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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都 的 秋
作者：天鹰 - 浙江
晚秋，寒意渐浓，闲暇时，阅读过郁达夫先生的经典散文《故都的秋》。该文作于1934年8月，彼时民国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北平自然称为“故都”。这篇散文主要描写当年作者离开杭州北上，从青岛至北平，在北平感受“秋的况味”，把故都秋的萧瑟和苍凉写得韵味深长；这触动了我的内心，让我想去行走京都、感受古都历史场景的意愿愈发强烈，故报名参加“北京—历史旅行团”，在这寒意渐浓的晚秋时节，感受一番京都的秋色，更想领略皇城古都所特有的“历史之秋”。
在京城行走的日子里，首先游览了明清皇家紫禁城—故宫。北京故宫于明成祖朱棣的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建造，以南京故宫为蓝本营建，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历时十四年，成为明清两朝二十四位皇帝的皇宫，并分“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
那占地72万平方米的广阔空间，那满目红墙黄瓦的大屋顶木斗拱结构、一座座按北京中轴线（这与西安古都相似，均以中轴线为中心，布局整齐划一）整齐排列的大宫殿，彰显着皇权的威严；而故宫后面的内廷和御花园，是皇帝和嫔妃们穷奢极欲、上演一幕幕“宫斗剧”的场所。1911年10月武昌城响起的枪声，终成“燎原大火”，敲响了中国皇权帝制的丧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虽然当年那些威势赫赫的庙堂皇族权贵者们早已烟消云散，但他们的幽灵却在中华大地上久久徘徊，难以驱散；辛亥革命后不久，袁氏的“帝制复辟”、张勋“辫子军”进京、清朝遗老遗少的尊孔读经⋯⋯一幕幕“复辟”的荒唐大剧在这片大地上不断重演而又无奈落幕，只是头戴皇冠的帝制王朝终将难以再现；如今的皇宫大殿，空留历史遗迹，任人指点评说。
在晴空万里的早晨，我们攀登了北京的八达岭长城。这巍峨长城的建造，起始于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春秋战国，并延续至明清，尤其是明朝建造达至顶峰。当我们登上长城，站立其中，看着逶迤起伏的长城向远方延伸，以及远近一座座耸立的烽燧台，再放眼眺望塞外北国的苍茫风光，在这特定的历史场景里，我不禁意象纷呈、思绪翩翩：想起了古代周幽王在长城上“烽火戏诸侯”以博美人一笑的荒唐往事；想起了秦始皇时期“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万里长城雄伟壮观，而它的一砖一石，都是由劳苦大众的血泪和无数生命筑造而成。
我还在想：在中华历史上，北方长城的建立，既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分界线，重点为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抢掠”，保护长城以南的农耕文明秩序不受侵扰；但同时，它和当时我国东南沿海曾实行过的“海禁”目的相似，无形中也成了“闭关锁国”的象征⋯⋯
两千多年皇权帝制的延续，正如这延绵不绝的万里长城：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改为集权的“郡县制”，建立起一个号称“中华”的民族国家。它既抵御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抢掠和侵袭，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却也暴政不断，实施残酷的“焚书
坑儒”，对当时的知识精英进行钳制和杀戮，使战国时期思想空前活跃、诸子各派“百家争鸣”的局面顿时万马齐喑并戛然而止。中国古代史上唯一的一场“思想盛宴”、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各派政治思想学说异彩纷呈的辉煌探索进程，就被这历史的“周秦之变”、秦始皇的暴政所打断，出现了思想的历史断层。
从此，中华民族的精英知识阶层——这些最聪明的大脑，停止了“离经叛道”似的探索，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探索，定会给自己带来厄运和悲惨结局！由此几千年来，整个民族中“仰望星空”者变得寥若晨星，多的是十分世俗、忙忙碌碌、苟活于乱世或所谓“盛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庸众。在专制高压下，知识精英们，有的“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卖身投靠权贵，以获取功名利禄、享受荣华富贵；也有颇具风骨者，以“前朝遗民”自居，不屑与权势者合作，遁入山林，兴起“魏晋清谈”，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最终老死林泉；或沉迷于“琴诗书画”，局限在一小方天地抒发性灵、自娱自乐。而真正有思想见地的，只能愤世嫉俗，呐喊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悲愤之音，却也孤掌难鸣！中华民族的历史，几千年始终难逃皇权专制、治乱循环的宿命，悲哉！
由于秦始皇实行严酷的暴政，以致传至二世即斩，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后续建立的大汉王朝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钳制思想；而从明代开始的“禁海令”等闭关锁国政策，更是让中国远离开放的蓝色“海洋文明”。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像一座“围城”，坚固而封闭。虽然大汉王朝的汉武帝曾为击败匈奴派遣张骞“凿空西域”，开创性开辟了一条陆路“丝绸之路”，通过间接贸易与远方的欧洲有了一些简单往来，当年中亚民族也给汉唐大帝国吹来了阵阵“胡风”，但这也仅限于有限的文化艺术交流。因我国地理环境的半封闭性，加之我们这个东方古老民族传统的惰性和长期专制下形成的奴性，始终困顿和束缚着整个民族的思维、探索与制度创新。几千年的治乱循环、兴衰往复，只有所谓“打天下，坐江山”的丛林逻辑，满足着乱世枭雄的贪欲，实现他们做“皇帝”的梦想。一家一姓凌驾天下的轮换更替中，整个民族和中华文明却止步不前。
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虽高擎“均贫富、等贵贱”的旗帜，喊出底层民众的诉求，却终究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细究根源，在于这些起义多以暴力颠覆旧秩序为手段，却缺乏对新秩序的科学构建，从无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变革和先进的政治体制创新。
无论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还是明末李自成“均田免赋”的承诺，起义领袖往往在推翻旧王朝后，迅速沉溺于权力的诱惑，重蹈“打天下、坐江山”的覆辙——沿用旧的专制框架，维系一家一姓的统治，最终使起义沦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而非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典型例证。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以“拜上帝教”凝聚人心，定都天京（南京）后建立《天朝田亩制度》，试图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一度曾席卷大半个中国。然而，定都天京后，起义领袖们迅速腐化：洪秀全广纳妃嫔，深居王府，写下数百首低俗诗作，常年“足不出府”；杨秀清、韦昌辉等诸王则为争夺权力明争暗斗，最终导致“天京之变”，内部开始残酷的自相残杀，南京城里血流成河，直至覆灭；太平天国政权灭亡后，他们所曾占领过的江浙皖赣四省，巳是一片萧条，哀鸿遍野，人口在这期间非正常死亡而锐减，这种农民政权的局限性及后期的腐朽性，以及人性之恶，暴露无遗、无以复加，试问：这种丛林逻辑的改朝换代，一旦黄袍加身，照样实行皇权专制统治，骄奢淫逸，从无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变革和先进的政治体制创新，它能为民众谋利益？能促进社会和中华文明的进步吗？
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本质上是小农经济下狭隘视野的产物。起义者虽能打破旧的枷锁，却无法挣脱自身的阶级局限和思想束缚：他们既渴望推翻压迫，又向往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既提出看似平等的口号，又缺乏实现平等的制度设计。这种矛盾，使得农民起义往往陷入“破坏—重建—再破坏”的循环，徒然造成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却难以推动文明的实质性进步。
反观世界历史，英国“光荣革命”以和平方式实现制度转型，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日本明治维新通过系统性改革，推动国家从封建制走向近代化。这些变革的成功，关键在于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而非单纯依赖暴力。
当然，农民起义以暴力方式冲击了腐朽的旧制度，客观上为新社会因素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不可忽视的是，单纯依靠暴力夺权、缺乏制度创新的变革，终究无法突破历史的桎梏。当太平天国的金戈铁马化为尘土，当天京的宫殿已是一片废墟，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反思：真正的社会进步，是思想的觉醒、制度的革新与文明的转型。若仅以暴力颠覆旧秩序，却无构建新文明的能力与视野，再轰轰烈烈的起义，也终将沦为历史的尘埃。
直至19世纪前半期的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我们这个民族对外部世界是一无所知，闭目视听、坐井观天、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为中国就是世界中心。以至15世纪欧洲开启航海地理大发现，航路开通，“西学东渐”的浪潮兴起和西方“船坚炮利”的汹涌来袭，不断拍打着东方衰老帝国的海岸。一种外部世界“倒逼改革”的深刻危机，让晚清重臣、中国洋务运动的主导者，也是帝制王朝的“裱糊匠”李鸿章，不禁发出沉重的感叹：现在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由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在中华海岸线不断地“击打轰鸣”；更由于相邻的大和民族日本在同样面临“西学东渐”，以及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率领的“黑船叩关事件”的强力冲击时，大和民族审时度势，以“向强者学习”的态度拥抱西方先进文明，顺势打开国门，同时，日本推进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先后实施废除幕府、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等措施，又经1868年“明治维新”的深化改革，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政体。经过“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过程，短短27年的学习与变革积累，这个蕞尔岛国迅速强大起来，并开始挑战中国。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举消灭晚清以“师夷制夷”为指导思想、推行30多年“洋务运动”的核心成果之一——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战胜了推行“皇权帝制”的大中华帝国，这才极大地震撼了古老的中国。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痛心疾首，内心强烈感受到思想上的切肤之痛与挣扎，深刻意识到：我们的皇权专制体制及传统文明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唯有打开国门“睁眼看世界”，向日本、西方学习，才能推动中国进步、挽救衰颓的中华文明。而更让中国和世界意外的是，1904年至1905年，在我国东北地区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再次战胜了庞然大物“北极熊”——被称为“战斗民族”的欧洲列强之一、实行皇权专制的俄罗斯。这进一步印证了国家实行先进体制、培育先进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也让当时中国知识精英阶层赴日赴欧美留学蔚然成风。
受中日“甲午战争”的强力刺激，1898年康梁主导的“戊戌变法”拉开序幕，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开始以“激进之踵”的方式，在近代化道路上匆匆疾行，终于开启了宪政转型的探索之旅。只可惜，“戊戌变法”是由少数知识精英带头、以康梁等士子为核心、依托手中无权的年轻光绪帝推进的政治变革。“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场变法仅维系百日便黯然落幕。究其原因，既因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官僚保守势力过于庞大，也因思想启蒙没能普遍展开、及与改革策略的激进有关——以激进方式推进变革，成为其失败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第一次仿照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的宪政改革的政治尝试，最终功败垂成！直至后来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引发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的伟大历史变迁，清室无奈宣布“退位诏书”、暗然下台，终于结束了皇权帝制，在亚洲创建了第一个共和体制，虽然建立后的中华民国共和体制，命运多舛，但数千年皇权的覆灭，毕竟给东方的古老中国，带来了新的曙光。
而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15世纪在欧洲广泛铺展。它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表面是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实则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反封建斗争，核心是倡导“人的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发源于意大利的运动迅速席卷欧洲，帮助欧洲挣脱近千“中世纪”的枷锁，摆脱天主教会“神权”的禁锢。与此同时，15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启航海地理大发现的序幕，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向海洋探险开拓，前赴后继间，在开拓中发现诸多未知领域：1492年西班牙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等。这些标志性事件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英国库克船长1770年发现澳洲大陆等），最终将世界各地联结起来，完整的“世界”概念自此形成。此后，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相继登场。尤其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奠基，到1688年“光荣革命”通过制度创新限制王权，最终牢固建立“王在法下”的宪政制衡体系，率先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这一世界政治体制的伟大改革创举，怎样的赞誉都不为过！再加上后来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产业变革，种种突破让近代英国引领欧洲迈入快速发展期，持续推进思想与制度创新，成为世界前行的开拓者和领航者。
京都历史场景的行走，让我不禁“发思古之幽情，抒历史之感慨”！
暮秋的晨光漫过京城的胡同灰瓦时，“北京之旅”已近尾声。天空澄澈如洗，我揣着记在手机里的地址，在京城的街巷间寻寻觅觅——目标是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初办时称国民大学）的历史遗址。
民国初期，国父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失望”中，仍以培养民主政治革命人才为长远考量，于1913年仿日本早稻田大学模式，在北京倡议创办了民国第一所大学“中国大学”；学校初由同盟会元老、中国宪政先驱宋教仁任校长；然开学前夕，即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不幸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遂重新任命黄兴为第二任校长，中山先生则担任校董。该校的初办，即显的命运多舛；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里，这所大学始终以“兼容并包”为理念，播撒新学种子，终成一代历史名校，培育出大批时代精英。
于我而言，这处遗址更藏着家族的专属记忆：我的姥爷，当年亦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该校“法科法律系”，负笈求学四载，直至1928年6月毕业。学成后，他携一身学识投身故乡建设与本省政坛，在民国的历史舞台上，努力践行着自己的抱负与理想。
循着前辈的足迹，穿过交错的胡同，我终于站在了当年名校的遗址大门前。手掌轻抚红色门柱，百年前的光影仿佛在眼前流转：那时的姥爷，该是身着长衫、背着布包，与同窗们并肩走进这扇校门，眼里装着对知识的渴望，更藏着对国家未来的期许。门内曾是他求知的殿堂，门外是他将要奔赴的时代洪流——而如今，我作为晚辈，踏着他当年的足迹站在这里，恰似与百年前的他，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仰望大门，门额上方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字迹，早已被岁月冲刷得湮灭殆尽，不留痕迹；而大门右侧的墙上，却挂着一块“郑王府”的铭牌，标示着这里亦是晚清王爷府的遗址。眼前的景致，唤起我无尽的追思：姥爷当年在此求学的四载，恰是山河动荡、思想激荡的年代——课堂上，先生们讲解卢梭的“社会契约”，热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新思想如春雨般浸润青年心田；课余间，同学们传抄《新青年》，为“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先后顺序争辩不休。四载寒窗后，姥爷执卷走出校门，以法政学识为刃，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里奔走奋进，与无数同侪一道，为时代的前行奉献着微光。
风里飘来空中的鸽哨，清脆悠远，恍惚间竟与百年前的琅琅读书声重叠。凝视着这扇沉默的大门，我不禁思古抚今：我们这一代，亦是力求上进的一代，却因时代的困顿与局限，时隔百年，仍未实现对前辈先贤的超越，心中不禁生出无限感慨！
行程的最后一日，我终于赴了香山之约。初登山路，先闻叶香——那是霜浸过的枫香，混着松针的清冽，在风里酿成醇厚的秋味。拾级而上，红叶从疏枝间漫出，初霜染过的呈橘粉，浓霜浸过的透朱红，偶有几片残绿点缀其间，像是时光特意留下的装饰。行至半山，忽见一亭翼然，亭柱上题着“坐看云起时”，恰有流云从红叶间漫过，光影在石阶上跳荡，竟让人忘了身在何方。
待登至香炉峰，京城全貌尽收眼底。远处，故宫的黄瓦在秋阳下泛着温润的光，长城如黛色长龙隐在西山褶皱里；近处，漫山红叶织成锦缎，风过处，千片万片红叶翩翩而舞，似有无数细碎的时光在闪烁。我终于悟得，这京都的秋，从不是萧瑟的落幕，而是厚重的沉淀：京都故宫的红墙见证过帝制的兴衰，却也接纳了共和的曙光；长城的烽燧铭记住封闭的过往，却也承载着开放的时光；而这香山红叶，历经霜寒色愈浓，恰如中华文明——在风雨中淬炼，在传承中革新，从未因岁月侵蚀而失却华光。
虽暮色将临，我拾一片红叶仔细端详，并收进胸前的衣袋里。这片经霜的红叶，脉络间藏着秋的风骨，也蕴含着一座城的记忆。这场秋行，我踏过的不仅是古迹的砖瓦，更是历史的印记；触动我的不仅是秋景的绚烂，更是文明的韧性和怀想。西边的夕阳开始慢慢坠落，当我转身开始下山时，风里的红叶仍在飘落，却不再是“悲秋”的叹息，而是“新生”的絮语——正如这京都，历经千年变迁，虽然时常有层层雾霾，却在时光中仍焕发着新的生机；正如我们的文明，携着历史的馈赠，在传承与革新中，终将前行在更广阔的大道上。
（完）
（2020年11月18日—25日行走北京）
（2020年12月写作，2025年9月修改）
作者简介：
朱剑雄 浙江龙泉人，现居龙泉市。
1、1985年5月, 参加龙泉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成为第一届 “文代会” 代表；龙泉文联和诗词学会成员；
2、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85年至88年毕业）；
3、本人八八年电大毕业后，即离开单位自创企业，生产出口产品；从21世纪开始从事文学散文和古诗词写作，至今有60多篇散文和若干古诗词作品，在“名师大家谈”、“简书”等多种文学自媒体上发表过不少作品；最近正在整理多年创作的散文作品，计划明年中旬出一本个人散文集；
4、龙泉市诗词楹联学会，已在<诗会微刊>上发表多篇诗词作品
5、本人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省根艺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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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5年 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