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载光阴似流砂，总在不经意间从指缝滑落，却唯独冲不散关于克绍的记忆——我的中学同窗，我的战友王克绍。他离开我们已逾三十年，可那些朝夕相伴的时光，仍鲜活得仿佛就发生在昨日，连空气里的温度都清晰可触。多少个深夜从梦中惊醒，枕畔早已被泪水浸湿。

 

中学时，我们是课桌并着课桌的同位。同一张数学卷子摊在中间，我们凑着头一起啃那些绕得人头疼的难题，笔尖在草稿纸上反复演算，画满密密麻麻的线条；课间铃一响，又并肩趴在走廊栏杆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聊未来的梦——聊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聊想去哪座远方的城。阳光漫过肩头，风里都裹着少年人独有的、滚烫的意气。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慢，慢到能把心底的话都掏出来说透，也慢到让这份纯粹的同学情，悄悄在彼此心底扎了根、发了芽。

 

后来我们各自踏上工作路，克绍比我早两年穿上那身橄绿的警服。他先在刑警队摸爬滚打，后来调去派出所，从普通民警到副所长、指导员，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我后来到政工室当干事，办公室条件简陋，冬天全靠一个煤球炉子取暖，可克绍总爱往我这儿跑。他记着我爱吃家乡味，每次从派出所到县局办事，手里准拎着狗肉烧饼这类小吃；有时是清晨，他路过街角的早点摊，也会顺道给我带一份热乎的。食物的香气在小小的办公室里散开，暖了胃，更暖了心。

 

最难忘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一个寒冬。那天我正对着文件忙碌，门突然被推开，克绍带着一身寒气走进来，身后还跟着两名戴着手铐的爬窃嫌疑人——原来他从崔寨派出所接到报案后，一路跟着嫌疑人上了公交车，追了几十里路到沛县汽车站，仅凭一人之力就把这两个“爬手”牢牢控制住。把人交到刑警队后，他没歇口气，又绕去街角买了本地的热乎小吃，揣在怀里匆匆送来我这儿。办公室的吴科长和吴主席见了，连忙把煤球炉子上的锅支起来，把小吃倒进锅里炖得咕嘟响，热气腾腾地先给我和克绍端过来。两位老长辈就着热菜抿着小酒，克绍则坐在一旁，笑着讲前一晚的经历：夜里值班刚抓完一个小偷，眼都没合几下，接到报案就又追着嫌疑人上了车，一路不敢有半分松懈。说这些时，他眼里没有半分疲惫，只有身为警察的坚定与坦荡，仿佛那些危险、那些辛苦，都不过是寻常日子里的寻常事。

 

如今，煤球炉子的烟火气早已消散在时光里，办公室里的欢声笑语也成了遥远的回忆，可每当想起这些片段，克绍的模样就会立刻变得鲜活。我总想起他曾只身冒风雪与歹徒搏斗，冒暴雨冲进受灾现场救群众；想起他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BB机永远为警情待命。可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冲在前面的人，生命却永远停在了1992年7月28日那个出警的日子——他为了守护平安，英勇牺牲，年仅28岁。他的果敢、他的热忱，还有我们之间那份跨越了同学与战友的情谊，却从未因时光流逝而褪色。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若克绍还在，如今该是满头华发了吧？或许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凑在一张桌子旁，吃着熟悉的家乡小吃，聊聊家常，聊聊警营里那些并肩奋斗的峥嵘岁月。可转念又觉得，他从未真正离开——他活在我们共同的记忆里，活在他用生命守护过的每一寸平安土地上，活在我每次想起他时，心底泛起的温暖与怀念里。

 

这些年，县局经历了三次搬家，可每次路过曾经的政工室旧址——如今的古楼小区，或是朝着崔寨派出所的方向走去，我总会下意识放慢脚步。风里仿佛还能闻见煤球炉子的烟火气，听见他笑着说“又抓着俩个小偷”的声音，看见他拎着热狗肉烧饼、快步朝我走来的身影。三十多年了，我依然时常想起他，不是因为悲伤，而是这份情谊早已刻进了生命里，成了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他用28岁的年轻生命，诠释了“警察”二字的重量，也让我懂得：有些相遇，哪怕只有短短数年；有些陪伴，哪怕早已隔着生死，也足以温暖往后漫长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