会、自然现象的深刻思考：“我开始同情那些被雨水打落的花瓣/开始思考关于万物腐朽的问题”。这种同情和思考不仅体现了诗人的人文关怀，也展示了她对生命、社会和自然的深刻理解和感悟。在《左山》中，她写道：“身在云端，更应感怀天下/标杆的尽头，也要有柔软的部分/如火把，如鲜红的旗帜/是燃烧的热血悲悯的心，而不是甩出的鞭子”，流露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


　　四是，坚守诗歌的自然抒写品格。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七则》里写道：“大家之作，其言情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娇柔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大意是说，优秀的作品，其语言和情感表达让人觉得平实自然，不娇柔造作。宝蘭的诗歌写作一直坚持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基本品质，既能灵性地抒写自己的思想情感，又能自然地表现自己对世事世情世物的情感体验，以及对社会现实、生存环境、人类命运的深刻洞察与反思。例如，在《拉卜楞寺》里，她看见“寺庙深不见底/一盏盏酥油灯在寂静柔软的区域”，感觉“像一个个努力活着的人/转经筒带着人们的夙愿”，悟出“梦是药，菩萨也是”，因为“我们走断天涯路/才知天下在一个拳头大的心里”。诗人于平常事物中很自然地唤醒想象力和惊异感，凸显了诗人深刻的洞察力，细腻的情感世界以及超脱的人生哲理思考。在《多年以后》中，她充满期待：“她相信那个远行的人/仍旧会从山间小路走来/她在等，总会归还一个春天”。岁月悠悠，季节更迭，诗人的内心却仿佛被时间定格在了那个离别的瞬间，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生命美好与重逢的坚定信念，她坚信时间之河会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春天。在《林坪路28号》中，诗人在“湖泊清澈，草木散漫而安静”的特定场景下，似乎是“坦然接受中年的平庸”，但实质是“我会腾空自己/乡下的生活比城里慢一些”，在平凡烟火下，诗人通过放空自我去实现自我意识的苏醒，让浮在喧嚣生活表层的灵魂找到皈依。在《1942年的爱情》里，诗人把压抑与困境毫无遮蔽地坦示出来——“我们的城市没有门/哪怕一声叹息，也会被空气污染/万物皆生活在另一种状态/没有人在乎我们正经历着什么/一座又一座城市被深埋”。但“巨大的爱我”超越了物质和现实的束缚，融化了内心的苦闷和无力感，成为诗人在艰难岁月中最宝贵、最厚实、最坚韧的支撑。


　　宋代黄庭坚于《与王观复书》中有云：“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强调文章写作要平淡自然，而不过分刻意造作，而自然乃道，道高于技高于巧。当代诗歌写作亦应如是，因为诗歌最高妙的境界是自然。宝蘭的诗歌写作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格，不造作，不故作高深，而是自然自在地表现她的内心情感，既直接而又含蓄，已渐显大家风范。尽管写尽人间艰涩，但其诗心却保持着大别山泉水的纯净与澄澈，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本已出家，为诗返俗”，其诗《梦回周庄》，便是最好的明证：“我盘腿临水而坐/多少人赶来重复与前人相同的悲欢/这里有足够的水/洗白风月/我们上过同一条船/三生如梦只记得一个码头/你伸出双手扶我上岸”。


　　我们相信，宝蘭，这位身处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南方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的大别山女儿，在诗之王国自然地行走，坚持咏唱着她的“八月桂花遍地开”，今后必能更多地展现她靓丽的诗歌风采。



　　2024.11.06



　　注：此文已发表于《中文学刊》2025第2期(总第1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