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命年的纺中记忆

     我的初中三年，像一卷被剪开的三段胶片。初一在酒厂子弟校的平房里，听着雨点敲打铁皮屋顶的叮咚声上课；初三转去农科院中学，像个仓促的“逃兵”；唯有初二那年在八一棉纺厂中学的365天，像一张浸了老酒的牛皮纸，被岁月越揉越皱，却反而透出琥珀色的光泽，越品越有滋味——那是1987年，我的本命年。那一年，我第一次见识“八栋楼”的喧闹人间，被荀老师的罚抄逼出眼泪，在许老师的美式提问里憋红脸蛋，还为了救“煎饼侠”刘建斌，在结冰的排污渠里，捞起一个挂满“气球伞”的落汤鸡。

      棉纺厂中学和我们酒厂子弟校，简直是两个星球。虽然只隔着一条尘土飞扬的乌伊公路，一边是下雨就得套上笨重雨靴的砖瓦平房区，另一边，是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巍然立起的八栋职工家属楼——后来楼群蔓延，但我们仍固执地叫它“八栋楼”。那时的纺厂是金光闪闪的“铁饭碗”，几万人的大厂，福利好到进厂要托关系，娶个纺织厂女工更是烧了高香。这种优越感，像 胜利的勋章，别在每个纺厂子弟的胸前。他们说话时下巴微扬，而我们这些“借读生”，尤其像我这种“一家两制”的——我和父亲是农业户口，母亲和哥哥是城市户口，原因是我和父亲所在的酒厂隶属团场，而母亲和哥哥的户口属于市属企业，可这两个厂之前是一家。这种感受让我更像误入华丽舞会的灰姑娘，走路都踮着脚尖，生怕那点自卑，从磨旧的鞋尖漏出来。

      纺厂中学的“实力”是扑面而来的。初中每个年级八个班，每班黑压压四五十人。父亲托关系把我塞进初二（8）班，后来才知，这不是按成绩排的“差班”，而是他精心为我选的“严班”。如今回望，真该感谢那些“严”——它让《爱莲说》的出淤泥而不染，《出师表》的鞠躬尽瘁，连同英语课本里那只抱着香蕉的猴子和穿着新衣的国王，一起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先说老师。班主任荀老师，四十多岁，自称荀子后裔，性格也像祖上，眼里容不下一粒沙。背诵课文若想蒙混，五十遍罚抄是起步价。我们有对策，三四支笔并握，一挥而就。荀老师眼角余光瞥见，却从不点破，他只坚守底线：抄完，必须会背。不会？那就再五十遍。就这么“逼”着，之乎者也才真正在脑子里安了家。调皮的男生课后聚在一起，愤愤地计划用石头砸他家玻璃，可抬头望望那五楼的高度，掂量下自己瘦弱的胳膊，最终也只能作鸟兽散。

     比荀老师更让教室瞬间静音的，是英语老师许老师。他不到三十岁，每节课前必如门神般立于门口，冷峻的目光缓缓扫过。我若坐门口位置，总能先瞥见他微微前伸的、“地包天”的下唇——这如同一个无声的开关，再沸的教室也刹那鸦雀无声。他开口是流利的美式英语：“What day is it today?” 我们必须齐声吼出答案，滥竽充数绝无可能。记得一次课间，李文强买了两个烧饼，铃响时狼吞虎咽，最后一口鼓在腮帮。许老师偏此刻提问，李文强嘴如塞球的青蛙，噎得直翻白眼，那副窘态让我们偷笑了半节课。我初来时英语底子薄，对许老师怕得要命，可到后来，竟也能将初二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如今他已退休，曾是本地一所中学校长，德高望重。每次街头偶遇，我们仍习惯用英语寒暄两句，那感觉，像对上了暗号。

     其他老师也各有色彩。生物孙老师是集邮迷，总带来与课本植物对应的邮票，方寸之间，知识也活了；物理董老师是位年轻美女，有一次讲课时不自觉地带上牛群、冯巩相声里的腔调，一句“，冒号”让全班捧腹，她顿时脸红如苹果；代数老师是位戴眼镜的温和女性，她的孩子与我们同年级；美术黄老师总戴着一顶略显厚重的假发；体育孙老师看起来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岁，体育课近乎“放羊”。还有那永远空缺的、当时被视作“难以启齿”的生理卫生课，那或许是我懵懂青春里，最真实却最无处安放的困惑需要的心理疏导。

     转学第一学期，我像离水的鱼，成绩惨不忍睹。最恐怖的是排名公布与家长会接踵而至。单位有十几个孩子在此就读，请人冒充家长是天方夜谭。我只能硬着头皮面对对父亲询问成绩时，挤出的“还行”两个字。家长会那天，他换上最体面的中山装，皮鞋擦得锃亮。他背影消失在大口那一刻，我的心沉入冰窖。果然，家门是被“踹”开的。父亲满面怒容，在院子里逡巡——我知道，他在找称手的“家法”。我迅捷钻入被窝，感谢父亲“不打睡觉孩子”的家规之恩，我侥幸躲过皮肉之苦。但此后半月，他见我便叹：“不争气的东西，丢人啊！”多年后，我坐在儿子教室开家长会，看到成绩不佳的家长低头赧颜，心中毫无讥诮，唯有深切的共情——我太熟悉那种脸上又热又烫，如同当年被我们笑红脸的董老师般的滋味了。

    那时尚无“校园霸凌”一词，我们只说“被欺负”。作为走读生，我成了目标。班里有位男同学，家有五兄，颇具“大哥”风范。一日，他故意在我经过时摔落游戏机，索赔十元巨款——那是我五十天的加餐费。不给？他便率人围堵。我不敢告父母，怕斥责；不敢告老师，怕被同学讥笑懦弱。僵持数日，我最终偷了父亲的国库券“破财消灾”，游戏机却未拿回。他们还赠我一個侮辱性极强的外号，如影随形。所有这些委屈，都被我默默咽下，暗自期盼快些长大、变强。

     转机源于“煎饼侠”刘建斌同学。他自幼在老家长大，未完全融入纺厂子弟圈，身上带着点江湖侠气。他对我说：“以后跟我，我罩你，我练过。”自此，我成了他的小尾巴，麻烦果然少了。为表谢意，元旦那天，我趁父母外出，邀他和略显“鸡贼”的陶同学来家。他俩毫不客气，炖了我家老母鸡，翻出家中白酒——谁让咱是酒厂子弟，近水楼台。几杯下肚，三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竟雄心勃勃，计划去厂北的一分场“打狗炖肉”（我虽从不吃狗肉，当时为表合群，也热血上涌）。谁知刚出门，冷风一吹，酒意上涌，步履蹒跚。途经全市总排污渠，“煎饼侠”脚下一滑，跌入渠中。我俩手忙脚乱将他捞起，臭气熏天，身上竟挂着两个透明“气球伞”（多年后成家，方知是计生用品）。他还强撑好汉，欲继续征程，无奈湿衣瞬间冻成硬邦邦的“铠甲”，寸步难行。我们只得求助路边农家，烤火数小时才狼狈归家，壮志未酬。更可气的是，“鸡贼”陶竟向荀老师告密，开学我便挨了顿狠批。如今方懂，老师气的非是喝酒胡闹，而是后怕——若那日无人路过，三个醉醺醺的少年冻毙荒野，亦未可知。

    有男生的江湖，就有女生的传说。班里有“少男双煞”：上海的陈嘉颖，洋气精致，偷偷用口红，爱噘嘴，身后跟着一群“男粉”。我曾被拉去她家楼下，看他们摇旗呐喊，只为博她回眸一笑，场面滑稽又真诚。李敏，便是催我写此文的老同学，笑声如银铃，辫子又粗又长，活脱歌里的“小芳”。她佯怒时会伸出双手学猫挠人，嘴里“喵喵”作声，故得雅号“李猫”。一次，她与陈嘉颖定做了斑点超短裙，亮相之时，四周寂静，有人偷偷抹口水——在八十年代那片黄绿黑的海洋里，那抹身影，堪称惊世骇俗。据说她姥爷见状，当场捂胸找速效救心丸，这画面，成了那个时代审美碰撞的最佳注脚。

      我的三位同桌亦个性鲜明。上海汪怡，课桌划“三八线”，我若越界，她便用圆规尖精准一扎，且不准我叫嚷，否则第二下就来了；山东郭琴，是个小话痨，课上课下喋喋不休，总跟我念叨隔壁6班那个帅男生是她的“欧巴”，我耳膜几欲起茧；第三位姓宋，是个闷葫芦，同桌一载，对话寥寥,只知道其姓。班里还有“突击型学霸”林伟，平时玩闹，考前冲几天便能名列前茅；永远稳定前三的学习委员张勇浩，他与班长于燕、数学课代表张骥，构成无形的“学霸铁三角”；元旦晚会上，张春燕同学一曲《酒干倘卖无》惊艳四座；还有那几个跳霹雳舞的男生，动作丝滑，在我们眼中，酷毙了。

     初二结束，我便转学去了农科院中学。非是“孟母三迁”，是我想逃，逃离那虽有好老师、真朋友，却让我因户口与出身而倍感压抑的环境。如今方知，那不过是青春里共通的敏感与彷徨，但当年的我，毅然做了“逃兵”。

     如今，那个穿着雨靴、踩着泥泞奔向学校的12岁少年，那个在灯下咬牙切齿罚抄的背影，那个在排污渠边惊慌失措的孩子，都已定格在时光深处。曾经让我自卑的“农业户口”，让我害怕的罚抄，让我窘迫的欺负，都已被岁月熬成了最醇厚的酒。那是成长真实的滋味，是我舍不得不记得，也永远无法忘记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