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被归类的嘶吼
——论王瑞东诗歌与“文化符号”的战争
湖北/张吉顺
在我们时代的文学场域中，“文化独特性”的推崇已悄然异化为一种符号拜物教。诗歌的价值，似乎不再取决于它如何刺痛、唤醒或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感受力，而取决于它能否成为诠释某种文化理论的合格标本。王瑞东的诗歌，以其荒诞、暴烈与不合常理的姿态，本是对这一体系的强有力冲击。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批评体系正试图通过一次“温柔的规训”，将这匹闯入审美舒适区的“狼”，驯化成一只可供观瞻的“文化奇观”。
一、“怪异”的驯化：从生命痛感到文化标本
王瑞东诗歌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不可归类性。它是一种纯然的个人天才与生命痛感的爆发，是拒绝被任何既定叙事轻易消化的“硬核”。诗中的“血书”与“碎石”，首先是一种存在的 raw 状态，是情感的极端化表达。
然而，我们的批评机制拥有强大的“消化能力”。面对这种异质性能量，最安全的做法是为其打造一具“文化棺椁”。于是，我们目睹了这样的阐释路径：将诗中的痛苦与挣扎溯源为一颗“赤子之心”，并将其最终供奉为“中国式的柏拉图”。这一切听起来充满敬意，实则是一场精巧的收编。它将一个危险的、不可控的诗人，改造为一个可被文化传统所接纳的“圣徒”，其诗歌中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棱角，在此过程中被悄然磨平。
二、批评的惰性：当诗歌沦为理论的注脚
这正是“符号拜物教”的典型症候。在此逻辑下，批评家们不再感受诗歌的体温与脉搏，而是忙于为其粘贴文化的价签。他们不再追问“这首诗是否让我战栗？”，转而探究“它是否符合我们文化的独特精神？” 作品由此不再是自在自为的艺术品，而是沦为了证明某种文化理论正确的注脚。
王瑞东的遭遇是一个绝佳的缩影。他那原本可能撕裂我们情感外壳的原始力量，在被冠以各种文化美名之后，被安全地陈列于文学的博物馆中，供人瞻仰其“独特性”——一种已被抽空危险、被充分理论化的独特性。这是“怪异”的被招安，是反叛精神被学术体制成功“规训”的典型案例。
三、祛魅与重返：聆听未被消音的心跳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场批评的“祛魅”。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将一切鲜活、野性的创造都纳入宏大文化叙事的惰性。评价王瑞东，我们应倾听他语言的灼热节奏，感受他意象的暴力密度，体验他情感的绝对强度，而不是急于判断它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化符号。
真正的诗歌，以及真正的独特性，永远在体制和理论的围墙之外野蛮生长。它不是为了代表谁，而仅仅是为了诚实而有力地 “存在”。当我们停止用文化的尺子去丈量每一首诗，或许才能真正听见，那来自王瑞东们诗行中，未被消音的、孤独而澎湃的心跳。
王瑞东的诗歌是忽然闯进当代诗坛的外星来客，当然人们会惊慌失措，因为王瑞东不和我们生活在一个维度的诗人，他天才的汹涌想象，永远让我们自叹不如。因为他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非人的文化符号，百年后也许千年后，但我们回望今天，王瑞东的诗歌定是极少数熊熊燃烧的烈焰。
（2025/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