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作家李一信和文化名人的故事
作者: 李富田
李一信，峰峰矿区和村镇李岗西村人，曾在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工作二十多年。历任人事处长、办公厅主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长和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我国的文化名人有过多次接触，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一）
他在作协办公厅最先接触的是冰心，由于冰心是为数不多的驻会作家，。李一信便利用机要通讯员给冰心送工资的机会，专程去看望冰心。第一次见到冰心，就觉得她如同慈祥的老祖母，和声细雨地给他讲了许多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跟她通信的雅闻趣事。如有的孩子把“谢奶奶”写成了“泄奶奶”，她还天真的做了一个泄肚子的动作，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坐在冰心的身边，感觉亲情灼灼，天伦融融，好个无拘无束的开心。老人的每一次纯真微笑，每一句幽默话语，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作协办公厅有个传统，对著名作家的生日都要亲自登门祝贺。李一信知道冰心喜爱桂花，更酷爱红玫瑰。每逢她生日，李一信总是记得和中国作协及中华文学基金会给老人送一盆素馨的桂花和大红的玫瑰。老人90岁生日那天，看到她恬静地着了一件猩红披肩，在桂花和玫瑰的映衬下风采奕奕。正如老舍夫人胡絜青绘制的《祝寿图》所题:“瑶池果熟三千岁，海屋寿添九十春”。她眉开眼笑的招呼着前来祝福的老朋友和晚辈们。
以后多次去看望冰心老人时，李一信对悬挂在客厅里的对联总是目不转睛，浏览再三。冰心老人似乎猜到了李一信的心思，便慷慨的说，如你喜欢，改天送你一幅。
果然，没过多久， 冰心便赠予他一墨宝。那是写在16开一方宣纸上的十四个隽永的毛笔字，清代爱国名将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咀嚼良久，保存至今。
94年的8月23日清晨，他收到北京医院作为急件送来的《谢冰心同志病情报告》，便匆匆抓起电话，将冰心的病情火速通报给作协的负责同志，并先行一步赶往医院。
他赶到医院后，轻脚慢步走进冰心老住的304病房，抚摸着老人精瘦而微微发烫的手，扶在其耳畔轻声宽慰她。告诉她，作协领导已和医院领导见面，要千方百计抓紧治疗，尽可能让她早日康复。看她病情稳定，还特意告诉她“后天（8月25日）您的家乡福州长乐举行冰心文学馆落成典礼，中国作协已安排专人参加祝贺”。她微微点点头。她的家人告诉李一信，冰心听说此事后，还专门写了贺词托女婿前往致谢。78年前，即1919年8月25日是冰心的处女作《21日听审感想》在北京晨报发表的日子，那份惊喜是她终生铭记在心的。
10点来钟，作协的几位负责同志和冰心老的亲属吴冰、陈恕也先后走进病房。吴冰坐在娘的床头，尽女儿的一片孝心，询问娘哪里难受，轻轻地为娘抚胸揉腹。
当年的10月5日是冰心97岁华诞日。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著名诗人张光年献上寿诗:“冰心心肠热，心花传世多。预约十年后，再献祝寿歌”。已经83岁的张光年作为特邀代表曾出席了党的十五大盛会，和冰心老相约在21世纪，晚辈后生们怀着虔敬的心情拳拳祈盼着新世纪的到来。
冰心这次住院后，李一信先后几次去看她。冰心总是幽默而无所顾忌地告诉他:“你们放心，马克思和上帝都还不欢迎我去。”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在99年的2月份，冰心又一次住院。在病房里，冰心的女儿吴青告诉李一信:娘这次住院后，总在梦呓里反复吟唱留在孩提记忆里的那首儿歌:“亲娘想我一阵风，我想亲娘在梦中……”听着吴青娓娓的叙述，他的心里却漾起恬恬的惆怅。李一信和他的同事们还曾多次策划着在新世纪来临时，如何把一百朵玫瑰送给她的美好设想。谁能料到，那天夜里，冰心果然带着人们未尽的祈盼静静谧谧地走了。
惊悉冰心去世，泪眼模糊了李一信的视线，文坛上的一颗巨星从天而落，亮丽的星空久久笼罩上淡淡的云翳。
（二）
他首先熟读过《大堰河》，而后才认识艾青。
他上中学时就曾读过《大堰河》，那位穷苦善良的老妇人形象便深深地印在他童稚的脑海里。直到1983年，在一次机关党委组织的老作家支部的会议上，他才看到一位有着苏格拉底式前额、步履维艰的老人走进会议室，认识了早在梦寐里崇拜的中国诗坛泰斗艾青。
艾青出生在一个末落的富有家庭。据说妈妈生他时临盆48小时，他才艰难的呱呱坠地，俗称“寤生”。刚烈的父亲一口咬定他是家里的“克星”而不能容忍，硬着心肠把还带着母亲血热的襁褓送给了贫苦的村妇大堰河去抚养，起名蒋海澄。海澄长到5岁，才有幸回到蒋家认识自己的生母。
多次接触后，李一信便直言不讳地向艾青的夫人高瑛刨根问底求证蒋海澄的笔名艾青的来历。
高瑛笑着告诉他，艾青原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先后起笔名莪伽、克阿、林壁、艾青。乳名打着胎记，笔名烙着时代的印痕。30年代初加入左翼美术家联盟，血气方刚的蒋海澄对国民党的统治十分不满，在鲁迅指导下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常常写诗作文揭露其反动统治，被国民党投进监狱。他拗性不改，继续以诗歌作投枪和匕首，和左联并肩，向黑暗进行殊死抗争。当他在狱中准备送出发表署名蒋海澄的诗文，落笔写下蒋字的草字头时，胸中陡然燃起对蒋家王朝的憎恶和愤慨，在草字头下边大大的打上一个X，艾字便豁然而出。海澄的谐音发青，于是，一代诗坛泰斗艾青的笔名从此问世。1935年，艾青被我党营救提前出狱，第二年便写出了《大堰河——我的保姆》，一时间轰动大江南北。那是母亲的颂歌，那是民族的史诗，那是爱情的礼赞，那是划时代的歌声。从此，奠定了艾青在文坛的地位。
1987年，李一信突然接到高瑛的电话，说艾青在出席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会议时不慎跌倒，造成脑血肿住院。他和作协一位领导匆匆赶往医院。没进病房就先找到主治医生听取了艾青的病情介绍。医生说艾青需要马上开颅手术，不然生命危在旦夕。医生还说手术后记忆力有可能会部分或全部丧失。他的心瑟瑟发紧，想到了可怕的植物人。他和作协领导请求医生，要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进行抢救和医治。进入病房后，他紧紧地握着艾青的手宽心安慰。并告知亲属医院会让最好的医生主刀手术。
两个多月后，高瑛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他，“由于作协领导和医院的高度重视，也亏艾青命大，奇迹般地活过来了”。还告诉他艾青头上顶着一块玻璃钢，但记忆力没受任何影响，真是人间奇迹。
不久，李一信收到了艾青写给他的有人民日报全开大小的一张条幅“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这是艾青对作协领导的真诚谢意，也是对李一信亲如家人的肯定和期盼。
艾青开颅康复后，矻矻不辍耕耘，默默写诗作文，诗坛为之增辉。可在90年春，他又因参加一次会议不慎拌倒，造成肱骨骨折。李一信听说后立即赶往医院，看到他痛苦地卧在床上，右臂肿得宛如大象一条憨腿。幽默地说:“你来了，李一信。我本以为上次开颅抽血是最后一次做结论了，没想到上帝不放过我，80岁了还要给我换一块骨头”。听着他慢条斯理的谈吐，看到他底气实足的交流，沉重的心情被他的幽默挑逗得轻松了好多。
1996年3月27日，是艾老86岁华诞，又是他与高瑛结为伉俪40周年的红宝石婚的喜庆日子。李一信安排专人提前在鲜花店预定了花篮。
可就在当天中午，他突然接到协和医院打来的电话，说艾青病危。他急忙陪作协领导匆匆赶往医院，医生说艾青一口气没吐出来，造成呼吸窒息。经过紧急抢救，给病人电击4次，50多分钟后，总算缓过气来，但仍未脱离危险。
次日晨，得知艾老真的走了。
遵照艾青老的遗嘱和家属的共同意见，作协对艾老的丧事尽力从简。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艾老去世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李铁映，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来了花篮。10日上午，在作协的统一安排下，迎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艾老的生前好友，他的学生和敬仰他的晚辈800余人，从京城内外赶到八宝山。向诗坛泰斗，向人民的诗人，向继郭沫若、闻一多之后又一位推动一代诗风并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曾荣获过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葡萄牙自由勋章等国际文学奖的世界级文学大师送行。
（三）
95年的10月8日，是臧克家先生的85岁生日。
整洁的四合院里，井然有序地栽种着各种奇花名卉。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飘挂着缎带的两颗盆栽的枝头缀着沉甸甸黄橙橙硕果的香园丹桔和飘着淡淡清香的一盆桂花。那是李铁映同志和中国作协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送给著名老诗人臧克家先生的。
今天，臧老看上去比前几年还要健朗得多。趁他接受其他客人祝贺的当儿，李一信钦慕地欣赏着挂满客厅的字画。有老舍的、何其芳的、郑振铎的……当代著名画师、书法家刘海粟九十高龄时为臧老书写的巨幅“寿”字悬挂在客厅当央，映衬得满壁生辉。靠沙发的茶几上放着的写在一张巴掌见方的宣纸上的一首小诗:同志众朋友，鞭我向前走。愿做老黄牛，拉车到尽头。这显然是臧老对前来贺寿的同志和朋友们酬答的心志。
此时此刻，李一信倏然想起今年8月的一天，臧老的助手送给他的臧老书写的一帧条幅。那是苍劲而俊秀的翰墨写的一首诗:“必达宏标远，间关不计程。双肩千石重，白发万根轻”。他如获至宝，细细品忖。几天下来，心情仍不得平静。深感此诗是臧老对自己这后生晚辈的激励吧。过了好些日子，他才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臧老答信:不才勤补拙，驽骀日兼程。纵有万里遥，达标白发轻。
臧老虽然已满94岁了，但他的心还像孩子一样天真，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文学少年的成长。1998年初，他曾收到一位10岁女孩的诗集，看后感慨万千。因年高多病无力回答小朋友提出的问题，便慎重地推荐给诗歌研讨会上的诗友，“希望诗友们认真讨论一下，得出共识，严肃认真的回答一个10岁小诗人提出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李一信和臧老写信时称他“寿星诗翁”，他回信说不愿当“百岁寿翁”，他要做“百岁儿童”，倒不如说他想做“百岁诗童”哩。
90年1月的一天，他接到臧老的女儿苏伊的电话，说她爸住进了协和医院。李一信放下电话立即驱车赶到医院。走进病房看到克家老还扎着吊针管子就远远的伸过手来，发出山东汉子特有的朗朗的笑声，笑得那么豪放，那么天真。夫人郑曼大姐告诉他，克家老打年青时就爱吃大葱大蒜，而且饭桌上几乎没有断过花生米。这次住院的直接原因，是86岁的克家老早起就着花生米喝牛奶时，还像小娃娃吃炒豆那样，投石子似的把花生米一颗一颗丢进嘴里。结果，有一颗花生米顺着牛奶涌进气管。亏得家人发现及时，才没有酿成大祸。躺在床上的臧老还做了一个朝嘴里投花生米的动作，浑然一个天真的老頑童。
李一信了解到臧老原来住在赵堂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对于居家和创作本来是应该很幽静而富有雅趣的。但由于房屋年久失修，夏天漏雨，地面返潮，器物发霉，成了藏书之大患。年事渐高的臧老体质越来越差，哮喘感冒几乎成了他的常客。几次住院都与他的生活环境关系较大。因此，尽早改善臧老的居住环境成了李一信心里的头等大事。他和作协领导多次研究，多方呼吁，在较短时间内得以顺利解决。因是旧房调整，确定后他又安排人进行了粉刷，并对门窗进行了修理。家人看了无可挑剔十分满意，臧老出院后直接住进了有双汽的红霞公寓。他才好像剜去了自己的一块心病。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去看臧老住得是否习惯。臧老告诉他。刚开始还真的不习惯，但冬去春来，他能下楼到公寓花园式的庭院散散步，偶尔还能碰上几个老友絮叨絮叨，也就像吃惯大葱煎饼改吃米饭馒头慢慢顺应起来。楼下的青藤攀上了居家的阳台，而且开放了素馨的小花，常常扶身在窗外的阳台醉心不已。
（四）
少年时代，李一信就听说有个作家叫邓友梅。到了青年时代，很少听人再说起他，还以为他是个女的嫁了人埋汰了。直到盛年时期他调到中国作协工作后，才知道邓友梅在四次作代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并有缘与他经常共事，真真切切地知道他原来是个女人的丈夫，和王蒙一样的大男人。
邓友梅，生于1931年，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历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员，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名誉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主席等职。以京味儿小说闻名。代表作有《那五》、《烟壶》等。他的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等多国文字。
友梅在作协书记处主管外事工作。每次组团或带团出访归来，都要向书记处汇报工作。李一信作为办公厅的负责人。常常听着友梅天南地北的神侃真是难得的精神享受。尤其是他多次出面邀请友梅到鲁迅文学院给学员讲课，只要在京，他总是场场必听，从不缺席。
友梅讲课从来不端架子，一口京腔，实话实说。总是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生活实际，向学员传授创作经验。天长日久，才真正了解到友梅是怎样由一个苦孩子熬练成一个作家的。
他祖籍山东，念过四年小学。12岁参军，是一名小八路。13岁时部队精兵简政，40斤小米把他打发回家，从此流浪在京津一带做苦力餬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天津被招为劳工，乘船到日本当了两年华崽劳工。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他又随劳工回国。15岁上又参加了新四军，成为陈毅部下的一位勤务兵。后来又与张茜（陈毅的夫人）为伍，成了文工团团员。随军编写表演快板，逐步显露出“尖尖角”的文艺才华。解放后在北京文联赵树理手下编写《说说唱唱》杂志，真正的文学创作也由此起步。一时间与刘绍棠（1936——1997，中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和“神童作家”）、从维熙（1933——2019，当代著名作家。以“大墙文学”闻名，历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名噪文坛，被称为“少年才子”。
1953年，友梅进了丁玲主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二期学习班深造（1954年中央文学研究所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1984年又更名为鲁迅文学院），接受了系统的文学理论研究。他的辅导导师是张天翼（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以讽刺小说和儿童文学见长，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大师。1956年秋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在悬崖上》。
50年代后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由“悬崖”跌入深渊，一沉就是22年。在这期间，他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曾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李瑞环跻身在一个基建工程队里，他当组长时李瑞环还是个普通工人。人生沉浮的个中奥妙谁能说得清道得白呢？
改革开放后，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他有幸梅开二度。先后发表了《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烟壶》、《那五》等一系列精品力作，为祖国的艺苑增辉生色。
每次邀请友梅来鲁迅文学院讲课，他都是以老校友的姿态出现。说的都是自己的亲身体会，讲得都是学员们十分困惑的难点。没有官腔，全是“干货”。他说:你想写剧本吗？那就先去背曹禺的《日出》，老舍的《茶馆》；你想写小说吗？你就先去背鲁迅的《Q正传》，曹雪芹的《红楼梦》；你想写散文吗？你就先去背《古文观止》；你想写诗吗？你就先去背《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背熟了再写，就跟原来不一样了，你就算学到手了，这就是初学写作者的真经。友梅说有一次他去问曹禺先生“你讲得课大家都爱听，但真的写起来，为什么都用不上？”曹禺先生风趣地说:“我写了一辈子，我一讲你们都用上了，我吃什么呀”？神秘得创作课，被友梅轻松而幽默地解秘。
友梅告诉学员们:作家要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当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学会观察生活和扬己之长。从生活里捕捉题材，捕捉形象，这是一项基本功。张天翼大师告诉他，每天走路都要找出一条新的景象。逼着自己去发现过去没有看见的东西。比如，你看见一个女人很漂亮，不说她漂亮，你写出来，让别人感觉真是漂亮；你想骂一个人，你不说骂他的话，但你写出来，让人感到这家伙头顶上生疮脚后跟流脓坏透了。这也许就是学员们成为作家的必经之路吧。
友梅说:每个人如果都能认真审视自己，都会有自己特有的经历，特有的感受和长处。要认真的静下心来寻找自己的长处，都会有自己的资本。谁先认识到这一点，谁就会早点走向成功。
他不仅讲实话，谈体会。还现身说法。他说:他和王蒙（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曾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文化部部长。获2019年“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刘绍棠都同样生活在北京。但他到日本当过劳工，又在新四军干过，跟北京的一些老八旗混得很熟，对旗人的文化艺术修养在字画、音乐、美食方面民族底蕴知之甚多。王蒙和绍棠的学历比他高，他们对新疆和北京农村就比较熟。他就避开他们之所长，去写他们之所短，即扬我之所长。他们有他们成功的高招，我有我成功的妙法，这就是写出自己的结果。作家的修养靠内功，千万不能看到别人成功就心急上火。要好好修炼自己的人品和道德，好好磨练自己的创作风格。
友梅信奉的人生格言是“作文得寸进尺，为人退让三分”。可真正能悟出个中滋味的能有几人呢？每次听课，李一信都写在本上，记在心里，时常咀嚼着个中滋味。
（五）
丁玲（1904——1986），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27年以小说《梦珂》登上文坛，次年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引发广泛关注，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北斗》杂志。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抵达陕北，是首位进入延安的知名作家。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副刊主编。1948年完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1949年后担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及《人民文学》主编。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见到丁玲时，曾幽默地问她:你是想当官，还是想当作家？丁玲回答说: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当作家，想办一个文学研究所，为新中国培养出自己的作家。毛泽东主席十分赞许丁玲的胆识，并指示她去找周恩来总理帮忙。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政务院文委批准组成以丁玲为主任委员、张天翼为副主任委员、沙可夫、何其芳、田间等12位作家和文艺界知名人士为成员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委会。是年秋天，就招收了由马烽、陈登科、徐光耀等52人参加的第一届第一期研究班。新中国第一所培养作家的高等学府——以丁玲为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在北京诞生了。这是丁玲的杰作，也是她精心营造的文学之梦。
1995年8月下旬，近50位毕业于50年代初期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鲁迅文学院）的老校友云集京华。他们中最年轻的邓友梅、孙静轩、胡昭、李宏林等人也年过花甲，年长的已是文坛耄耋宿将。不顾年高体弱，挈妇将雏，冒暑来京，就住在鲁迅文学院普通的学员宿舍。作为学院的现任领导，李一信全面负责他们的全程安排。
在接待中他了解到，很多人带病来京，作家陈登科身上还安装着心脏起搏器。他思前想后，为这些老作家能否适应学院简陋的饮食起居条件而惴惴不安。变主动出注意想办法，联系好了一所条件较好的宾馆。结果给老作家们一商量，他们却一致要求住在学员宿舍。他们说回到母校不是来比老资格的，而是来重温年轻时的梦。
他接待的第一位作家，是带着孙子从安徽赶来的缪文渭（1919——1996，现代著名作家、戏剧家。曾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民间文学研究会主任。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首批会员），当时已经81岁。他讲的第一件事，是他1953年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校友们为他操办婚事的情景。至今还珍藏着当年校友们为他喜结伉俪送的礼物，那是一块签着参加婚礼的校友名字的红绸子。缪老说，礼轻人意重啊。那时的人心如水晶般透亮，如火焰般炽烈。只要看到那块红绸子，就仿佛回到了青春岁月，常常沉浸在温馨的爱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