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与帝国夹缝中的“迷途者”：

吉卜林《吉姆》里的成长寓言与时代叩问

          文｜车向斌 

在英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上，鲁德亚德·吉卜林始终是个无法忽视的名字。这位以“帝国叙事”闻名的作家，用文字搭建起连接欧洲与印度的桥梁。1907年，41岁时，吉卜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填补了英国诺贝尔奖项的空白。吉卜林（1865--1936）生于印度孟买，是诗人、作家，代表作《勇敢的船长》《吉姆》《丛林之书》。中文版由耿晓谕、张伟红翻译，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说《吉姆》，是吉卜林笔下最富张力的作品之一。不同于风靡世界的《丛林之书》里对自然野性的歌颂，《吉姆》则将目光聚焦在一个“混血少年”身上，以印度为舞台，写尽了他在“英国殖民秩序”与“本土文化根脉”间的挣扎、迷茫与觉醒。当我们拨开“帝国文学”的标签，重新走进吉姆的世界，会发现这个诞生于19世纪末的故事，早已超越了时代，成为一曲关于“身份认同”与“自我寻找”的永恒赞歌。

一、“夹缝中的少年”：从“迷途者”到“中间人”的身份困境

要读懂吉姆，首先要读懂他“尴尬的出身”。他不是纯粹的英国人，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父亲是英国军队里的普通士官，母亲早逝后，他便在印度的街头巷尾游荡，像一株“无人照料的野草”。他会说流利的印地语，能和街头的小贩、寺庙的僧侣打成一片；也耳濡目染了英国殖民者的生活方式，知道如何在“ sahib（先生）”面前保持谦卑。这种“双重身份”，让他既不属于英国殖民者的“上层世界”，也无法完全融入印度本土的“底层社会”，只能在两者之间的缝隙里艰难生存。

吉卜林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吉姆童年的“迷途状态”：他没有固定的住所，有时睡在寺庙的走廊里，有时挤在小贩的摊位旁；他没有明确的目标，每天的生活就是“闲逛、观察、倾听”——看英国军官骑着马在街头巡视，听印度老人讲关于神祇与国王的传说，学街头艺人耍小聪明讨生活。这种“无拘无束”的背后，藏着深深的孤独与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未来要去哪里，更不知道“家”到底是什么模样。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像一条没有舵的船，顺着印度的河流漂，不知道会漂到哪里。”

改变吉姆命运的，是遇见“克里顿少校”。这位英国军官偶然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他熟悉印度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人的思维方式，还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克里顿少校看到了吉姆的“价值”，决定把他培养成“连接英国与印度的桥梁”，让他学习英语、算术，了解英国的法律与制度，希望他未来能成为“英属印度的有用之人”。

从街头游荡的“迷途少年”，到克里顿少校手下的“学徒”，吉姆的生活看似有了方向，可“身份困境”却愈发尖锐。他开始学习英国的礼仪，穿起整齐的衣服，努力融入“殖民者的世界”，却发现自己始终是个“外人”——英国军官的孩子嘲笑他“身上有咖喱味”，殖民者的夫人对他保持着刻意的距离；他试图回到曾经熟悉的印度街头，却发现自己也成了“陌生人”——小贩们觉得他“变洋气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僧侣们觉得他“被英国的思想污染了”，不愿再和他谈论信仰。这种缺少母亲、缺乏“母爱”的现象，正是吉卜林要表现的。

但吉卜林没有把吉姆写成一个“受害者”，而是让他在“夹缝”中展现出独特的韧性。他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默默接受自己的“中间人”角色——他用印度的方式安抚闹事的村民，用英国的规则向殖民当局传递信息；他既理解英国殖民者的“统治需求”，也心疼印度百姓的“生存困境”。这种“双重视角”，让他成了一个“特殊的观察者”，也为他后来的“觉醒”埋下了伏笔。

二、吉卜林的“叙事魔力”：用“本土化细节”还原真实的印度

作为曾在印度生活多年的作家，吉卜林最擅长的，就是用“接地气的细节”让读者“身临其境”。他不刻意渲染印度的“神秘与落后”，也不夸大英国的“文明与先进”，而是用最朴素的文字，还原出19世纪末英属印度的“真实模样”——有繁华的加尔各答街头，也有贫瘠的乡村田野；有英国殖民者的优雅与傲慢，也有印度百姓的善良与坚韧；有宗教仪式的庄重，也有街头生活的烟火气。

在描写印度的“环境”时，吉卜林的文字像“动态的画卷”：他写加尔各答的清晨，“太阳还没升起，恒河上就飘着薄雾，船夫的歌声顺着河水飘来，混合着寺庙里的钟声和街头小贩的叫卖声”；他写印度的乡村，“稻田像一片绿色的海洋，风吹过的时候，稻穗轻轻摇晃，远处的村庄里，牛群慢悠悠地走在小路上，炊烟袅袅升起”；他写印度的集市，“五颜六色的布料挂在竹竿上，香料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讨价还价，孩子在人群里穿梭打闹”。这些细节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充满了“生活的温度”，让读者仿佛真的站在印度的土地上，能闻到香料的味道，能听到热闹的声音，能感受到阳光的温度。

在刻画“人物”时，吉卜林更是精准得“入木三分”。他笔下的英国殖民者，不是清一色的“反派”——克里顿少校有“帝国责任感”，但也真心关心吉姆的成长；有些军官傲慢自大，却在危险时刻会挺身而出。他笔下的印度人，也不是清一色的“弱者”——街头的小贩精明能干，能在乱世中养活自己；寺庙的僧侣智慧通透，能看透人心的本质；村庄的长老沉稳果断，在危急时刻能带领村民保护家园。这种“非脸谱化”的描写，让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也让“英属印度”的社会图景更加立体、真实。

更难得的是，吉卜林对“语言”的运用。他在小说里融入了大量的印度方言词汇，比如“sahib（先生）”“babu（文员）”“chai（茶）”“paisa（派萨，印度货币单位）”，这些词汇没有刻意解释，却通过上下文让读者自然理解，既保留了“印度的本土气息”，又不会让读者感到晦涩。同时，他还模仿印度人的说话方式，让对话充满“生活的质感”——比如印度老人说话时喜欢“讲故事”，吉姆和小伙伴聊天时喜欢“插科打诨”，英国军官和印度人交流时会“刻意放慢语速”。这种“语言上的本土化”，让整个故事更加鲜活，也让读者更能共情角色的处境。

吉卜林的叙事，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对印度的了解”，而是为了“让读者走进吉姆的世界”。他用“本土化的细节”搭建起一个真实的印度，让吉姆的挣扎、迷茫与成长都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印度，才有这样的吉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吉姆，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印度。

三、“觉醒与抉择”：从“工具人”到“守护者”的精神蜕变

随着吉姆逐渐长大，他的“价值”也越来越明显。他成了克里顿少校的“得力助手”——替他传递消息，帮他调解英国殖民者与印度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在关键时刻完成“秘密任务”。英国殖民者们都觉得，吉姆是“被驯服的印度人”，是“英属印度的忠实仆人”，可以为他们的“统治”所用。可只有吉姆自己知道，他内心的“疑惑”越来越深。他看到英国殖民者为了“利益”，强行征收农民的土地，导致无数家庭流离失所；他看到印度百姓因为“反抗不公”，被英国军队残酷镇压；他看到有些英国官员明明知道政策不合理，却因为“怕担责任”而选择沉默。这些画面，像一把尖刀，刺痛了他的心——他曾经以为，英国殖民者带来的是“文明与进步”，可现实却是“压迫与伤害”；他曾经以为，自己的“中间人”角色能带来“和平与理解”，可现实却是“帮着强者欺负弱者”。

吉卜林用“两个事件”，推动了吉姆的“精神觉醒”。第一个事件是“村庄征地冲突”：英国殖民者为了修建铁路，要强行拆除一个印度村庄，村民们不愿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与英国士兵发生了冲突。吉姆被派去“调解”，他既理解村民的“故土情结”，也知道英国殖民者的“强硬态度”。他试图劝说村民“暂时妥协”，承诺会帮他们争取更多的补偿，可村民们却对他说：“你和那些 sahib 一样，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根本不懂我们对土地的感情。”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吉姆——他意识到，自己所谓的“调解”，不过是“帮英国殖民者安抚人心”，本质上还是在“维护不公的秩序”。第二个事件是“秘密文件泄露”：克里顿少校交给吉姆一份“秘密文件”，里面记录了英国殖民者“镇压印度反抗势力”的计划。吉姆在传递文件的路上，偶然看到反抗势力的领袖——一个为了保护村民，宁愿自己挨饿的老人。他看着老人坚定的眼神，想起了那些被压迫的村民，想起了自己童年时在印度街头感受到的“温暖与善意”，内心的“天平”终于倾斜了。他没有把文件交给英国军官，而是偷偷把文件藏了起来，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反抗势力的成员。

从“执行命令的工具人”，到“保护弱者的守护者”，吉姆完成了“精神蜕变”。他不再纠结于“自己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而是明白了“真正的身份，不是出身决定的，而是选择决定的”；他不再迷茫于“未来要去哪里”，而是找到了“自己的使命”——用自己的力量，保护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弥合了英国殖民者与印度人之间的裂痕。

吉卜林没有给吉姆一个“完美的结局”。他最终没有成为“改变时代的英雄”，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了“正确的事”——他依然是那个“中间人”，却不再是“被动的中间人”，而是“主动的守护者”。他可能无法改变英属印度的整体秩序，却用自己的选择，证明了“个体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四、超越时代的“叩问”：每个时代都有“吉姆式”的迷茫与觉醒

我是多年以前读过《吉姆》的，如今再读《吉姆》，我们会发现，这个百年前的“印度少年”，其实是每个现代人的“精神镜像”。吉姆的“身份困境”，不是19世纪末英属印度的“专属”，而是所有“在夹缝中生存的人”的共同困境——我们或许没有“英国与印度”的双重出身，却可能面临“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自我与他人”的矛盾；我们或许没有“中间人”的角色，却可能在“不同的身份标签”间摇摆，不知道该如何定位自己。

比如，有人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间迷茫——既想保留家人传承的“老规矩”，又想融入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不知道该如何平衡；有人在“个人理想”与“家庭期待”间挣扎——想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却怕让父母失望，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有人在“自我认知”与“他人评价”间困惑——想坚持自己的想法，却在意别人的眼光，不知道该如何坚定。这些“迷茫”，和吉姆当年的“身份困境”，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未来要去哪里”的焦虑。

而吉姆的“觉醒与蜕变”，也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身份认同”不是“找到一个固定的标签”，而是“在选择中逐渐清晰”；“自我寻找”不是“等待别人的定义”，而是“在行动中慢慢明确”。就像吉姆一样，他没有等到“别人告诉自己是谁？”，而是通过一次次的选择，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他没有等到“别人给自己安排未来”，而是通过一次次的行动，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在这个“信息爆炸”“标签泛滥”的时代，我们更容易陷入“吉姆式”的迷茫——被各种“身份标签”绑架，被别人的评价左右，忘记了“自己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而《吉姆》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迷茫，迷茫是“寻找自我”的必经之路；不要逃避选择，选择是“定义自我”的关键一步。就像吉姆一样，哪怕身处夹缝，哪怕力量微小，只要我们坚持做“正确的事”，坚持成为“更好的自己”，就能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选择中实现觉醒。

五、在“选择”中找到“自己的路”

重读《吉姆》，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个印度少年的成长故事，更是一段关于“自我寻找”的精神旅程。吉卜林用细腻的笔触，把吉姆的迷茫、挣扎、觉醒写得入木三分，让我们在这个百年前的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那个“在夹缝中迷茫的自己”，看到了那个“在选择中犹豫的自己”，也看到了那个“在行动中觉醒的自己”。

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描绘了英属印度的历史”，而在于它“叩问了人性的本质”——它告诉我们，“身份”从来不是固定的，“自我”从来不是静止的，我们都是在“不断的选择中”，慢慢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它也告诉我们，“迷茫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迷茫；选择不容易，重要的是敢于做出选择”。

如果你也曾经在“身份认同”中迷茫，在“自我寻找”中困惑，不妨读一读《吉姆》。你会发现，百年前那个印度少年的挣扎与觉醒，其实和我们现在的困境没什么不同；而他“在夹缝中坚守本心，在选择中寻找方向”的勇气，也能给我们带来前行的力量。毕竟，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就像吉姆，他没有走英国殖民者为他安排的路，也没有走印度本土为他预设的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相信我们，也可以的。

车向斌，汉族，1967年生，大学学历，陕西省潼关县人。1992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当过报刊记者、编辑等职，现供职于陕西某报社。1993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各类作品200万字。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小张的爱情》《郭二牛的爱情小差》《缝穷的女人与她的官儿子》《毫州人“出口”那些事》《爱神的裁决》《秋日沉思》《过继》《二球》等；中篇小说：《优秀的“坑儿”》《卤肉西施》《为您添彩》《潼关烧饼进大城》。2023年5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优秀的“坑儿”》。现为渭南市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理事。

2022年，中篇小说《优秀的“坑儿”》获首届世界华文小说奖。

(审核:武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