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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那年月
——怀念军旅作家刘凤华
陈四长
上世纪60年代，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我在泾阳杨梧村的省仪祉农校读书。
仪祉农校是个老牌学校，1939年由水利专家李仪祉的堂妹李翥仪女士创办。学校学制三年，我1960年秋季入学，1962年春季的开学季，是我入学的第四个学期，离完成学业正好是走了一半路程。新的学期，学校一切如常，按部就班，风平浪静，谁也想象不到，前面的不远会有大事发生。
1962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天气像往日一样晴朗。同学们走进教室，上完上午的最后一节果树栽培课，班主任老师忽然表情凝重地走进教室，当众宣布：省农业厅决定，困难时期，省管各农校一律停课放长假，待经济恢复后再复课。教室里顿时一片寂静，气氛极像都德的《最后一课》。按照学校的安排，同学们依次留下了自己的详细地址，吃罢中午一顿散伙饭，下午便背上被褥各回各家了。
我回到三原县新庄公社的家乡，第二天便参加了劳动。那时的生产队，永远有干不完的活。麦收前，修渠、浇地、积肥，到北城拉老城墙土；麦熟后，割麦、拉麦、打场，颗粒归仓；收罢麦，紧跟着就是种玉米；再接着就是给棉花整枝，给玉米地锄草。还没歇口气，又到了采摘棉花、收获玉米的季节。一年到头都是忙。从小读书的我，确实有些吃不消。我那个时候，就盼着天下雨，下大雨，下连阴雨，阴雨天没法下地，可以名正言顺地歇上几天，静下心来读本书。
连阴雨总是有的，但在村子找本可读的书却不易。庄户人家，除了孩子的课本，根本不买“闲书”。但有的，就是看日子的历书，或是小孩读的连环画，正经八百的文学名著压根没有。我家隔壁是生产大队的队部，但也只有《陕西日版》《陕西农民报》两种报纸，而且经常不全，不到月底，就被队干部或是熟人拿回家糊墙糊顶棚了。
庆幸的是村子附近有个航校，还有一个驻军单位。那个年代的部队和地方一样，住房也很紧缺。军人家属来了，一般都是在附近村子租房。我家斜对门意娃家，西厢房就租住着一位军队干部。意娃是我的小时伙伴，一日，我去意娃家玩，正巧碰上了他家的租客，一位年约三十来岁的军人，疏眉朗目，人长得很精神，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看情形像是航校的教员。听说我是回乡的学生，军人热情地招呼我到家坐坐。他的个子高挑、气质文雅的妻子，人也随和，站在一边笑着向我点头。
这是小两间的厢房，面积20大几平方，摆着一张大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靠西墙位置，立着一个两米高的大书柜。北墙角整齐放着一些简单的灶具，做饭用的蜂窝煤炉子则放在门外的房檐台上。
看到靠西墙的大书柜和书柜里满满立着的六七排书，我像在沙漠里发现水源，顿时两眼放光。书柜里，除了一些政治书籍、航空专业书籍，还有大量的文学名著和当红作家的作品。如高尔基的《童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迅的杂文，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以及秦牧、杨朔的散文，艾青、李瑛的诗歌，等等。第一次到人家家里，我不好意思张口借书。军人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想看哪本书，拿去读。”有了主家的话，我也不做作，第一次借了巴金的《家》。
后来又借了两三回书，知道了这位军人与我同姓，名叫陈其津。因为互相熟识了，我到他家里喝过茶，一起交流过读书心得。谈到某本书中的某个片断、某个人物，他常有独到的见解，令我茅塞顿开。那个时候，我每写出一篇短文，也会拿给陈其津去看，他的阅历比我丰富，提出的修改常能画龙点睛。
1962年冬日，我在大队部的《陕西日报》上，读到王仲一写的《故乡水》，这是一篇写家乡水利沧桑的散文，作者的构思和文笔极为精妙。我非常喜爱这篇散文，写了一篇题为《故乡人》的散文诗，和王仲一同志的《故乡水》。我将写成的文章拿给陈其津看，陈看后认为不错，想再拿给他们部队的宣传干事再看一看。陈说，部队的这位宣传干事叫刘凤华，常在《解放军报》《陕西日报》上发表通讯报道，其诗作也经常见诸报端。
隔天，陈其津拿回了刘凤华改动的稿子。整篇文章虽只改动了一字，但这一字改得恰到好处。我的原句是：“故乡人呀故乡人，当年的放牛娃，如今当了社主任。他浑身上下一身黑，浑身都是革命劲。”刘凤华将其中的“一身黑”，改为“一身新”，一字之改，令人耳目一新。我原句的“一身黑”是纯写实的写法。那个年代关中农村的农民，衣裳颜色很单调，除了热天上衣穿个白褂子，平时都是一身黑，黑袄黑裤黑鞋子。“一身黑”的说法虽然真实，但只是反映了衣服的颜色，对表现人的精神状态没有帮助。“一身新”连接后句的“浑身都是革命劲”，前后呼应，反映了新社会农村农民的新生活、新面貌，人的精气神一下子表现出来了。这一字确实改得好。那时我没有稿纸，将文章整整齐齐抄在带横线的作业本纸上，专程到县邮局，将稿子投给《陕西日报》，不到一个月时间，文章就在陕西日报“秦岭”副刊发表了。那年我十八岁，在省报上发表了一篇作品，心里很有些成就感。
有了《故乡人》的牵线，我和刘凤华认识了，记得是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那天我下工刚到村口，有人喊住我，说有两个军人找我。在围梁一侧，我看见了他们，一个是陈其津，我认识。另一位军人个子高一点，带着一副眼镜。走近，陈其津介绍说：这是刘凤华。”刘凤华主动伸手与我握手，攀谈。从此开始了我们长达一年的交往。刘凤华河北隆尧人，同我一样，也是农村穷家出身。相似的出身和相同的文学爱好，拉近了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惺惺相惜，一见如故。刘凤华长我十岁，论年龄是我的大哥，在诗歌创作上，则是我的老师。
当时的航校有两个营房，一个东营房，一个西营房。东营房即航校所在地，西营房即部队生活基地。我们村子正好在两个营房中间，距离都是一里多路。缘于此，刘凤华下班路上，我们常能碰见。节假日，刘凤华有时来村子找我，有时带我到他西营房的住处。
西营房西北角，当时一字排开着十几栋筒子房。记得刘凤华住在25栋。这种筒子房，一栋长约50余米，双坡式大屋顶。中间一个长长的过道，两头通风。过道两边，各有十数间房子，一间房就是一家人。刘凤华那间大约十五六个平方，靠北窗一个大床，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西墙边一只大衣箱，其他就没有什么了。那年，刘凤华妻子刚生下儿子。一家3口，就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
我年轻时期爱好文学，从诗起步。但那时候还不怎么懂诗，所写多为一些顺口遛，只求押韵，而缺少诗意，缺少韵味。刘凤华对我最大的帮助是潜移默化。那时他已是陕西颇有影响的军旅诗人，不断有新作在军报和地方晚报副刊发表。这些作品是他的孩子，其灵感的产生，构思的孕育，意境的营造，他全程经历，有着刻骨铭心的体味。他联系作品讲自己的创作过程，让我得到了在教科书里得不到的启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他一系列的诗作里，我有了一个共同的发现：刘凤华的诗，不执意宏大叙事，他基本上都是小角度切入，生发想象，抒发情感，写自己独特的感受。他的诗像抖音一样，贯穿有情节和故事，流动着可以触摸的音乐和图景。如《哥哥送我》那首，开篇写道：“田野铺着毛栗色的落叶/ 爬满紫铜丝的蔓草/ 湿漉漉散发着泥土和米谷的香醇/ 像刚生过婴儿的母亲宁静而安详/ 哥哥坐在车辕上摇着一串鲜红的牵牛花/ 小毛驴抖着鬃毛/ 在雾中欢快地跑着……”其情其景、其色其香，莫不跃然纸上，让人反复品味。
1963年下半年，全国经济形势好转，学校通知9月1日复课。开学前的一天傍晚，我来到刘凤华军营的家，告知他这个消息，刘凤华和妻子张香菊都为我高兴。我们坐在一起谈诗，从艾青谈到阮章竞，从闻捷谈到李瑛，中间，还就他刚发于《西安晚报》的一首新作《渭河的早晨》展开议论。张香菊静静地坐在一旁听我们谈话，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里10点钟。我起身告别，刘凤华拿出一个红色硬皮笔记本送我，说上学后用得上。
刘凤华送我走出营房，来到乡间的小路上。那年月庄户人睡得都比较早，10点钟路上已没有什么行人了。明月当空，照得道路发白。路两边，是一人高的玉米林，风吹玉米叶子，飒飒作响。聒噪了一天的知了停歇了，蟋蟀的叫声尤显响亮。我们闲聊着，走过如墙的玉米林间甬道，刘凤华送我到家门口，看我走进院子才离开。
受刘凤华诗风的熏陶，入学后的这年深秋，我写了一首《在山区的演出》，全诗共15句：“背着行装/ 扛上道具/ 文工团的同志进了山/ 真山真水做布景/撑起布帐当戏台/ 《槐树庄》刚演罢/ 《李双双》又上台/ 山区的姑娘爱逗趣/ 把队长叫起双双来/ 队长说/ 我又不是女同志/ 乱称双双不应该/ 姑娘说/ 你爱社爱队思想好/ 叫你个双双有啥怪?”这首诗后来发表在11月2日的《陕西日报》上。这年寒假，回乡见到刘凤华，他说，他看到了你的这首诗，短短十来句，勾画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场景，有情节，而且风趣。刘凤华的评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964年暑假，我们还见过一面。1965年2月，我分配到陕北佳县，后调到榆林地委，在陕北一呆就是14年。待我上世纪80年代回到西安，刘凤华已从部队转业了。我多方打听他的下落，其间从互联网上看到齐延琨的一篇文章，得知他转业到阎良飞机城，做过一段西飞《航空工业管理》的主编。齐文中提到，他在写诗上的长进，得到过刘凤华、王德芳两位老师的帮助。我于是按照网上的邮箱地址给齐延琨发信，齐回复，他到西安工作后多年没回阎良，也与刘凤华断了联系。之后，我又向阎良作协主席冉学东打听，也一直没有回音。
人这一生，会和许多人相遇。有些相遇虽然短暂，但却印象深刻，终生难忘。与陈其津和刘凤华的相遇，给了我困难年月的温暖，给了我人生路上的光亮。我会永远地记着他们。
前不久，从网上幸得一本刘凤华（署名刘风华）的诗集《心影》。一口气读完这本出版于34年前的诗集，我的眼前又现出那个戴着一副眼镜的、儒雅的年轻军人的形象，60多年前的一幕幕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定稿于2025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