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历史，最直观的书写者，无不是静立在街头巷尾的建筑。这些建筑，有挑着尖儿的，有矮个弯腰的，有造型摩登的，还有憨厚敦实的，形态不同，气质各异。而气质，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建筑源起地的风格在形式中的回响，也是其诞生时期的时代特征，在红砖与石块之间的定格。

   

               （今天的工人村）

我所认识的工人村，便是这样一片意味深长的土地。它以苏式建筑群的面貌为底色，又十分巧妙地揉合中国建筑的灵动元素。这个独具特色的“混血儿”定义了“我们”是谁，也不折不扣地记录着属于那年那月的匆匆往事。

工人村，顾名思义，即是工人们的村落。在那个年代，“工人”二字何等熠熠生辉。而大冶钢厂的工人，更是 “头顶上的珠子”。大冶钢厂的工人村，便是为这些“珠子”精心安放的栖所。

其实，这地儿原来不叫“工人村”。《黄石地名志》中记载了它最本色的名字，叫“陈家湾”。我在大冶钢厂档案馆发黄的卷宗中，寻觅到一套1954年5月由华中钢铁公司扩建设计处勘测科测绘的1：500地形图，其上用长仿宋工整地标注“工人村”三个字。这意味着，在苏式建筑群建成之前，它已经替换了“陈家湾”。

感谢陈氏先祖，他们独具慧眼，在99里黄荆山靠近长江的那一头山脚下，在桃园村至田家墩之间的缓坡地上，披荆斩棘，营造出陈家湾。我曾数次站在陈家湾的肩膀上观望工人村，深感她纵深自如，起伏有度，建筑物依山落座，错落有致；地望气盛，格局开阔，藏风得水。它与大冶钢厂六门遥遥相对，工人们只需要跨过马路，很快就可到达火热的工作现场。这是一块将人工之巧、天工之奇浑然融合的宝地，既承纳生活，也见证历史。

1953年，年仅10岁、诨名陈老二的小男孩，如今是牙齿全部掉光、步履蹒跚的杖朝老人，但那年举村搬离故土的记忆，他没有遗忘一丝半缕。“宝地又能咋的？一声令下，谁都无条件服从。”陈老爹说这话的时候，浑浊的眼睛突然发亮，“那时候，哪有什么拆迁费？只有害怕自己落后于他人，耽误了国家大事！”80岁的陈老爹讲话时，故意让挺直腰杆，还可见当年他虎背熊腰的影子。

诚如陈老爹所言，大冶钢厂何尝愿意让陈家湾的百姓背井离乡？实在是形势逼人。新中国钢铁工业初兴，苏联专家带着图纸与标准远道而来，工厂扩建迫在眉睫。工人村的建设，也不是竖起几十幢宿舍那么简单，而是事关钢厂扩建全局的大事，没有人能说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钢铁和粮食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的两个指标。一个大国背后，必定是一个钢铁强国，也必定是一个丰衣足食的强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偌大神州，只有东北鞍山一个大型钢铁基地，远不足以支撑起国民经济的脊梁。1950年初，国家重工业部召开全国钢铁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在黄石建设钢铁工业基地。同年10月，重工业部邀请苏联专家，到黄石考察建厂条件，最终认定，在武汉附近的湖北大冶建钢厂最适合。但两年后苏联专家改变了意见。1952年5月6日，以华中钢铁公司为基础的新中国第二个钢铁工业基地，在西塞山脚下的袁家湖启动筹建。

这一决策，并非凭空想象，它源于历史血脉：发轫于1890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钢铁工业，赓续于1908年盛宣怀组建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以及1913年筹建的大冶钢铁厂。

大冶钢铁厂与华中钢铁公司，本来是一脉相承的：自1924年汉阳铁厂停产，1928年江西省政府接管萍乡煤矿，汉冶萍公司实际上就只剩下黄石的大冶厂矿，即大冶铁矿和大冶钢铁厂。1948年汉冶萍公司破产，国民政府汉冶萍公司清算委员会对外公告，该公司全部资产包括在武汉的所有财产，都由黄石的华中钢铁公司接收。

1950年至1952年间，国家倾注巨资推动华中钢铁公司改造扩建，其投入规模逾湖北省总投资六分之一以上。作为当时湖北境内唯一的钢铁厂，华中钢铁公司在1952年钢与钢材产量已跃居上海、四川之后，跻身南方第三大钢铁工业中心。黄石，这座屹立于长江之滨的新兴工业城市，因此而成为新中国工业布局中不可或缺的钢铁工业基地。

1953年3月1日，华中钢铁公司正式更名为大冶钢厂。它以曲折而坚定的发展轨迹向世界昭示：这里不仅是亚洲最早、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更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钢铁摇篮”。大冶钢厂的存在，使中国钢铁工业的星河更加璀璨。

随着国家“一五”计划拉开序幕，全国步入工业化建设的新阶段。大冶钢厂作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单位，迎来规模空前的扩建热潮。1954年6月1日，一期扩建工程正式启动。在这钢铁铿锵、希望萌动的时代背景下，工人村那片苏式建筑群，也开始在机器的轰鸣与工人的汗水中拔地而起，成为一代人奋斗与梦想的见证。

我们不能忘记，新中国初创时期兴建的第一批钢铁骨干企业及其附属生活设施，大多浸润着苏联专家的智慧与心血，从结构布局到建筑风格，都深烙苏式印记。工人村也不例外，整个建筑群共24栋，占地3.76公顷，由华中钢铁公司建筑安装分公司与武汉钢铁建设公司共同承建。它们一律三层，沿坡而建，红墙红瓦，在错落有致中透出庄重与秩序，散发出浓厚的苏式文化韵味。

             （工人村中的建筑布局图）

与中式传统民居中抬梁屋架、青砖汉瓦的形制不同，工人村的每栋建筑都严格遵循苏式中轴对称范式，造型规整、立面简洁。每栋楼门楣上方均设有遮雨板，清一色的红砖清水外墙与红瓦歇山顶。内走廊贯通全楼，木门窗质朴耐用，房间内铺设木质地板。没有繁复装饰，却在节制中流露优雅，在规整中见出大气。楼体简洁舒展，深色墙框沉稳厚重。这里虽陈设简单，却是当年黄石最高标准的住宅群；虽不华丽，却自有一份朴实、持重与温暖，容纳着市井烟火与集体记忆。

从设计理念、施工品质来看，工人村都达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的较高水准，既是建国初期苏式职工住宅的典型代表，也是黄石历时建筑的重要实物遗存。它作为中苏友谊的物质见证，更承载了特殊时期两国合作的历史温度与文化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

落成之后，工人村唯有苏联专家、钢厂科级以上干部和重要技术人才能入住。那时，能在这里分得一间房子，不只是一种待遇，更是一个时代的身份象征；不只是一处居所，更是一种对新时代生活的向往。

工人村第八栋与第十栋苏式建筑的侧面，紧邻车流不息的黄石大道，红色砖墙成为它们不褪色的标识。两楼交汇处，一条南北走向的通道，静谧地延伸而入，将喧嚣隔于身后。

信步此道，只见工人村的房前屋后，老槐苍劲参天，枣树挺拔如盖。它们如同披着岁月青衫的卫士，缄默而忠诚地守望着这一片红墙红瓦的建筑群。风过叶沙沙，日斜墙斑驳，它们已经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荣光与坚持，一一镌刻于砖瓦之间。这些树木，早就不单纯是植物，还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一个时代鲜活的印记。

在工人村第三栋楼旁，一棵枣树巍然屹立。它高过九米，冠如巨伞，展开达十米之余。它枝干虬劲，新绿养眼，积蓄了无穷的生命之力，奋力向天空与人间同时伸展。甚至有的枝杈已经轻轻探入红房窗沿一角，似乎要窥见屋中烟火，或者向主人诉说沧桑往事。经专业测定，此树已逾百岁。它或许由昔日陈家湾居民亲手植下，又或是一粒种子鸟含而来、落地生根，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默默生长。百年风雨历练，它终成婆娑大树，用浓荫庇护着这里的一方土地和一代代生活于此的人们。

20世纪六十年代，居委会在工人村第三栋一楼选了一间18平方米的小屋，用作办公处所。可惜空间狭窄，光线昏暗，处理事务局促不便。天长日久，居委会看中了窗外老枣树下那片空旷之地，陆续建起几间低矮的平房，砖墙瓦顶，简单实用，与树为邻。

我在这里，与一位在此居住了数十年的老人相遇。她深情回忆，那时的工人村还没有公共垃圾桶，家家户户的垃圾由人工收集，板车统一清运。居委会便将其中一间平房用作板车停放的场所。她一边说还一边比划，往事如昨。

另一位张奶奶杵着木椅靠背，蹒跚着步子移了过来，侧耳听清楚是什么回事后，端坐在椅子上，一字一句地说道：“后来，上面动员家属也别闲着，鼓励走出家门做点零活。可孩子没人看管，成了难题。居委会腾出一间平房，办起了简易托儿所，每个月只收几块钱。照看的阿姨们心地善良，把孩子们看得可牢呐。”

            （工人村中百年枣树）

那棵老枣树，也像一位慈祥的母亲，伸展着茂密而宽厚的枝叶，将冶钢子弟轻轻拢在绿荫之中，夏日遮阳，秋季挂果，静听托儿房间里孩童们的啼哭与嬉笑。然而，一间平房终究太小，托儿所无法长久办下去。之后这里变成了居委会的库房，也偶尔作居民娱乐室，棋牌声、说笑声时常从窗口飘出，与枣树的清寂相伴。

岁月更迭，娱乐室最终迁到山坡边的防空洞内。而枣树下的这些平房，渐渐成为堆放木材与杂物的储物间。随着需要存放的东西越来越多，平房也一间接一间地增建，最终，整棵枣树被重重砖房围在中央，埋首在日益拥挤的时光中。

即便如此，这棵枣树依旧以盘曲交错的根节和横斜舒展的枝桠，撑起一片茂密的浓荫，成为工人村中一方自然而温暖的公共客厅。居民们在这里休憩、谈笑、相聚，成就了一处透露心声、又传递家长里短的风景。

青天白日，阳光透过层层叶片，筛落一地细碎的光斑。树荫如盖，遮护着底下嬉戏的孩童。那时夏暑燥热，孩子们食欲不振，母亲们便端着碗走出家门，坐到树下，一勺一勺耐心地将饭喂入那张张翕动的小嘴。夜色四合，有人从家中搬出竹床，置于树下，点燃一盘蚊香，青烟袅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蒲扇轻摇，扇出夏夜的清凉与安宁。偶尔有几只蝈蝈藏身叶间，窃窃私语，打破这温柔的寂静。年幼的孩子早已在竹床上酣然入梦，呼吸均匀，整棵枣树也在轻轻守护着他的梦境。

上世纪70年代末，曾有人嫌枣树占地碍事，挥起斧头，砍向主枝，五根斩去其三，至今那些拦腰而断的疤痕仍赫然可见。但，枣树生命顽强，竟从光秃秃的残枝上，抽出无数细嫩新枝。它们默默生长，做着关于小粉红花的梦，静待某一场春风的唤醒。

如今，枣树四周的旧屋平房已全部拆除，原地建起一条长约十米的小型廊道。不论暑气蒸人或细雨飘洒，工人村的居民总爱聚坐于此，聊聊家常，说说新鲜见闻，笑语声声，又飘回那个摇扇纳凉的年代。

枣树已步入暮年，却依旧精神矍铄。它虬曲盘绕的枝干如龙如蛟，挺拔如昔。待到来年春风又起，自会生出新绿，开出细花，结出甜果，一如既往，以沉默而坚韧的方式，陪伴着工人村的男女老少。

工人村苏式建筑群，一半沉淀于历史烟云，一半流淌着社科人文血脉。从这里走出的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工程师不计其数，他们殚精竭虑，为发展、壮大大冶钢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或许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在这里，还走出了两位作家，他两人以自己丰硕的文学创作成果，丰盈了工人村、大冶钢厂的文化根系。

第一位是李崇嵩（1923—1981），笔名重山。为寻找他的资料，我确实花费了一番功夫。

十几年前，湖北省文联要求各市州文联编辑出版文艺典藏书籍，每个地方一本，由省联统一编写体例、统一编辑出版（可惜的是，因为省文联有关负责人工作变动，这本书最终未能出版）。此书有“文艺名家”一节，入选人员，严格按条件自下而上推荐，经《黄石日报》公示无异议后，呈报宣传部部务会议决定。其中，李崇嵩是人选之一。他1981年就过世了，我所认识的朋友，没有一人有他的文字资料。后听说《黄石日报》社的主任记者廖美泉先生，曾经采访过他。我亲自登门，拜访廖先生。果真如此，但相隔时间太久，当年的采访素材因多次搬家而丢失。不过，廖老师知道崇嵩先生胞弟在黄石电厂工作。一番曲折寻找，总算与李先生见了面。我说明来意后，李先生感谢市文联还记得他哥哥，他哆嗦着嘴唇，说不下去了，老泪纵横，抓住我的双手不停地致谢。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资料。离开他家的时候，李先生送了一程又一程。我上了公交车，还看到他站在车站，不停地向我招手……

 （重山先生的省作协会员证及《红旗歌谣》封面）

重山先生是1956年3月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的，证书编号是“0049”。他是我市首位加入省级作家协会的会员。

重山先生出身贫寒，早年曾在鄂州燕矶村小学执教，粉笔灰落尽处，已有文学的微光隐隐萌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踏入华中钢铁公司修造分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钢铁轰鸣间，他未曾放下手中的笔，在工歇夜阑之际，伏案书写，深深爱上业余文学创作之路。

自1953年3月在《黄石日报》副刊发表处女作《麻痹思想最糟糕》唱词起，至1957年底，他陆续发表各类唱词32篇、小说2篇，在《桥》《布谷鸟》等刊物上刊登诗歌唱词近20篇。其中《看姑娘》《雪夜上学》等作品，因其语言质朴、情感真挚，被多次选入文学集册，甚至以单行本形式公开发行。1955年，他的长篇唱词《工地两姑娘》被老舍亲自遴选，发表于曲艺刊物《说说唱唱》第一期，次年入选中国作协主编的《诗选（1953—1955）》。

正因这些耀眼的创作成绩，1956年，他被安排迁入工人村第十四栋左侧一楼居住。在这红砖覆瓦、廊道回旋的苏式小楼中，他写就了新民歌《顶住日不落》——

钢水红似火，能把太阳锁，

霞光冲上天，顶住日不落。

诗句铿锵如锻打中的钢铁，先后发表于《湖北文艺》与《诗刊》，最终被收录进郭沫若与周扬合编的新中国第一部新民歌集《红旗歌谣》，成为那个火红年代的黄石文学的标杆。

第二位是吴作望先生（1953— ），他是我的至交朋友，也是我小说创作的重要指引者。

1960年，7岁的吴作望随父亲迁入工人村第十四栋，居于右侧二楼。从不谙世事的孩童，到成家立业的冶钢工人，他他人生中近六十载的光阴，都与工人村交织在一起，直至2017年才依依不舍地搬离。然而，他的笔始终未离开过工人村，他以自身为尺，度量并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兴衰起伏、人情冷暖和时代变迁。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村人”。

知青返城后，吴作望先后进入大冶钢厂二炼钢、四炼钢、原料处与耐火厂工作。钢铁轰鸣、炉火滚烫，车间里弥漫着煤灰与汗水的味道，而他始终未曾放下那支笔。1974年某个深夜，他在工人村狭小的房间里点灯伏案，写下诗歌《老大哥》，发表于《湖北文艺》。那是他文学生命的第一次绽放。自此，他从一名普通工人逐步成长为工人作家，再从自由撰稿人跻身为国内知名的小说高手。

吴作望曾担任《世界新闻报》专栏作家，与《今古传奇》《青年文摘》《特别关注》《读者》《小小说选刊》《意林》等一线刊物签约合作。至今，他已发表各类体裁作品三百余万字，涵盖长篇、中短篇小说、诗歌、纪实文学、影剧剧本等多个领域。其小小说集《俗眼》《平安夜上的小镇》《阿姆斯的珍宝》风行一时，成为读者争相捧读的畅销作品。而其中《寻找失落的古都》《阿姆斯的珍宝》《赚千年以前的钱》《离天堂最近的监狱》《母亲的寻找》《嵌入灵魂深处的弹头》等篇章，更被上海、山东、河北、云南、内蒙古、福建、安徽等十余省市选为中考语文阅读试题，影响深远。

吴作望与重山一样，都是从工人村同一栋楼中走出的作家。他俩年龄相隔30岁，故而在工作中没有交集，创作中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上过同一期报刊，但是，工人村苏式建筑的朴拙与凝重，工人群体俗中带雅、粗中有细的生活气息，在他们心灵深处完成了一种理性的融合与诗性的升华。他们念念不忘工人村，一方面是出于生命的感恩，另一方面，则是被那里特有的气场深深牵引，机器可以停下，岁月可以老去，但由集体记忆、劳动尊严与人间烟火共同织就的生命现场，始终炽热。

因此，重山、吴作望白天用情用力演绎好职业工人的本分；晚上他们伏案灯下，俗眼看世，神自往，归心处，以匠人之心，萃取人间喜怒哀乐，拷问人性良知，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电视连续剧剧本等等，营造葳蕤丰茂的精神世界。

这两位从工人村走出的作家，无论岁月如何延宕、人生几度斜阳，那段与工人村血肉相连的记忆，如同不曾熄灭的炉火，始终在他们的文本中燃烧。他们将菡萏成花、霞光满天般的荏苒岁月，一一怀揣成新的期盼，持续书写，永远回望。

工人村记录荣光，也承载乡愁。

工人村里住户户型，大多数是旧式的一室一厅，三、四人家共用一间厨房。每至饭点，当家女主人们你拎着锅铲，我剁着蔬菜，楼上楼下锅碗瓢盆叮当响，烧起饭来整楼飘香。客人来了大通铺挤不下，就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邻居家里睡几晚。每当挖了野菜，淘到河鲜，他们也总想着给左邻右舍送去。

          （更新改造后的工人村）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在当年的工人村得到最好诠释。谁家晾晒在户外的衣服，赶上刮风下雨或晚上忘收了，根本不用担心，准会有人替你收回来。那时，在工人村很少有人丢失东西，一旦让左邻右舍知道，谁家出了个手脚不干净的人，这家人在这栋楼里就抬不起头了。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当太阳射出第一缕阳光，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在工人村响起，孩子们趴在窗户上向外望，那些身穿厂服的大人们，神清气爽地向大冶钢厂赶去。

大冶钢厂建设如火如荼。工人们不分白天黑夜，不辞辛苦，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办大办好”大冶钢厂。从钢花飞溅的炼炉中出炉的一根根特钢，伴随着洲际导弹、核潜艇、人造地球卫星、神舟系列飞船、“嫦娥”“天宫”“北斗”等，飞天奔月，遨游太空，在大国重器中亮出“尖板眼”……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黄石城区高楼拔地而起，工人村也不再是当年的“优等生”。“村二代”“村三代”的出生，让一套套50多平方米的房间，拥挤不堪，叫苦不迭。随之而来的下岗潮，居住在工人村的一拨拨大冶钢厂管理干部、技术员、普通工人，告别妻儿老小和熟悉的工人村，前往祖国各地钢铁企业再就业，让这里逐渐落寞下来……

不少居民感叹，工人村越来越“老”了，但也越来越“年轻”了。说它老，是因为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工厂退休的老职工；说它年轻，是因为近几年，工人村也在默默地发生变化。

变化来自老旧小区的改造和历史街区的保护、历史建筑的修缮与利用项目推进实施。它代表着城市更新的观念转变，更承载了市民对历史文化的尊重。

毫无疑问，工人村苏式建筑群，作为特殊年月里特殊的建筑形态，每一栋苏式建筑里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时代细节，是其他方式永远也无法描绘的。作为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者，它有着一座城市最本真的烟火味、人情味、市井味。

它是历史。历史是最大的价值，楼建得再高，它的价值也高不过历史。这些苏式建筑的特征正是其标志，历史价值是工人村的无形资产、独特记忆。

通过“更新”的力量，借助文化隐喻的手法，协力为工人村添景，重点在追溯历史文脉，重塑场所记忆。

沿着刷黑的柏油路，我们一路前行，一栋房屋接着一栋房屋看。这让绝大多数时候身处外观雷同的高楼之中的我们，由衷感叹旧时建筑精心雕琢的美感。

改造前的工人村，虽曾有过往日的辉煌，但如今却显得陈旧与沉寂。红砖墙面斑驳陆离，古木林立却缺乏生机，仿佛一条沉睡的巨龙，等待着被唤醒的那一刻。改造后的工人村，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红砖墙面经过翻新，恢复了往日的鲜艳色彩，古木林立间，春意盎然，巨龙苏醒，正昂首向前。道路刷黑，“口袋公园”建成，生活广场设施齐全，南北主干道的墙壁上，“钢铁是怎样炼成”“海燕”等主题的壁画，记录了钢花飞溅、汽锤锻打的年代。

                 （工人村中壁画）

城市更新，不仅成功地保留了工人村原有的历史记忆，更显著地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居住体验。经过精心改造的工人村，在街头巷尾的喧嚣与宁静中，“红色”和“绿色”交织，“美颜”之后，已然成为了黄石老街区中不可或缺的打卡点。

城市更新，将工人村绘就成绿色风景画。

那一棵百年枣树，见证了这里的改变。它傲天虬枝上下，是安详的天空和辉煌的大地，幸福像花儿一样开放。

著名作家铁凝在其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中有这样的段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座城市在苏联的帮助下，一口气建造起近十家纺织厂。”这样的文字，毫不夸张地道出了苏式建筑诞生的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貌。

在黄石，当我们与工人村里24栋颇具风味的建筑群拉近距离接触时，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与众不同的美妙。建筑是城市文化与历史记忆的载体，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村风貌，留存在这一幢幢苏式建筑的朱墙红砖中，只要我们愿意触摸，它就立刻变得依稀可见、有滋有味起来。

 “一部建筑是一首史诗”。工人村苏式建筑群，在历史记忆与现实融合中，是让所有人都无法拒绝的美，成为时代演进的特色住宅简史。

作者简介：

          吕永超，退休公职人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已经发表长篇小说《天机》《海观山下》《红绳索，黑绳索》、中篇小说集《什么都别说》、散文随笔《灵魂呓语》《岁月凭证》《游食笔谭》《舌尖上的美味》《西塞上往事》《谷子里的村庄》、以及剧本文学、纪实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4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