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七律发展史，看谁才是认祖诗的作者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七律，历经了七言句→七言诗（指古体诗）→七言律诗的发展过程。

1、在三国曹魏之前，中国还没有发明七言诗，更没有发明七言律诗。这时的中国诗歌，只有与其他体裁掺杂在一起的七言句。文学史家公认的中国第一首七言诗，是三国曹魏时期曹丕作的《燕歌行》，但也仅此一首。

因此，生活在三国曹魏的曹丕之前的人，绝无可能是标准七言诗版本的认祖诗的作者，这是稍微有点诗歌发展史基本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的基本道理。

如果有人硬要狡辩说战国时期的黄歇所作的认祖诗，并不是在一首标准七言诗基础上每一行强塞进一个“兮”的七言诗，而是八句八言诗，这也与中国诗歌发展史不符，因为葛晓音教授在其上述名著中说： “在（南朝）齐梁时期，十句体与八句体诗才得以发展。”①即在战国时期，八句体的八言诗，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只有与其他诗体掺杂在一起的八言句而已，黄歇怎么可能在战国时期写出八句体的八言诗呢？

除了在战国时代七言诗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八句体的八言诗也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因此黄歇不可能作出七言诗或者八句体八言诗体裁的认祖诗外，黄歇作认祖诗的故事基础就不存在。

有关楚考烈王不能生育，黄歇秘密纳李园的妹妹为妾致其怀孕，再转送给楚考烈王为妃（再为后），生下楚幽王熊悍，后李园为了灭口杀死黄歇，黄歇被杀前作认祖诗的故事，本身就不具有历史真实性（注：史书记载李园妹妹叫李环，在有些故事中叫李嫣嫣）。

因为，按照史书记载，楚考烈王除了楚幽王熊悍之外，至少还有三个儿子，而不是故事所说不能生育。其中楚哀王熊犹，也是李园妹妹所生，假如故事属实即楚考烈王不能生育，那么楚幽王熊悍的弟弟楚哀王熊犹是怎么来的？难道是李园妹妹被黄歇转送给楚考烈王后，黄歇潜入宫中再与李园妹妹私通所生？这可能吗？此外，史书记载楚考烈王除了楚幽王熊悍与楚哀王熊犹这两个李园妹妹所生的儿子外，至少还有两个非李园妹妹所生的儿子，即楚王负刍及楚考烈王在秦国当人质期间生的一个儿子。因此，有关楚考烈王不能生育的故事，就不属实，因此黄歇作认祖诗的故事基础就不存在。

所以，生活在三国曹魏的曹丕之前的人，绝无可能是标准七言诗版本的认祖诗的作者，因为那时七言诗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即：黄歇、黄霸夫人、黄琬夫人、黄道隆，都不可能是标准七言诗版本的认祖诗的作者。

2、曹丕之后至南北朝后期之前，七言诗被视为“体小而俗”“委巷中歌谣”。直到南北朝后期，经过鲍照、庾信等人的努力，七言诗才逐渐被文人所接受，但这个时期的七言诗，内容多为男女情爱，多写艳情内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隋朝与初唐早期，直到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及初唐四杰的出现，才得以改变。

因此，宁德石桥黄氏始祖黄鞠之父，隋朝时期河南人黄隆，按照宁德石桥族史所描述的一位大官，不可能选择当时被世人贬低的，主要用于描写男欢女爱的俗体，七言诗体，来写认祖诗这种如此重要的文化遗产传给子孙后代。

另外，据宁德石桥《黄姓宗谱》和各《分支宗谱》载：“光州分源祖，忠武公，讳隆，号硝山，隋文帝时官西都留守、左班大学士。行十六，谥忠武。娶夫人七位，生二十一子，吴氏生二子，林氏生四子，陈氏生二子，石氏生五子，方氏生一子，周氏生二子，孟氏生五子”。

即：黄隆娶七位妻子，但每个妻子生子数不等。而宁德版本认祖诗的最后一句为“三七男儿大吉昌”，其中的“三七”，在邵武峭山公黄氏的认祖诗中，不仅仅表达三乘以七等于二十一（即有二十一子）这么简单的意思，更指三房中的每房都生七个儿子的意思。而黄隆虽是七位妻子，有一个“七”，但每个妻子生子数各不相同，并非都是“三”，因此，宁德版本用“三七”来表示二十一个儿子，是不合常理的，如果黄隆想在诗中表示他有二十一个儿子，他肯定使用“廿一”而不是“三七”，因为“三七”两字，与他七妻并非都是生三子的事实不符。

因此，黄隆不可能是宁德石桥黄氏所公布版本的认祖诗的作者。

3、虽然从上官仪与初唐四杰开始，七言诗摆脱了主要用于描写男欢女爱的俗体诗的地位，开始被文人墨客广泛用于描写各类题材的诗歌内容中，但七言律诗（七律）却定格于初唐后期的武则天时代的晚期，更迟至盛唐唐玄宗李隆基时代的中期，经杜甫之手才被广为流传、使用。

根据紫云黄氏公布的信息，黄守恭在686年遣子，并作了标准七律版的认祖诗。

但从上文三、七言句→七言诗（指古体诗，下同）→七言律诗的生成脉络，当中的4、唐朝格律诗的发明及七言律诗的传播，这部分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黄守恭遣子时间是武则天执政晚期，正值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给七言诗定格时期，七言律诗并未被推广普及。因此，在这个时间点，黄守恭是不可能写出一首标准的七律的。上文的具体分析是：

葛晓音教授在其《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一书中指出，在初唐才由元兢提出五律相粘规则的自觉认识，而七律的相粘认识，比五律更晚。

明朝文人胡应麟在其著作《诗薮》中说，初唐无七律。唐朝的七律由杜审言、沈佺期定格。

明末清初诗人冯班在其著作《纯吟杂录》卷五中也说，从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至唐初，都是齐梁体，一直到唐朝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出现，才开始有律诗定格。

当代文史大家易中天在其著作《易中天中华史》之《安史之乱》中也说，杜甫工于格律，被后人视为典范！直接称“杜甫的贡献在七律” 14。

从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杜甫等几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确定，七言律诗定格于初唐后期的武则天时代的晚期，更迟至盛唐唐玄宗李隆基时代的中期，才被广为流传、使用。注意，律诗的定格并不代表被广泛流传使用。

因此，在黄守恭遣子年份，他还不可能写出七律版本的认祖诗，而紫云黄氏公布的黄守恭所作的认祖诗，却是一首标准的七律，因此它不可能是黄守恭在686年遣子的时候写出来的。如果黄守恭在七律正处于定格时期能写出紫云黄氏所公布版本的标准七律版认祖诗，那么黄守恭一定是至少跟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人齐名的大诗人，他一定还有其他许多七律诗歌，可惜黄守恭就只是一个商人而不是诗人，没有任何其他七律作品。

另外，紫云黄氏公布的黄守恭所作的认祖诗，最后一句当中，含有“炽昌”两个字。虽然“炽”与“昌”作为单独的字，至少在周朝就已经存在，但这两个字的组合“炽昌”，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是迟至黄守恭早已去世的唐朝中叶，才被大诗人刘禹锡创造出来的。刘禹锡在《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一文中记载：“自汉涉魏，益以炽昌。”即：在黄守恭遣子的686年，“炽昌”这个词组，都还没有被创造出来，而且也不可能首先被黄守恭创造出来。因此，“炽昌”两字也证明了黄守恭不可能是紫云黄氏所公布版本的标准七律版认祖诗的作者。

4、本文开篇所列邵武峭山公所作认祖诗，为951年峭山公遣子时所作，是一首标准的七律。这个时间，属于五代十国的最后一个朝代即后周。经过中唐、晚唐及五代十国上百年的发展，七言诗的地位已经超越了之前占统治地位的五言诗，七律的地位也已超越了五律。这个时期的人们，作一首标准的七律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邵武峭山公作出一首七律版的认祖诗，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