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的脊背刚被晨曦镀亮，起床号声在雾里打着滚儿。我把帽檐压到眉骨两指宽，紧跟着王虎生出了营门。今天工程兵二工区后勤部红卫农场二号柴油机趴窝，我们去“整治”它。　　

     麦苗矮，露水厚，一脚踩下去，“嗤啦”一声，像踏碎无数小玻璃。山雀叽叽喳喳，声音嫩得能掐出水。我勒紧背包带，心里烧着一簇火：今天要是把二号柴油机救活，回连队的腰杆就能挺成旗杆。　

     可偏偏前头是王虎生——和我同坐一节闷罐车来的老乡。入伍那天十二月底，他妈把烤得焦黄的红薯塞进他挎包，我妈把两只咸鸭蛋塞进我挎包。车厢里冷得哈气成霜，他掰开红薯，热气扑我一脸，我递过去一只鸭蛋，蛋壳上还沾着冰碴。我们约定：到部队互相照应。　　

      照应着照应着，他就成了我班长。

     那句话像一粒铜豌豆，咯在我心口，从此我对“故障”二字过敏，也对虎生有了暗劲：总有一天，得让他把我当平级看。　

  　一过果园，花香稠得像刚熬好的粥。虎生刹住脚，冲枝头打口哨。小黄鸟愣了愣，还真答腔。我心里骂：你就这点出息。　　

     汾河横在眼前。堤岸上，四台翻水站的三相柴油机一字排开，二号机哑着。　

  　我解开领扣想兜河风，虎生已经把扳手、克丝钳码成一排，间距二十厘米——军用工具列放标准。他回头冲我乐：“嫩子，动手！”　　

      拆机壳、查线圈，我把螺丝旋得叮当响，像子弹上膛。虎生不声不响，指尖顺着铜线捋，像在数子弹。太阳越爬越高，机油味混着汗，黏在后脊梁。　

   　“歇口气。”他先蹲到堤边。河水往南冲，卷着碎冰碴子，哗啦哗啦，像远处有人练刺杀操。　　

     虎生眯眼：“这会儿，咱老家还没开江呢，松花江一开，冰排子跟坦克似的，轰轰往下滚。”　　

     我心里也闪过家门前的雪坡。　

 　我俩坐在河岸上，眼望着茫茫南去的河水。河水是不用休息的，它永不停息地翻滚向前。我们向河对岸望去，那里是七高八洼的土地，在山脚下有一个很大的村庄，被高高的白杨树围在中间；炊烟刚冒头，一缕一缕被风撕成棉絮，软软地挂在老槐树枯枝上。对岸那几个姑娘，远看只是一片会移动的红色斑点，风把她们的衣服吹得鼓一下、瘪一下，像土地自己在呼吸。村里的狗偶尔叫两声，声音隔着河面传过来，显得又远又空。　　

    我们接着干活。我手快，把扳手排成一条刀切般的直线，间距十五厘米——比标准更密。虎生瞟一眼，把自己那排重新掰成二十厘米，嘴角翘了翘，像夸，又像笑。　　

     我抢先查线，眼睛扫过线圈表面，没发现异样。虎生的拇指却停在一处拐弯，轻轻一挑，一段漆皮翘起，露出针尖大的铜光。铜线氧化层已呈蓝绿色——电解腐蚀。　　

      “受潮，短路。”四个字像砸在铁板上。我耳根“唰”地热——刚才只顾抢快，愣没看出来。　

    “重绕？”　　

    他递给我一把钳子：“我割线，你数匝，错一圈机子就咳嗽。”　　

    刀片沿线槽一划，漆膜卷起金黄的边。我食指点点：“一遭儿、两遭儿……整十七遭儿，少一圈儿都‘咳嗽’。”数到第十七匝——刀尖停住。他“咔嚓”剪断新线，虎口一捋，线头顺溜溜弯成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