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首个飞机设计者、制造者、飞行家冯如，人们常以“中国航空之父”尊称他。而空军领导人更赋予其“伟大的爱国者”的崇高评价——冯如殉国后被追授陆军少将，遗体安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左侧并立碑纪念，2009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许其亮上将，在纪念大会上明确称赞他为“伟大的爱国者、中国航空事业的先行者、当之无愧的中国航空之父”。“航空之父”是对其技术成就的肯定，而“伟大的爱国者”则是对其精神内核的最高褒奖，二者虽相关联，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指向，冯如的一生，正是对“爱国”二字最生动的诠释。
首先，冯如早早确立了以航空谋国的爱国思想。他敏锐洞察到工业与国家富强的深层关联，在日记中写下“国家之富强，由于工艺发达，而工艺发达，必有赖于机器。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的深刻认知。1903年莱特兄弟首飞成功、1905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肆虐这两件大事，彻底点燃了他的爱国热情——他痛感祖国积弱，率先提出“中国之强，必空中全用飞机，如水路全用轮船”的“航空救国”主张，成为中国首位以航空事业践行救国理想的先行者。
1906年，冯如开始系统收集航空资料，1908年在美國奥克兰创办广东制造机器厂，以莱特双翼飞机为蓝本研制飞机，并立下“苟无成，毋宁死”的铮铮誓言。为实现造机救国的目标，他多次婉拒家乡父母的归乡召唤，在“孝亲”与“报国”的抉择中，毅然选择以国家需求为先，甚至向团队明确表态“飞机不行，决不回国”。在旅美华侨的支持下，他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在1911年1月研制出“冯如2号”飞机，试飞时速达105公里、高度超220米，性能跻身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美国《旧金山星期日呼声报》以《他为中国龙插上了翅膀》为标题整版报道，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航空人的志气与能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冯如始终以中国国家利益为重，拒重金、弃高官，一心将航空技术带回祖国。作为当时世界尖端的航空人才，欧美多国公司以重金聘请他，均被他断然回绝；1911年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邀其回国协助建立航空队伍，他虽携技术骨干、设备与飞机启程归国，却拒绝接受清政府委派的职务——正如史料所载“张元济欲介绍于粤督，而不为用，以非君志也”。直到接触孙中山先生后，他的爱国思想更与革命理想相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机长，组建北伐飞机侦察队，全力为革命事业制造战机、筹备空战，将个人的航空理想彻底融入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洪流。
冯如的爱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抉择、“苟无成毋宁死”的坚守、“拒名利报家国”的纯粹。这种精神，在后世无数中国科学家身上得以延续：“两弹元勋”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在戈壁荒滩中研制核武器，哪怕因核辐射身患重病，也始终坚守岗位，用一生践行“我愿以身许国”的誓言；“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研制核潜艇远离家乡，30年未与家人联系，连父亲临终前都不知其真实工作，却用核潜艇筑牢了国家海防的“水下长城”；“天眼之父”南仁东，放弃国外优渥条件，耗时22年在贵州深山选址、建设FAST射电望远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为项目奔波，让中国天文事业跻身世界前沿。
这些科学家的故事，也打破了“忠孝不能两全”的传统认知——真正的“孝”，从来不是局限于对家人的日常陪伴，更在于以自身之力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让家人与千万同胞共享国泰民安的福祉；真正的“忠”，也不是盲目服从，而是以专业能力为国家解决难题、创造价值，用一生的坚守诠释“家国一体”的深刻内涵。冯如与后世科学家们用行动证明，当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时，“忠孝”不仅能两全，更能升华为照亮民族未来的精神火炬。今天我们纪念冯如，正是要传承这份“以身许国”的爱国精神，在复兴中华的道路上，书写属于新时代的担当与荣光。
冯创志，曾任恩平报社社长、总编辑，恩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恩平市贸易局长，恩平市外经贸局长，恩平市发改局长。退休后至今被聘为中央和省驻江门记者协会高级顾问;恩平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恩平市冯如文化研究会创会第一副会长。2015年被中国创新管理研究院聘为客座教授;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专栏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