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也是道教“三玄”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形成。《周易》又称《易经》，其中作著的“卜卦”亦称“算卦”是中国古代六艺之一，也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周易》探讨了自然和人生的变化规律，提出了阴阳、易卦等重要概念，对道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易》有多个不同的传本，据《周礼》记载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并称为“三易”。还有一说有，即《连山》《归藏》皆为《周易》的衍生物。

现代因《连山》、《归藏》有亡佚，流传的《周易》一般指《周易》。今所见到的各种不同传本，除卦次排列不同、卦爻辞有歧异外，“经卦为八，别卦六十四”的数目都是一致的。

《周易》，其“经部”称《易经》，“传部“称为《易传》。但因为其“经部”原名就为《周易》，所以，又称作《易经》。其中经部包括两个核心内容，即“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

《易经》认为，世界是由阴阳两极和五行元素构成的复杂系统。阴阳是相对的、互相依存的概念，五行则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这种思想体现在《易经》的六十四卦象中，每个卦象都有阴爻和阳爻组成，以及五行元素所代表的方位、颜色、气味等。

“天人合一”是其另一核心内容。《易经》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类与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人类的行为和自然界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人类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以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种思想在《易经》的许多卦象中都有所体现，如“乾”卦强调天道酬勤，“坤”卦强调地道厚德等。

《易传》是诠释《易经》的经典著作。属于战国时期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就其社会作用，被认为是一部古代哲学伦理著作。

在《易传》里，天、地既有其体，又有其德。天之体为阴阳之气，地之体为刚柔之质。阴阳之气实质上是能量与信息所构成之“场”，而刚柔之质则是气的能量密集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天之德为乾，而地之德为坤。乾是健动不息的创生品格，而坤则是厚德载物的接纳性品格。

《易传》用“爻”来寅绎摸拟天地的变化易交，组成卦的符号，读作爻（yáo ）。《说文解字》：“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效天下之动而交互是爻之范式。《易传》用组成八卦中每一卦的长短横道来表示阳爻（连续“—”）和阴爻（断续“--”）。每三爻合成一卦，可得八卦；两卦（六爻）相重则得六十四卦，称为“别卦”。爻含有交错和变化之意。

以《易》卦之第一爻(初爻)、第三爻、第五爻皆为阳位（因其爻位之序数为奇数，奇数为阳数，故其爻位为阳位）。以《易》卦之第二爻、第四爻、第六爻(上爻)皆为阴位（因其爻位之序数为偶数，偶数为阴数，故其爻位为阴位）。阴阳交序，把所有的“爻”排列为64卦。

就《易传》的思想体系来看，其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其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整体思维模式，其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思想等，有许多都与阴阳家相一致[2]。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周易》的形成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相传，上古伏羲，留天地之象；中古周文王，演《易经》之道；近古孔子及弟子后学，注《易经》而成《易传》。经传合一，终成《周易》。

但是，除了清代儒家学者几乎一边倒认为“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康有为则更进一步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代，大部分学者并不同意此观点。根据现代学界研究，一般认为，《周易》（64卦及卦爻辞）为周初周人所作，卦出自文王之手，卦爻辞为周公所作。

对“周易”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一种认为《周易》是关于周代占筮之书；另一种认为《周易》是研究变化的书，“易”即变化。“易”由蜥蜴而得名，为象形字。此说出自许慎《说文解字》：蜥蜴能够变色，俗称“变色龙”，所以“易”的变易义，为蜥蜴的引申义。大部分学者认为，理解西周之“易”，理当以西周礼乐制度的变革为条件。“易”即是“道”，是恒常的真理，即使事物随着时空变幻，恒常的道不变。故《系辞传》（总论《易经》大意的著作）中有：“生生之谓易”。“周”字亦有二义，其一指“周普、普遍”，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如东汉郑玄《易论》中认为“周”是“周普”，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其二指周朝，古代常称周朝的书为周书，如《周礼》、《周语》等。

东汉郑玄的著作《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句话总括了“易”的三种含意：“简易”、“变易”和“恒常不变”。是说宇宙中的事物存在的状态是顺乎自然的，并表现出“易”和“简”两种性质，即时时在变易之中，同时又保持一种恒常。日月的运行表现出一种非人为的自然，这是简易；其位置、形状却又时时变化，这是变易；然而总是东方出、西方落这是“不易”。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早期中国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支配着世间一切。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就萌发出借助神意预知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当时《周易》只是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预测的需要，这种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到了汉代，《周易》的性质有所变化，在保留原有占筮（音shì）性质的同时得到了充分发展。易学家们克服了大衍法的种种局限，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新筮法，经过演化，成为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典籍。

另一方面，《周易》也有了新的功能，因为《周易》中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尤其经过《易传》解释和发挥，其哲理化程度达到新的高度。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易》得到了汉代统治者的青睐，由原来卜筮之书，而成为官方安邦治国、个人修身养性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之书，并被称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思想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了统治者治国的理论根据。自此以后，《周易》包含了二重性，一方面在历代统治者加封之下，其理论指导作用日益显露和光大；另一方面，民间术士不断更新，完善筮法体系，至今《周易》二重性还是十分明显。

先秦易学发展到老、孔时代，形成了道家易、儒家易及术家易三支。其後秦始皇焚书，易以卜筮之书独存，然易学至此盛极而衰。此后，三支易学渐趋于明朗化。

到魏晋时代的王弼易学则转一方向，尽扫汉易象数学中滋蔓出来的各种学说，恢复义理学传统。他在解释《周易》经文中引入老庄哲学和东汉古文经学的传统。他非常重视《周易》的解释学传统，主张通过卦象获取卦义，而获取卦义后就可忘掉卦象。这一说法的核心在于通过解释学“象以见义”，而一义能表现为不同的物象，故象不可拘泥执定。这一观点在他的《周易略例》中有详细说明。

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王弼之后一部以义理方法解易的名著，在这部书中，解释学的方法得到了更为广阔的运用。程颐认为，《周易》是对宇宙万物的摹拟，但所要表达的，不是可用数量摹画的外在相状，而是一种道理。世界是一种道理和法则的宣示，《周易》也是一部道理和法则的宣示。

程颐的这种易学观，对王夫之影响很大。王夫之以《周易》为道德训诫之书，朱熹则不同意程颐以《周易》为言理之书，欲恢复《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王夫之吸取了朱熹的看法，不废卜筮而讲道德训诫，重点放在知得卜筮结果之后君子何以自省，何以接受道德教训而避凶趋吉。

现代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哲学史研究领域，《周易》一直被视为占筮书而难登大雅之堂。一方面承认其为传统社会官学典籍，另一方面又弃如蔽履。

80年代，《周易》开始为大陆学术界所注意，从逻辑学的角度审视和分析《周易》。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些专著和论文，并在21世纪初，将《周易》的逻辑思想作为中国逻辑史的起点，编写入国家级重点教材，由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推荐为高校研究生教学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