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深度的探索与文学形式的创新

——刘建东长篇小说代表作最新深度解读

史传统

前言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刘建东长篇小说代表作《全家福》、《十八拍》与《女人嗅》，不仅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挖掘，更是对文学形式的大胆探索与创新，共同构筑了刘建东文学世界的宏伟蓝图。《全家福》作为刘建东的代表作之一，以北方家庭徐家的命运沉浮为镜鉴，巧妙地将传统与现代、先锋与写实融合于叙事之中。

小说以小女孩徐静的视角，细腻描绘了家庭成员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伦理抉择。父亲瘫痪象征的传统伦理无力，母亲张如清的风流与逃避映射的个体自由挣扎，共同编织出一幅社会转型期个体与集体、自由与秩序冲突的复杂图景。《全家福》以其独特的叙事困境与人性解构，展现了刘建东对家庭伦理的深刻反思与艺术创新的卓越能力。

《十八拍》以江南古镇东湖镇为叙事舞台，通过四大家族百年沉浮的家族史诗，完成了对历史记忆的文学重构。刘建东以“十八拍”为隐喻，意指古琴曲的苍凉韵律，暗合中国近现代史的跌宕节奏。小说通过家族秘史、人物命运与日常细节的交织，淡化了宏观历史事件的直接呈现，转而聚焦于个体生命在历史洪流中的微妙变化。《十八拍》展现了刘建东在历史叙事上的独特视角，通过人性欲望的伦理勘探与地域文化的诗学表达，为中国当代家族小说提供了新的范式。

《女人嗅》将笔触深入至社会转型期的欲望伦理与性别政治之中。

小说以“气味”为叙事原点，通过女性对体香的痴迷与男性对权力的追逐，构建了一个欲望伦理的实验室。林红玉、梁依薇等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女性欲望的觉醒与自我认同的探索；而曾继承、王宝川等男性角色的刻画，则揭示了男性权力的崩塌与存在危机的深层原因。《女人嗅》以其先锋的身体叙事与复调的叙事策略，完成了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解剖与伦理突围的可能探索。

刘建东的这三部长篇小说，不仅是对人性深度的勇敢探索，更是对文学形式的大胆创新。他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界限，为当代文坛贡献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全家福》的家庭伦理解构、《十八拍》的历史记忆重构与《女人嗅》的欲望伦理探索，共同构成了刘建东文学创作的三大支柱，预示着他未来创作的无限可能与辉煌前景。刘建东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不仅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更在当代文坛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刘建东《全家福》：叙事困境与人性解构

在当代文坛，刘建东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思想深度独树一帜。长篇小说《全家福》作为其代表作，通过北方家庭徐家的命运沉浮，在传统与现代、先锋与写实的碰撞中开辟出独特的文学路径。

小说以1980至1998年的社会转型为背景，通过小女孩徐静的视角，细腻勾勒家庭成员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父亲作为伦理规范的象征，其瘫痪与“存在”方式隐喻传统伦理在时代变迁中的无力；母亲张如清则以风流与逃避，折射个体对自由与幸福的挣扎。这种伦理规范与生命欲望的碰撞，不仅体现在家庭内部，更映射出社会转型期个体与集体、自由与秩序的深刻矛盾。

徐静的叙述贯穿全文，其现场感与节制性使读者得以深入人物内心。同时，小说通过多层叙述视角的交织（如徐静、母亲张如清及隐含的县志视角），构建出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例如，杨怀昌的意外死亡引发对其死因的多元推测，但真相始终悬置，叙述者“我”最终消解了所有猜测的可能性。这种叙事策略凸显了社会现实中个体对真相追寻的无奈与迷茫。

《全家福》的叙事困境核心在于对真相的消解与重构。杨怀昌之死的未解之谜，以及父亲瘫痪与母亲欲望的象征性书写，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张力场域。母亲两次放纵欲望的经历，接受同事杨怀昌的皮鞋、与摔跤教练的纠葛，不仅是个体欲望的释放，更将城市符号化为“欲望之城”。皮鞋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稀有物的象征，暗示物质欲望对传统伦理的冲击；而摔跤教练的诉求，则折射出父亲瘫痪后家庭性关系的缺失与情感困境。

大哥徐铁与金银花的爱情、二姐徐琳的放浪不羁、大姐徐辉的另类选择，均突破传统道德评判框架。刘建东以客观白描展现人物的存在状态：徐铁从混混到战士的转变符合个性逻辑，徐琳对欲望的坦诚与行动的果敢赋予其真实可亲的特质，金银花对爱情的执着则颠覆了底层女性的刻板印象。这些人物共同构成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度解构。

刘建东在《全家福》中实现了先锋叙事与现实主义的完美平衡。他通过淡化时代背景、减弱人物命运中的政治因素，营造出飘逸的叙事氛围；同时，又将人物拉回现实，使故事依托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这种策略既保持了小说的艺术性，又增强了其现实感。例如，徐静的视角巧妙回避了政治背景的直接交代，将叙事重心聚焦于家庭琐事与人性刻画，使读者在感受时代脉搏的同时，更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

“全家福”本身构成强烈的反讽。题目所期许的“全”与“福”在小说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成员的离散与挣扎。此外，父亲的瘫痪、母亲的皮鞋、大哥的爱情等意象相互关联，共同构建出小说的艺术世界。这些意象不仅推动情节发展，更成为连接个体命运、历史反思与文化隐喻的桥梁。

《全家福》的艺术创新体现在叙事结构与象征手法的突破上。多层叙述视角的交替使用、反讽手法的贯穿始终，以及意象谱系的精心构建，均展现出刘建东对小说形式的深刻探索。然而，部分叙事细节存在争议。例如，美国记者碧昂斯这一角色在原文中缺乏依据，可能为误引或虚构，需在学术研究中谨慎对待。

《全家福》以先锋精神为指引，在家庭伦理、人性欲望与社会变迁的交织中，构建出独特的叙事困境与人性解构图景。其思想深度与艺术创新，不仅为当代文坛贡献了宝贵财富，更预示着刘建东未来创作的无限可能。

刘建东通过《全家福》证明，真正的小说应如“深埋在土里的光”，在真实而丰富的生活土壤中汲取养分，最终破土而出，照亮人性的幽微之处。这部作品既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深刻解构，亦是对人性欲望的诗意书写，堪称当代文学中“有限的文字与无限的空间”的典范之作。

刘建东《十八拍》：历史肌理中的人性变奏与地域诗学

刘建东长篇小说《十八拍》以江南古镇东湖镇为叙事场域，通过四大家族百年沉浮的家族史诗，完成对历史记忆的文学重构。作品突破传统家族小说的叙事范式，将人性欲望、伦理困境与地域文化熔铸为三重交响，在历史肌理中捕捉人性的微光与暗影。本文从历史叙事、人性勘探、地域诗学三个维度切入，揭示小说在历史书写范式、人性深度挖掘与地域文化表达上的突破性贡献。

小说以江南水乡东湖镇为叙事原点，通过四大家族（万家、传家、江家、路家）的百年纠葛，构建起一部微观历史史诗。作品以"十八拍"为结构隐喻，既指代古琴曲《胡笳十八拍》的苍凉韵律，又暗合中国近现代史的跌宕节奏。刘建东刻意淡化宏观历史事件的直接呈现，转而通过家族秘史、人物命运与日常细节的交织，完成对历史记忆的文学重构。开篇"腌菜"场景即具典型意义："传能赤脚站在缸里转圈踩踏，刚踏上去，脚底白菜生生响，粗盐有些硌脚……"这种充满生活质感的细节描写，不仅奠定了小说浓郁的江南风情，更通过"腌菜"这一日常仪式，隐喻历史对个体生命的腌制与重塑。当传能踩踏白菜时，他既是传统技艺的传承者，也是被历史洪流裹挟的被动者。这种双重身份的交织，正是作品对历史与人性关系的核心思考：历史并非外在于个体的客观存在，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微褶皱，深刻塑造着每个人的生命轨迹。

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小说深入人性欲望的伦理困境与救赎可能。人物群像构成了一幅欲望的浮世绘：路红娟的性欲望、方志刚的权力欲望、伍东风的英雄欲望，共同编织成一张欲望之网。路红娟的形象尤为典型，这个"没有男人在身边便会感觉孤独难耐"的女人，将男性身体符号化为填补空虚的工具。当丈夫方志刚以跳楼威胁时，她冷笑回应："你跳啊，我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这种对传统伦理的彻底解构，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期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刘建东通过路红娟的命运轨迹，展现了欲望狂欢背后的伦理困境：她在多个男人间游走时获得的肉体满足，本质上是对传统性别秩序的反抗，但这种反抗最终导向更深层的虚无——始终无法在欲望的漩涡中找到自我认同，只能通过不断更换伴侣确认存在价值。这种"存在焦虑"正是现代性困境在个体身上的投射。

在欲望的黑暗森林中，作品仍保留了救赎的可能。伍东风的救赎之路最具象征意义：这位因救火而毁容的英雄，从"工厂的救命稻草"沦为"政治符号的牺牲品"，最终在爱情中完成自我救赎。当他的烧伤脸庞成为厂领导眼中的"政治资本"时，他本人却陷入存在主义危机："他的人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和目标，可他自己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刘建东通过伍东风的转变，揭示了伦理重构的可能性：当其放弃"英雄"身份，选择与普通工人江小燕相恋时，完成了从符号到人的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对人性本质的重新确认。小说结尾，伍东风与江小燕在千年银杏树下演奏《十八拍》的场景，象征着伦理秩序在人性基础上的重建。

小说在艺术上的创新值得关注。采用多声部叙事策略，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拼贴出历史的完整图景。既有全知叙事者的宏观俯瞰，又有传能、路红娟、伍东风等人物的有限视角，还有美国记者碧昂斯这一外来视角的介入。这种复调叙事不仅增加了文本的层次感，更揭示了历史书写的相对性。例如描述"前进炼油厂爆炸事故"时，通过厂长、工人、家属、记者等不同视角，呈现出事件的多个面向：厂长看到"政治影响"，工人看到"生存危机"，家属看到"个人悲剧"，记者看到"新闻价值"。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了单一视角的局限性，使历史真相在多重言说中逐渐浮现。

刘建东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诗学符号，将江南地域文化转化为审美表达。其中"水"与"琴"最具代表性："水"意象贯穿全书，东湖镇的河流、腌菜缸中的盐水、人物眼中的泪水，共同构成湿润的江南世界。水既是生命之源，也是历史之流，当传能踩踏白菜时，缸中盐水泛起的涟漪，既暗示历史的波动，更预示人物命运的起伏。"琴"意象则承载文化传承的使命，小说结尾九旬老人传能在千年银杏树下演奏《十八拍》的场景，将个人命运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琴声中既有"将军令"的激昂，又有"丝竹"的婉转，象征江南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坚韧与包容。

刘建东将宜兴方言与诗性表达巧妙融合。大量使用方言词汇如"赤脚站在缸里转圈踩踏"中的"赤脚""缸里"，既保留地域特色，又增强文本真实感。同时善用比喻、通感等修辞提升语言诗性，如描写路红娟与男人交往时的心理："她闻到那股情欲的烧煳的味道那么浓烈和呛人。"这种通感手法将抽象情欲具象化为可嗅的气味，使读者直观感受人物内心的躁动与不安。

《十八拍》在家族小说传统中实现了现代转型，其突破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从线性历史到循环历史。传统家族小说往往遵循线性时间逻辑讲述家族兴衰，《十八拍》则通过"十八拍"的循环结构暗示历史的周期性重复，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千年银杏树"意象，既是时间流逝的见证者，也是历史循环的象征物。其二，从伦理教化到人性勘探。传统家族小说注重伦理道德宣教，人物形象往往脸谱化，《十八拍》则深入人性幽微之处，塑造复杂多面的立体人物：路红娟既是欲望化身又是反抗勇士，伍东风既是英雄符号又是普通工人。这种人物塑造超越简单道德评判，达到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其三，从地域风情到文化哲学。传统家族小说中的地域描写常停留于表面风光，《十八拍》则将地域文化提升到哲学高度，通过"水""琴"等意象系统，探讨文化传承、历史记忆与个体身份的复杂关系。小说结尾传能演奏《十八拍》的场景，不仅是对地域文化的致敬，更是对文化永恒性的哲学思考。

刘建东长篇小说《十八拍》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鲜明的地域特色，为中国当代家族小说提供了新的范式。作品通过历史记忆的文学重构、人性欲望的伦理勘探与地域文化的诗学表达，完成对传统家族小说的现代转型。在历史肌理中捕捉人性的微光与暗影，在地域风情中探寻文化的根脉与未来，这部作品无疑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与哲学深度的文学力作。

刘建东《女人嗅》：欲望叙事中的伦理突围与性别诗学

刘建东长篇小说《女人嗅》以中国社会转型期为背景，通过曾继承、林红玉、梁依薇等人物的命运轨迹，构建了一部欲望伦理的微观史诗。小说突破传统伦理叙事的二元对立模式，将女性欲望的觉醒与男性权力的崩塌交织成多重变奏，在身体叙事与性别政治的碰撞中，完成对现代性困境的文学解剖。本文从欲望伦理、性别政治、叙事策略三个维度切入，揭示小说在伦理书写范式、性别话语重构与先锋美学实践上的突破性贡献。

作品以“气味”为叙事原点，通过女性对体香的痴迷与男性对权力的追逐，构建起一个欲望伦理的实验室。开篇即以林红玉的嗅觉体验切入：“她闻到曾继承身上混合着砖灰与汗水的气味，这种气味让她想起父亲工地上搬运的钢筋。”这种将身体气味与阶级记忆相勾连的描写，奠定了小说浓郁的现实主义基调，更通过嗅觉这一原始感官，暗示了欲望伦理的深层结构，当林红玉最终选择与曾继承结婚时，她闻到的“不再是砖灰，而是腐坏的铁锈味”，这一细节变化象征着婚姻对欲望的规训与异化。小说通过曾继承与林红玉的婚姻、梁依薇与残疾丈夫的对抗、王宝川对女性体香的病态迷恋等多组人物关系，完成了对传统伦理的解构。这种多线并置的叙事结构，揭示了现代性进程中伦理秩序的崩塌与重构：当林红玉在曾继承临终前终于承认“那个一直爱着我的人，其实是我自己”时，小说完成了从他者伦理到自我伦理的转变。

在欲望伦理的解构基础上，小说深入性别政治的突围与困境。女性群像构成了一部欲望觉醒史：林红玉从被动接受婚姻到主动承认自我欲望的过程，具有典型的启蒙色彩。她最初将婚姻视为“逃离父亲工地的唯一途径”，却在性压抑中逐渐意识到：“我闻到的不是他的气味，而是被规训的味道。”这种觉醒在梁依薇身上表现为更激烈的反抗，她通过与多个男人交往，试图打破“残疾丈夫”的身体霸权。然而，刘建东并未将女性欲望简单化，而是揭示了其内在矛盾：梁依薇的反抗最终导向的是更深层的虚无，当她发现“所有男人的气味都一样”时，她的欲望突围陷入了存在主义的困境。

与女性觉醒形成对照的是男性权力的崩塌。曾继承的泥瓦匠身份曾是他获取权力的资本，却在性无能中沦为笑柄；王宝川对体香的迷恋，暴露了男性欲望的幼稚化倾向；就连象征父权的“父亲”形象，也在小说中以“飘来飘去的身影”出现，暗示着传统权威的消解。值得注意的是，刘建东并未完全否定男性权力，而是通过曾继承的转变展示了权力重构的可能性——当这个曾以“泥瓦匠身份”换取婚姻的底层男性，在性无能中陷入存在危机时，他的困境实际上折射了整个男性群体在转型期的身份迷失。

小说通过多组性别关系，探讨了现代性语境下的性别博弈。曾继承与林红玉的婚姻是父权制度下的典型样本，林红玉的顺从与曾继承的性无能构成了一种荒诞的平衡；梁依薇与残疾丈夫的关系则展现了被规训者对规训者的反向凝视，当梁依薇说“你的残疾不是我的枷锁”时，她打破了传统性别关系的权力结构；而王宝川与多位女性的关系，则暴露了男性欲望的膨胀与失控。刘建东通过这些关系，揭示了性别关系的动态平衡：当林红玉最终选择离开曾继承时，她不仅打破了婚姻的枷锁，也为性别关系的重构提供了可能。

小说实现了先锋美学的现实转译。刘建东开创了一种独特的身体叙事模式，将身体感官与伦理命题紧密结合。小说中多次出现对气味的细致描写，如林红玉对曾继承气味的感知变化，从“砖灰与汗水”到“腐坏的铁锈味”，这种变化不仅暗示了婚姻的异化，更揭示了身体感官对伦理秩序的反抗。此外，小说还通过王宝川对体香的病态迷恋，展现了身体欲望的失控。他对女性体香的描述“像未成熟的桃子，带着酸涩的甜”，这种将嗅觉体验诗意化的写法，既暴露了男性欲望的幼稚化倾向，也为身体叙事增添了伦理深度。

复调叙事策略的运用，进一步解构了单一伦理话语的权威性。小说通过曾继承、林红玉、王宝川等不同人物的视角，拼贴出欲望伦理的全景图。曾继承的视角展现了底层男性的生存困境，林红玉的视角揭示了女性欲望的觉醒过程，而王宝川的视角则暴露了男性欲望的膨胀与失控。例如，在描述曾继承与林红玉的婚姻时，小说通过曾继承的“我以为给她一个家就是爱”与林红玉的“那个家只是另一个工地”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性别权力关系的内在矛盾。

荒诞与现实的诗意融合，是小说另一显著特色。王宝川对体香的迷恋达到病态程度，甚至能通过气味辨别女性的情绪；梁依薇的反抗则表现为与多个男人交往，试图通过身体实践打破性别枷锁。这些荒诞情节并非脱离现实，而是对现实欲望的夸张呈现。当王宝川说“我能闻到她们的恐惧”时，他实际上是在揭示男性权力对女性的压迫；而梁依薇的“游戏”则是对这种压迫的反讽式回应。

刘建东将方言词汇与诗性表达巧妙融合。小说中大量使用“砖灰”“铁锈味”“酸涩的甜”等具象词汇，增强了文本的感官冲击力。同时，作者善于运用比喻、通感等修辞手法，提升语言的诗性品质。例如，在描写林红玉对曾继承气味的感知时，作者写道：“那气味像一根细针，刺进她的鼻腔，让她想起父亲工地上断裂的钢筋。”这种通感手法将嗅觉与触觉、视觉相勾连，使读者能够直观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女人嗅》在伦理叙事上实现了现代转型，其突破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生。传统伦理叙事往往遵循二元对立模式，将欲望与道德、男性与女性置于对立面。小说则通过多组人物关系的交织，展现了伦理关系的多元性。女性是具有主动性的欲望主体，男性是陷入存在危机的个体，这种多元共生使小说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评判。其二，从外在规训到内在觉醒。传统伦理叙事注重外在规训的力量，小说则将焦点转向内在觉醒，通过林红玉、梁依薇等人物的命运轨迹，展现了女性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反抗的过程。这种内在觉醒不仅是对外在规训的反抗，更是对自我存在的确认。其三，从现实描写到隐喻表达。刘建东运用大量隐喻手法，将现实问题升华为哲学命题，“气味”是伦理秩序的象征，“体香”是男性欲望的投射，这种隐喻表达使小说超越了现实描写的层面，达到了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反思。

刘建东长篇小说《女人嗅》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鲜明的艺术特色，为中国当代伦理小说提供了新的范式。作品通过欲望伦理的解构与重构、性别政治的突围与困境、先锋美学的现实转译，完成了对现代性困境的文学解剖。在欲望的褶皱中，刘建东捕捉到了人性的微光与暗影；在伦理的突围中，他展现了救赎的可能与希望。《女人嗅》不仅是一部欲望伦理的微观史诗，更是一部关于现代性困境的哲学思考，其文学价值与思想深度，必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介绍：史传统，盘锦市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杂志签约作家，著有《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再评唐诗三百首》《三十部文学名著最新解读》《我所知道的中国皇帝》《九州风物吟》《心湖涟语》等专著。作品散见《河南文学》《香港文艺》《诗人》《岳阳文学》《燕州文学》以及人民网等各大网络媒体，先后发表文艺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