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糁糁面”深入骨子里的

文/高五辜

      秋雨，似断了线的珠子，淅淅沥沥地飘落，酣畅淋漓地洗刷着大地。我被这恼人的秋雨困于屋内，百无聊赖地倚着南窗，透过如纱雨幕，隐隐望见曾经故乡新寺村的旧址。如今，那里已然林立起一座又一座高楼大厦，它们在雨中显得肃穆而冷峻，与我记忆中那充满烟火气的小村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或许是岁月渐长，恋土之情愈发浓烈，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村子还在的往昔时光。父亲高富荣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如电影般在我脑海中一一闪现。而祖母为我做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糁糁面”，更似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童年记忆之门。

      “糁糁面”，单从名字便能猜出，它是在熬好的包谷糁里下面条。乡亲们曾笑言“糁糁面”是“麦稭和泥”，如今想来，这俚语实在形象贴切，诙谐幽默，足见劳动人民的智慧。

       故乡的清晨，总是被家家户户锅灶烟筒里飘出的烟火气轻轻唤醒。我的老屋坐东向西，那黄泥糊就的灶台，满是温暖的回忆。灶台上的铁锅，被岁月的烟火熏得油亮，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灶膛里跳动的，是晒干的玉米秆和麦草燃起的火苗，带着草木特有的清香，欢快地跳跃着，将整个屋子烘得有了暖气。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糁糁面”宛如一首悠扬的童谣，伴我成长。它并非山珍海味，只是一碗寻常饭食，但其味道，却如刀刻般深深印在我的味蕾上。即便过去了半个世纪，那独特的滋味依旧清晰如昨，令人难以忘怀。

     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质极度匮乏，家家户户生活条件相差无几。“早上喝糁子，中午糁子喝，晚上包谷把皮剥”，这便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家，父亲、祖母加上我们弟兄五个，一家七口人，仅父亲一人挣工分。加之男娃们正长身体，饭量颇大，家庭的困窘可想而知。有一天，祖母看着我们几个饿得蔫巴拉沓的孩子，心疼地说：“你们正长身体，中午我给咱做顿调和饭。”

       祖母说着便挽起袖子，她那布满老茧与皱纹的手熟练地舀了几勺麦面，开始和面团。我望着那小小的、碗大的面团，满心疑惑：这么一点面，怎么够我们七个人吃？恐怕连牙缝都填不满。祖母似看穿了我的心思，一边和面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这些面我盘算够了，无论好坏，得先让俺娃吃饱。”说完，她走到灶门口，缓缓往灶膛里塞进一把干燥的包谷叶子，划了根火柴丢进去。“腾”的一下，橘红色的火苗瞬间欢快地舔上锅底，映在祖母满是皱纹却满是慈爱的脸上。

      不一会儿，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泡，似在轻声呼唤。祖母起身，迈着蹒跚的步子，从屋角的瓦瓮里舀出一碗包谷糁，一边往锅里倒一边用勺子轻轻搅拌着。她耐心地说：“锅水烧得冒泡泡的时候下糁子，饭就不会起‘疙瘩’。”

      待糁子煮到八成熟，祖母把擀好的面条下进锅里。她拿起一双长长的竹筷，在锅里轻轻搅动几下，动作娴熟而优雅，宛如一位技艺高超的厨师。面条在水里翻滚着，不一会儿便变得透亮、柔软，好似一条条灵动的小鱼。祖母笑着说：“不着急，先让它闷着，闷过的饭可比放账还厉害呢。”

      说话间，祖母拿出铁勺，从瓶子里倒了点油，放在锅底开始做“糁糁面”的稍子头。所谓的稍子头，不过是用铁勺爛点蒜苗、芫荽、荠荠菜，简单至极。既无复杂工序，也无昂贵原料。她只是在糁糁面里加了几小勺盐，一小勺五香粉，然后在出锅前倒进铁勺爛好的菜。所有的鲜美，仿佛都源于那麦秸火慢煮下，面条本身和糁汤碰撞出的最质朴的香气。

      我向来是最积极的“吃货”，早早搬了个小凳子守在灶台边。我一边帮祖母往灶膛里添几根包谷针子，让火苗烧得更旺，一边贪婪地吸着鼻子，闻着锅里飘出的香味，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又硬生生地咽回肚子里。

      终于，糁糁面闷煮好了。我看到起先稀汤瓜水的饭，竟魔术般地成了稠囊囊，还能上筷子！祖母用一个粗瓷大碗盛出来，热气腾腾地递到我手里。我迫不及待地吹了吹，然后“吸溜吸溜”地吃起来。面条滑爽筋道，糁子温热可口，带着淡淡的麦香和烟火气，那稍子菜提的香味从舌尖一直香到心底。一碗下肚，浑身舒坦，连鼻尖都会微微冒出细密的汗珠。

     后来，我离土不离乡，在机关或城市里生活。我煮过无数次挂面，用着方便的燃气灶，试过各种品牌的调料包，却始终煮不出记忆里的味道。我渐渐明白，我思念的从来不是那碗简单的糁糁面。

       原来我思念的，是灶膛里那簇由包谷杆叶点燃、跳动的火苗，它温暖了我的童年；是烟雾缭绕中，祖母添柴、搅面的忙碌身影，那是祖母慈祥勤劳的模样；是那口粗瓷碗传递过来的、带着温度的暖意，让我感受到家的踏实和温馨；更是那碗“糁糁面”里，盛着的、再也回不去的整个童年和故乡。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眷恋，是无论走多远、还是生活条件再变化都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千金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