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薪火相传，中国历代商业文明的脉络与精神传承
一一楚商黄冈商会会馆文化启示录
文/戴 志
2025年10月11日
从春秋范蠡三聚三散的传奇，到明清商帮纵横天下的壮阔，再到近代实业家救国图强的坚守，中国商业文明历经数千年沉淀，不仅孕育了无数商业奇才，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哲学与精神体系。这些跨越时空的商业实践，共同勾勒出中国从传统市集走向现代商业的宏大图景。
一、古代商业先驱：智慧与格局的开创者
春秋战国至明清，是中国传统商业思想的奠基期，涌现出多位以智慧与格局留名青史的商业标杆。春秋时期的“商圣”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从商，于陶地经营农牧盐业，以“务完物，无息币”的理念实现资金与商品的高效流转，“三聚三散”的佳话更显其超越财富的境界。同为春秋的子贡，作为孔子弟子开创“儒商”先河，一边随师周游列国传播文化，一边以精准的市场预判经营珠宝丝绸，用财富支撑学派发展，“以义取利”的思想成为后世商帮精神源头。
战国时期，白圭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策略深耕粮食贸易，总结“智、勇、仁、强”经商四德，被司马迁奉为“治生之祖”；吕不韦则将商业思维推向极致，以“奇货可居”的政治投资掌控秦国朝政，成为古代“官商结合”的典型。明清时期，沈万三凭借垦殖、丝绸与海外贸易成为“江南第一巨富”，虽因财富触怒皇权而结局唏嘘，却印证了民间商业的强大活力；清代伍秉鉴更以广州十三行“怡和行”为依托，垄断中西方茶叶、瓷器贸易，成为西方公认的“全球首富”，展现了古代中国跨国贸易的先驱实力。
二、近代商业转型：动荡中的实业救国之路
清末至民国，中国商业迎来从传统向现代的关键转型，洋务派、民族实业家与金融巨擘们在列强环伺、国内动荡的夹缝中，走出了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洋务派代表盛宣怀堪称“中国实业之父”，创办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等多个“第一”，开创“官督商办”模式，推动近代工业化起步；唐廷枢则执掌轮船招商局，从英商手中夺回长江航运主导权，创办开平矿务局，成为近代航运与矿业的先驱。
民族实业家群体更是撑起了近代商业的脊梁。“状元实业家”张謇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构建“南通模式”，以实业利润投资教育与市政，践行“棉铁主义”抵御外资；荣氏兄弟凭借面粉与棉纱产业成为“双料大王”，“兵船”牌面粉远销欧美，申新纺织以“三班制”生产超越日资效率；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从5万元资本起步整合川江航运，抗战期间“宜昌大撤退”抢运9万吨工业设备，保全中国工业根基。金融领域，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首创“一元开户”服务，促成中美“桐油贷款”；范旭东、刘鸿生、程栋成等行业领军者，则分别在化工、火柴、棉纺领域打破外资垄断，“侯氏制碱法”“无磷火柴”等技术创新，为民族工业赢得尊严。
三、商帮文化：地域纽带中的商业智慧集群
明清时期形成的十大商帮，是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重要载体，晋商、徽商、闽商、浙商、楚商等以地域为纽带，构建起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商业网络。楚商以纺织、棉花、布匹、粮食为品牌，以楚人不服周和吃苦耐劳的性格特质行运天下；晋商以票号、茶叶、盐业为核心，凭借“诚信为本”的理念掌控全国金融命脉，平遥、祁县成为当时的“金融中心”；徽商则秉持“贾而好儒”的特质，在盐、茶、典当行业中融合文化与商业，徽州与扬州因之成为儒商聚集地。
闽商自带“海洋基因”，从宋代泉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到明代突破海禁建立贸易网络，郑芝龙父子掌控东亚贸易，近代陈嘉庚等侨商在东南亚崛起，“红头船”与妈祖信仰成为其文化符号；浙商则展现出极强的适应性，早期龙游商帮活跃于京杭运河，近代宁波帮垄断上海金融与航运，当代更以“四千精神”引领互联网与小商品经济，阿里巴巴、义乌小商品城成为全球商业标杆。此外，湖北商帮的务实、山东商帮的厚重、广东商帮的开放，共同构成了十大商帮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其“诚信经营”“敢为人先”的理念，至今仍是商业文明的宝贵遗产。
四、商业精神的传承：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
从古代商业先驱的智慧，到近代实业家的担当，再到商帮文化的积淀，中国商业文明始终传递着“爱国、创新、诚信、担当”的核心精神。古代范蠡“三聚三散”的格局、子贡“以义取利”的伦理，为商业注入人文温度；近代张謇“实业救国”、卢作孚“宜昌大撤退”的壮举，彰显了商业与家国的深度绑定；商帮文化中楚商的坚韧、晋商的信用、闽商的开拓、浙商的创新，则提供了地域特色与商业实践结合的范本。
这份精神遗产在当代依然鲜活：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义乌的跨境贸易、楚商的建筑狂飚，都是古代商业智慧在现代的延续。中国商业文明从未断裂，它在不同时代语境下不断演化，却始终坚守着“利国利民”的初心，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从春秋市集到现代商圈，中国商业走过了数千年风雨。历代商人与商帮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更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商业哲学与精神体系。这份遗产，既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未来的指引，在全球化浪潮中，持续为中国商业注入深厚的文明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