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灵
也许，真正的苦痛，不在皮肉，而在于灵魂。每次，当我步行至小区外的十字路口，看见那些在酷暑或寒冬中无人问津的临时摊点时，一种难以名状的钝痛，便从记忆深处涌来。
那时我们家徒四壁。三间土坯房像三颗发黄的牙齿，歪斜地立在村头。粮食挤在矮脚木柜里，物品堆在土炕角落，唯一鲜亮的物件是母亲的红漆木箱，这木箱大约是她结婚时唯一的体面。箱面上绘着褪色的鸳鸯，锁扣处系着的半截红头绳，像一簇倔强的火焰。
那张榫卯松动的老榆木桌子，似乎不是用来吃饭的，而是要作晒场。在记忆里，它永远交替陈列着零星捡回的这样那样带着湿气的豆子或玉米棒，这些重大使命，使它的面目变得更加苍老丑陋。
尽管家里很穷，但我并未感到任何不适。
真正刺穿我童心的，是七岁那个滚烫的夏天。
鸡叫三遍时，灶膛里的火苗已经舔亮了锅底。母亲佝偻着单薄的身子，往灶膛里添柴，柴火哔剥作响，炸开的火星落在她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烫出一个个焦黑的小洞。明亮的火光，则将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大忽小，像不安的魂灵。
全家人喝罢面汤，母亲与我就背着两半袋豆子上路了。我们走了二十里路，到达集贸市场时，这里早已人声鼎沸。母亲在粮食市场边缘找了个空隙，把布袋竖在地上，袋口不大，只有走到近前，才能看清里面的物品。没有摊位，没有坐处，母亲就一直站着，站在别人的阴影里。
在大人们中间，我就那么东瞧瞧，西看看，母亲界桩一样的身影，把我的目光硌得生疼。我悲哀地发现，母亲的豆子，似乎根本就卖不出去。
我只好蹲在布袋后面，看蚂蚁搬运掉落的豆粒。偶尔有顾客经过，母亲就连忙热情地打招呼。在今天看来，那种热情，已是近乎谄媚，这发生在要强的母亲身上，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尽管如此，那些目光也总是从母亲牵强的笑脸和我们的布袋上滑过去，像避开什么不洁之物。
很久，我们的豆子无人问津。我看着隔壁摊位的豆子端正地摆在台子上，颗颗饱满，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而母亲的豆子则灰扑扑地挤在布袋里，我第一次感到深深的绝望。
当第一个顾客俯身察看时，日头已经西斜。他捏起豆子放在手掌里看了又看，那微皱的眉毛，已经让我感觉天使降临的喜悦，毕竟，能站在我们的布袋前，将我们的豆子放在手心细看，已是天大的恩赐了。终于，他秤了二斤豇豆，母亲的生意终于开张。我也稍微松了一口气。
黄昏时，母亲用卖豆子的钱给我买了支白糖冰棍。我剥开冰棍，递给母亲先吃。母亲接过冰棍舔了舔，挤出一丝微笑，说：“甜”。
回家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抻得很长。母亲背上的空布袋随风飘荡，偶尔拍打出闷响，像迟来的呜咽。
如今我早已摆脱那样的命运。但每个无人问津的摊位，都能让我看见站在时光阴影里的无数个苦苦挣扎的底层求生者。我知道，这世上仍有无数个鲜活的生命，在烈日下守着一袋袋卖不出去的希望。他们的等待没有浪漫滤镜，只有生存本身的粗粝质感。这种痛感已经长进我的骨头，成为生命无法卸载的一部分。
(注：本文刊于2025年10月9日《西安日报》西岳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