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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文/朱校廷
（特奥多·W·阿多诺）
一、引言
20世纪下半叶，关于艺术与伦理、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最具影响力的论断之一，便是德国批判理论家特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提出的命题：“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这句话自1949年首次出现以来，不仅成为战后德语文学和哲学论争的焦点，也构成了现代美学思想史中最常被引用和最具争议的表述之一。
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命题所触及的核心问题，是文学艺术在面对极端历史创伤时的合法性与可能性：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剧之后，艺术是否还能继续以原有的形式存在？艺术是否可能为受害者作见证，而不至于落入审美化与消费化苦难的陷阱？换言之，阿多诺的断言不仅是对诗歌、乃至艺术整体的根本怀疑，也是对现代文明自身的自我反思。
然而，这一命题并非不可动摇的“禁令”，阿多诺在其后思想发展中也曾多次修正和补充。尤其是在1960年代，他在《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 1966）中承认“苦难也有权利通过艺术得到表达”，从而为战后文学留下了有限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保罗·策兰（Paul Celan）、英格博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等作家以各自的诗学与叙事策略，回应并实践了阿多诺命题的挑战。
本文将以阿多诺的生平与思想背景为起点，追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命题的提出与演变，分析其哲学根基与伦理含义，并结合战后德语文学的具体实践，特别是策兰、巴赫曼与格拉斯的作品，探讨这一命题如何成为战后文学无法回避的共同困境。
二、阿多诺的生平与思想背景
1. 早年与学术养成
阿多诺1903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裔—意大利裔的中产家庭。父亲为葡萄酒商人，母亲则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家，这一文化氛围使阿多诺自幼便在哲学与音乐的双重熏陶下成长。1920年代，他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社会学与音乐学，师从柯尔施（Hans Cornelius）、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弟子，并深受黑格尔与康德传统影响。
在青年时期，阿多诺不仅在哲学研究方面展现才华，同时也曾立志成为作曲家。他与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等第二维也纳乐派成员保持密切联系，对现代主义音乐抱有高度兴趣。这一音乐背景后来深刻影响了他对美学与形式的理解，使其文学批评常常兼具音乐学的敏锐度。
2. 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之一。1930年代起，他与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一道，发展出所谓“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这一理论强调，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中，启蒙理性已不再仅仅是解放的力量，而是可能异化为工具理性，成为统治与压迫的手段。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流亡美国期间合著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4）即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他们指出，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最终蜕变为冷酷的工具理性，进而在纳粹极权主义与大规模屠杀中达到顶点。这一论点为理解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化批判提供了思想背景：既然启蒙理性与高雅文化未能阻止纳粹的野蛮，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帮凶，那么艺术、文学与哲学都必须重新反思其自身的合法性。
3. 流亡与战后回归
1933年纳粹上台后，阿多诺因犹太血统及左翼立场被迫流亡，先后辗转英国、美国。他亲历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扩张以及犹太人大屠杀的发生，这一经历成为其思想最深刻的创伤。1949年，他重返德国，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并与霍克海默一同重建法兰克福学派。
战后德国社会在记忆与遗忘之间摇摆不定。许多人试图淡化或掩盖纳粹罪行，以便专注于经济重建。阿多诺则坚决反对这种“集体失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保持警醒，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在这一背景下，他提出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命题，以此揭示艺术与伦理不可回避的紧张。
三、命题的提出与修正
1. 命题的最初表述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断言最早出现在1949年的一次讲座中，并在1951年发表于《文化批判与社会》（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一文中。阿多诺原文写道：
“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这句话以一种近乎绝对化的口吻，否定了诗歌在奥斯维辛之后的存在可能性。其含义并非字面上的禁止诗歌创作，而是对文学抒情传统的彻底质疑：在经历过如此极端的暴行之后，继续写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是对受害者的二次冒犯。
2. 命题的内在逻辑
阿多诺的命题背后有两重逻辑：
第一，文化与野蛮之间的关系。阿多诺指出，纳粹德国并非文化的荒漠，相反，它继承了高度发达的哲学、文学与音乐传统。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却孕育并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大屠杀。这说明文化并未自动抵御野蛮，反而可能与其同谋。
第二，艺术与苦难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艺术形式往往以和谐、升华、抚慰为目标，但在奥斯维辛之后，这些形式可能会消解甚至美化苦难，从而构成对历史的背叛。换言之，阿多诺强调的“野蛮”并非诗歌本身，而是继续以传统抒情方式书写的姿态本身即构成野蛮。
3. 后期的修正与发展
阿多诺在1960年代逐渐修正了这一看似绝对的命题。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他明确指出：
“苦难也有权利通过艺术得到表达。”（Das Leiden auch hat das Recht auf Ausdruck.）
这句话表明，阿多诺并非完全否定艺术言说苦难的可能，而是要求艺术必须发生根本的转变：
它不能再依赖传统的抒情范式；
它必须以断裂、否定、非和谐的形式出现；
它的任务不再是提供慰藉，而是保持伤口的开放性，以见证历史的创伤。
因此，阿多诺的修正使其命题呈现出张力：一方面，他坚持奥斯维辛之后艺术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这种“不可能”正是艺术必须承担的伦理任务。艺术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它在不断挣扎于“不可能”之中。
四、战后德语文学的整体语境
1. 废墟文学与“47年小组”
战后德国文学常被称为“废墟文学”（Trümmerliteratur）。1945年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城市、破败的社会结构以及纳粹阴影下的精神创伤，年轻作家们试图用直接、朴素的语言来记录现实。此类作品摒弃了19世纪式的修辞华丽与浪漫主义色彩，而强调语言的清晰与冷峻。沃尔夫冈·博尔赫特（Wolfgang Borchert）的《门外》（Draußen vor der Tür, 1947）便是典型例证，剧中归来的士兵发现一切秩序与价值已崩解，只能在废墟中自问存在的意义。
1947年，“47年小组”（Gruppe 47）成立。该文学团体成为战后德国文学的摇篮。格拉斯、巴赫曼等作家均与其有关联。他们关注的问题不仅是语言的重建，也是政治责任的承担。可以说，从一开始，战后文学就与阿多诺的命题形成共振：在废墟与沉默之间，如何写作？写作是否可能？
2. 战后社会记忆与遗忘
战后德国社会普遍存在“沉默的年代”。普通民众乃至政治精英很少正面谈及纳粹罪行，许多人采取“失忆”的态度，以便专注于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在这种背景下，文学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它成为少数能够保存记忆、传递见证的场所。
然而，这种使命感也带来了风险。文学如何避免成为道德说教？如何既不沉默也不美化？阿多诺的命题正切中这一困境：文学必须写，但写作必须背负“不可能”的自觉。
3. 文学的合法性危机
战后文学中的合法性危机体现在三个方面：
语言危机：德语在纳粹宣传中被滥用，如何恢复其纯洁性？
叙事危机：传统叙事往往依赖因果逻辑与和谐结构，但历史经验本身已断裂、荒谬。
见证危机：多数受害者已死，幸存者能否“替死者言说”？
这三重危机，几乎塑造了战后德语文学的基本走向。保罗·策兰、巴赫曼与格拉斯的创作，正是在这一困境中展开的。
五、保罗·策兰
1. 生平与历史经验
策兰（Paul Celan, 1920–1970）出生于布科维纳的切尔诺夫策（今属乌克兰），一个德语犹太家庭。1942年，他的父母在纳粹集中营中被杀害，自己也曾在劳改营中度过。战后他辗转维也纳、巴黎，以德语创作为主，直至1970年在巴黎自沉塞纳河。
策兰的生命与语言经验具有双重悖论：一方面，他是德语犹太诗人；另一方面，德语同时也是屠杀其家人的“敌人语言”。因此，他的诗歌始终徘徊在“母语”与“死亡语言”的矛盾之中。
2. 《死亡赋格》与音乐化的死亡经验
策兰的代表作《死亡赋格》（Todesfuge, 1945）是战后德语诗歌的里程碑。诗中反复的句式与节奏构成类似音乐赋格的结构：“清晨黑色的牛奶，我们傍晚喝下…… 我们在天空挖墓穴……”这种言语形式既具有音乐的回旋感，又带来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诗歌描绘了集中营日常化的死亡：“房子里住着一个男人，他玩着铐链写着…… ”死亡与劳动、写作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恐怖的日常性。更具震撼的是，诗中不断对照“你的金发玛格丽特”和“你的灰烬秀发苏拉米特”，以圣经与歌德传统中的形象，与犹太受难者的命运形成对比，从而揭示文化与野蛮的共谋关系。
3. 语言的破碎与“见证的语言”
策兰晚期作品逐渐抛弃抒情传统，转向碎片化、断裂的句法。比如在《话语格栅》（Sprachgitter, 1959）中，诗句往往简短突兀，词与词之间的联系被有意切断，呈现出破碎而难解的语言面貌。这种形式化策略体现了阿多诺所谓“否定性美学”：只有破碎的语言，才能传达被毁坏的现实。
策兰强调，诗歌是“向另一人递去的呼唤”。它并非抚慰，而是见证，是在语言的废墟中重建交流的可能。
4. 策兰与阿多诺的对话
阿多诺最初的断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常被误解为禁止诗歌。但在阅读策兰作品后，他修正了这一观点。策兰的诗歌正好展示了另一种可能：诗歌不再是和谐的抒情，而是断裂的见证。阿多诺晚年承认，策兰的写作提供了“在不可能中坚持可能性”的范例。
因此，策兰不仅回应了阿多诺的挑战，更成为推动其命题修正的重要力量。
六、英格博格·巴赫曼
1. 历史与性别经验
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 1926–1973）出生于奥地利克拉根福，青年时期正值纳粹统治。她的父亲曾加入纳粹党，这一私人经历使她深切意识到极权主义如何渗入家庭与性别关系。作为女性作家，巴赫曼的创作既关切历史记忆，也关切制度性暴力与性别压迫。
2. 诗歌中的“时间债务”
在诗集《呼喊与风景》（Die gestundete Zeit, 1953）中，巴赫曼多次使用“延期的时间”（gestundete Zeit）这一隐喻，表达历史创伤并未真正过去，而是被“延期”地压抑着。她笔下的时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带有债务性质，随时可能被召回。
这种时间观体现了对战后德国社会“忘却倾向”的批判。她用诗歌揭示，历史创伤如债务般无法消除，只能不断在现在复现。
3. 小说中的制度性暴力
在未完成的《玛丽娜三部曲》（Todesarten-Projekt）中，巴赫曼描绘了日常生活中潜在的暴力机制，尤其是父权体制与政治权力如何延续了法西斯的逻辑。比如《玛丽娜的案例》（Malina, 1971）展现了一位女性叙事者在父权语境中逐渐被吞噬的过程，其隐喻直指法西斯主义的延续性。
因此，巴赫曼不仅关注历史记忆，更关注极权如何在私人关系与性别秩序中存续。
4. 回应阿多诺命题的方式
与策兰不同，巴赫曼并未直接书写集中营经验，而是通过时间隐喻与叙事策略揭示创伤的延续性。她的作品显示，文学不一定要正面描绘暴行，但必须揭示其在当下的回响。
她的语言风格冷峻、克制，避免了感伤与抒情化，这正符合阿多诺所要求的“非和谐美学”。因此，巴赫曼的写作也可视为对阿多诺命题的间接回应：文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够揭示创伤的幽灵如何在后世徘徊。
七、君特·格拉斯
1. 历史叙事与责任伦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Günter Grass, 1927–2015）是战后德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本人少年时期曾加入纳粹党卫军，这一经历成为其一生的负担。格拉斯的写作因此总是伴随着强烈的责任伦理：如何以文学的形式直面德国的历史罪责？
2. 《铁皮鼓》中的荒诞叙事
格拉斯的代表作《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 1959）通过“拒绝长大”的主人公奥斯卡，描绘了但泽地区的历史。奥斯卡选择停留在三岁孩童的身体中，用尖锐的鼓声打破一切虚伪叙事。
这种荒诞叙事手法打破了现实主义传统，揭示了历史本身的荒谬性。通过夸张与讽刺，格拉斯迫使读者直面德国社会的共谋与沉默。
3. “但泽三部曲”与记忆政治
《铁皮鼓》与其续作《猫与鼠》（1961）、《狗年月》（1963）共同构成“但泽三部曲”。这三部小说系统描绘了纳粹时期及战后社会的精神状态。格拉斯通过个体故事展现集体失忆，揭示了德国人不愿面对过去的倾向。
文学在此不仅是叙事工具，更是记忆的对抗手段。格拉斯将虚构与历史结合，使读者无法轻易逃避责任。
4. 阿多诺命题的叙事性回应
格拉斯的回应方式不同于策兰与巴赫曼。他并非通过语言的断裂，而是通过叙事策略来避免美化苦难。他的小说往往采用讽刺、夸张与荒诞，从而瓦解任何对历史的浪漫化倾向。
这种手法正呼应了阿多诺的要求：艺术必须拒绝和谐与抚慰，而是要揭示历史的断裂与不堪。因此，格拉斯的写作同样回应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挑战，只不过他的表达方式是通过叙事而非抒情。
八、阿多诺命题的普遍性与限制
1. 普遍性：文学与伦理的紧张关系
阿多诺的断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之所以在战后文学与理论中产生深远影响，原因在于其普遍性。它不仅关涉诗歌，更触及所有艺术形式。奥斯维辛作为历史事件，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极限：在高度理性化与技术化的社会中，暴力竟能系统化、官僚化、工业化地实施。
在这种背景下，艺术再也不能安然延续旧有的美学传统。它必须反思自身的合法性：艺术是否有权再现苦难？在表现死亡与暴行时，艺术是否不可避免地将其美化？这种伦理困境不仅属于德国文学，也属于世界文学。比如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意大利写下的集中营见证文学，或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的小说，都面临类似问题。
因此，阿多诺的命题具有普遍性：它将文学从单纯的美学活动提升为一种伦理实践，使写作与历史责任紧密相连。
2. 限制性：诗歌与艺术的生存权
然而，这一命题也并非无懈可击。其限制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历史经验的差异性：阿多诺的命题从德国历史经验出发，但若将其普遍化，容易忽视不同文化与历史背景下的文学功能。例如，在犹太裔诗人策兰那里，诗歌是幸存者的“见证语言”，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意义。如果严格遵循“禁止写诗”，幸存者的声音反而被剥夺。
语言的自我修复力：虽然德语在纳粹宣传中被污名化，但通过策兰、巴赫曼等人的努力，语言也展现了自我修复与重建的可能性。阿多诺的命题低估了文学语言自身的批判潜能。
艺术的多样功能：艺术并不等于美化。格拉斯的荒诞叙事、巴赫曼的冷峻抒写、策兰的断裂诗句，都证明了艺术可以成为揭露、见证与抵抗的工具，而非仅仅是慰藉。
因此，阿多诺的命题虽揭示了文学的伦理困境，但并不能作为最终的否定，而更应视作一种警醒与规范。
3. 命题的延续与当代意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阿多诺命题仍具有现实意义。在种族屠杀、难民危机、恐怖主义与战争阴影下，文学创作仍需面对“如何书写苦难”的问题。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Adonis）、卢旺达种族屠杀幸存者的见证文学、甚至乌克兰战争背景下的当代德语写作，都在不同层面重复着阿多诺的追问。
因此，阿多诺的命题并未过时。它提醒我们：文学不仅关乎形式美学，更是对历史与道德的回应。
九、结论
阿多诺的命题“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并非一个单纯的否定性断言，而是对战后艺术合法性的深刻追问。它植根于阿多诺的个人经历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代表了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对文化共谋的警惕。
在战后德语文学中，这一命题成为作家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策兰以碎裂而凝重的诗歌语言，展示了见证的可能；
巴赫曼通过性别与时间隐喻，揭示了创伤的延续性；
格拉斯则以荒诞叙事和讽刺笔法，迫使社会直面记忆与责任。
他们的创作共同回应了阿多诺的挑战：文学不能回到传统的和谐抒情，但文学仍然必要，因为它是见证、记忆与批判的场所。
阿多诺后来修正命题，承认策兰的诗歌为“不可能中的可能”提供了范例。这一修正说明：文学并未被禁止，而是必须在自我否定中寻求新形式。这种“否定性美学”不仅塑造了战后德国文学的面貌，也对当代艺术提出持续的挑战。
综上所述，阿多诺的命题既是一个警句，也是一种规范。它要求文学在面对苦难时保持警觉与责任，而不是沉溺于审美愉悦。正是这种张力，使得战后德语文学得以开辟出新的道路，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十、参考文献
1. 阿多诺及批判理论
Adorno, Theodor W.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51.
Adorno, Theodor W.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66.
Horkheimer, Max / Adorno, Theodor W.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Querido, 1947.
Wellmer, Albrecht. Zur Dialektik vo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Vernunftkritik nach Adorno.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5.
2. 策兰研究
Celan, Paul. Mohn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52.
Celan, Paul. Sprachgitter.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59.
Felstiner, John. Paul Celan: Poet, Survivor, Jew. New Haven: Yale UP, 1995.
黄灿然译，《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选》，雅众文化，2021。
3. 巴赫曼研究
Bachmann, Ingeborg. Die gestundete Zeit. München: Piper, 1953.
Bachmann, Ingeborg. Malina.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71.
Weigel, Sigrid. Ingeborg Bachmann und die Dichter der Gruppe 47.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3.
4. 格拉斯研究
Grass, Günter. Die Blechtrommel. Neuwied: Luchterhand, 1959.
Grass, Günter. Katz und Maus. Neuwied: Luchterhand, 1961.
Grass, Günter. Hundejahre. Neuwied: Luchterhand, 1963.
Hermand, Jost. Günter Grass. Stuttgart: Metzler, 1981.
5. 相关研究与批评
Lyotard, Jean-François. Das Erhabene und das Heilige: Vorlesungen über das Unaussprechliche. München: Fink, 1989.
La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1.
王宁，《文学的见证与历史的阴影：论策兰、巴赫曼与阿多诺命题》，《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
张旭东，《文化批评与主体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992年春初稿于鲁尔波鸿大学日耳曼学系
2025年8月27日 修订于杜塞尔多夫
本期编辑：王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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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校廷，老三届知青，原南京大学德语专业教师，1987年中德官方交流项目公派德国高校客座讲师，曾任孔子学院教师。翻译出版《现代德语简明语法》（1979），《德语用法词典》编写组成员（1989年出版）《德语文学词典》撰稿人之一 （1991年出版，张威廉主编）， 翻译出版了Erich Kästner等名家作品，发表过诸多学术论文及报刊文章。国家社科院《歌德全集》翻译组成员。德国高等法院授权公证翻译，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 欧洲诗歌沙龙等诗社成员， 南京大学德国校友会顾问。诗与远方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名誉会长。德国杜塞尔多夫翻译社社长，德国莱茵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