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裁军中的昆明军区文化部
文/欧之德
一
1985年5月中旬，解放军文艺社和昆明军区文化部联合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原边防3团营区举办全军文学创作学习班。部里派我前往勐海具体张罗此次活动。
不过，准确地说，此时的文化部已经于一年前合并到昆明军区宣传部，但文化部的所有职能并未改变，只是部长毛烽和副部长汪德荣、张少川离休，新任命军区创作室老作家彭荆风为宣传部副部长分管原文化部这一块工作，但习惯上，大家仍然叫“文化部”，尤其是地方上文艺界，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军队“文化”和“宣传”分分合合的关系。
当我在勐海和来自各军兵种的各地作家们相处时，大家闲聊时都在谈论全军即将进行的大裁军，主要是保留哪些军区，撤销哪些军区。尤其是从北京军区、空军来的作家，他们都是一些能接触军委级领导的消息灵通人士，谈起来有眉有目，并且带着对我安慰的口气：“没事儿，你们昆明军区不会撤，西南撤的是成都军区。”其实，我比他们更“明白”，早在1个月前，昆明军区党委就决定，让文化部将胡耀邦总书记在1984年春节视察老山前线时，题写的“国威军威看西南。题赠昆明军区全体指战员”的字幅，制作成条幅，发到每个连队。意义很清楚，被“保留”的昆明军区将不辜负总书记的厚望，继续在西南振奋国威军威。因此，尽管此时关于大裁军的议论纷纷扬扬，昆明军区的人似乎都心定神宁。那项制作条幅的任务具体落到我头上，我在这之前已亲自将胡耀邦的题字送到了青年路的军区7216印刷厂，等我从勐海学习班回去后，大概这条幅也该印刷好了。因而，我在勐海也就心无旁骛地专心写我的小说《大军官》。没想到，没隔多久，北京军区参加学习班的一位“消息灵通”作家，突然在一个大清早急急忙忙跑来告诉我：“北京正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正式宣布撤销昆明军区机关和11军，保留成都军区，14军归成都军区管。”我懵了。那时没有手机，地方电话的总机也很难与军线接通，我无法及时与部里取得联系。好在，学习班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还有两天就结束，作为主办方，我不能提前走，只有“熬”过这两天，才能回昆明。在这期间，外军区作家们纷纷对我“同情”起来，并为昆明军区打“抱不平”。他们认为，昆明军区守边卫戌几十年，而且现在边境地区还在打仗，为什么要撤销？昆明军区在军事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上，一大批卓有成就、闻名军内外的作家艺术家们将消散，实为重大损失。他们这批作家对昆明军区几十年振聋发聩的文学艺术创作非常了解，惺惺惜惺惺，所以表现出一种愤愤然的情绪。
通过驻军机关军用电话，我终于打通了副部长彭荆风的电话，他告诉我，撤销昆明军区属实，但不叫撤销，是与成都军区合并，很快就会正式作动员，并叫我尽快回昆明。
这一晚，我破天荒地失眠了。在这之前，年轻的我不知道失眠是什么滋味。辗转反侧中，我想到了我即将脱下军装的惆怅，该转业去何处？也想到了我调到军区文化部将近10年的种种经历，难免五味杂陈……
二
我是1976年10月从保山11军95团政治处调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那时，刚粉碎“四人帮”，政治部的大多数人都在昆明牛街庄步兵学校“学习整顿”。我的职务是干事，由于刚调来，就让我在部里坚持上班。之前，我对军区机关一无所知，到部里后才了解到，文化部是政治部下属的二级部，设3个科，即文化科(管部队文化建设)；文艺科(管文学、艺术创作)；体育科(管部队体育建设)。直辖编制还有三团(国防歌舞团、国防话剧团、国防杂技团)；三站(军区电影发行站、军区文化用品供应站、军区文化用品修理站)；一队(昆明军区体工队)；一组(昆明军区创作组)；一部(国防剧院俱乐部)。也就是说，军区文化部的职责相当于地方省文化厅、省文联和省体委三个部门的工作，既是部队文化、体育建设的领导机关和产生精神产品的地方，又是昆明军区对外界的门面。
正如那些外区作家们所评价，几十年来，昆明军区在文化领域人才济济，创作了无数优秀作品，创下了无数辉煌成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冯牧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他把部队的创作人员安排到边疆工作和生活，出现出了白桦、公刘、彭荆风、林予、季康、公浦、周良沛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1954年以后，昆明军区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期，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后改编为电影《神秘的旅伴》)、电视剧《山间铃响马帮来》；彭荆风的《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后改编为电影《芦笙恋歌》)；另外，林予的《勐铃河边春来早》、公浦的《绿色的底层》、季康的《咪涛和她的儿子们》等边地题材的小说，在全国读者中广泛流传。仅1954年至1957年短短4年中，昆明军区作家就创作了7部电影。后来，公浦和季康又联合创作了轰动全国的电影《五朵金花》。此外，尚有文化部副部长兼创作室主任苏策的长篇小说《远方在落雪》，文化部副部长徐怀中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文化部副部长汪德荣创作的电影《云雾山中》，文化部部长毛烽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等，当然，除冯牧、苏策他们这一批老作家外，还有张昆华、绕阶巴桑、李均龙、郭明孝、高中午、黄天明等一批稍为年轻一些的作家，也是作品不断，影响持久。如黄天明的长篇小说《边疆晓歌》先后发行48万册，七十年代初，不少知识青年就是受《边疆晓歌》影响“上山下乡”到云南的。长期以来，昆明军区文化部注重对军队文学新人的培养，每年都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国防文艺》还开展函授培养，涌现出了一个昆明军区年轻的军旅作家群，如沈石溪、王贤良、欧之德、李巍、丁光洪、周金诚、吴传玖、何国才、杨大镇、徐军、杨树芳、尹端伟、文汉鼎、瞿文早、董保延、赵晓澜、郑明、覃信刚、胡静华、李建丰、刘林、张东辉、唐大贤、王云龙、谢维耕、花晓平、李鑫、谢丽华、杨浪、段平、张开德、方绍忠、杨锦锐、马常友、韩可风等等，连同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组成了昆明军区强大的老中青创作阵容，其中的不少作品都在军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自卫还击作战中，他们纷纷奔赴前线，及时创作了一批歌颂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英雄主义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彭荆风的长篇小说《爱与恨的边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苏策的报告文学《扣林山之战》(载《解放军报》)，都以及快的速度写读者见面。国防歌舞团女作家李建丰赴扣林山猫耳洞采访，写出报告文学《三十三座山峰和一寸土》，获总政治部颁发的“解放军艺术奖”；杨树芳的报告文学《高高的木棉树》获总政治部颁发的“自卫还击作战文学征文”一等奖。
1979年5月，当昆明军区在国防剧院召开了庄严的自卫还击作战庆功大会、宣布一批由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授予的战斗英雄称号后，由文化部文艺科科长黎振刚挂帅，王贤良、李巍和我作为编辑，及时组织了30多名来自各部队的中青年作家，将所有战斗英雄的事迹写成报告文学，编辑成了四集《来自红河前线的报告》，印发全区部队，及时地鼓舞了士气。很快，总政治部将四集《来自红河前线的报告》和广州军区的报告文学合在一起，经过精选，又汇编成4集，改名《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由解放军文艺出版出版。由此，“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这一称呼响遍全国。同时，我和李巍以及军区组织部青年科干事赵京伟，将全国军内外诗人写的反映前线部队战斗生活的诗歌，编辑成《镌刻在焦土上的诗行》，请春节时随总书记胡耀帮在文山视察作战部队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题写书名，请国防歌舞团画家陈德彬设计封面，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当年被共青团中央推荐为全国青年10本优秀读物之一，后又获“解放军艺术奖”，我为此荣立3等功。
昆明军区在其它艺术门类也是硕果累累，画家梅肖青、钟开天、林伶、曹延路等都在军内外声名远扬；军区话剧团、歌舞团、杂技团几十年常年下部队、走边防为兵服务，一大批歌唱家、演员深受欢迎，一批批优秀节目、优秀歌曲广为流传。比如国防歌舞团创作员杨非创作的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杨正仁创作的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至今还经久不衰，成为经典。话剧团创作了反映越南北方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电影《向北方》；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的电影《挺进大别山》，编剧和主要角色都是军区话剧团的演员……
还有饰演毛泽东的演员胡诗学(古月)，他原本是军区文化部文化科的副科长，被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八一电影制片厂特型演员组组长胡可在自卫还击作战前线发现他长得像毛泽东，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此时刚拍完电影《四渡赤水》……
文化部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人才济济，硕果沉沉，每个人都有一身特长，一身技艺，一身传奇，使得昆明军区除战争功勋之外，文学、艺术的成果在全军赫然有名。
现在，偌大一个轰轰烈烈的昆明军区就要撤销了，合并了，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吗？都将化为乌有吗？一夜反转，我实在难以接受，可又必需接受和服从这个无情的现实。
那一晚，勐海窗外的月光很惨淡。
三
回到昆明，己经正式传达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命令，倒是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兵荒马乱，一切工作似乎都井井有条。我爱人激动地告诉我，李(巍)干事送来1000元钱，说是部里卖废书报的收入。那时还没有100元大钞，人民币最大的面额只有10元，1000元就是整整100张，她从来没一次性拿过那么多钱。在这之前，我们每月存入银行24元5角，3年后连本带息才有1000元，这是银行计算得非常精确的一个储蓄项目。不过，收到这1000元额外“横财”之后，部里再没发过任何因为要解散而“分田分地”之钱物，甚至连“散伙饭”都没吃过一顿，那时的廉政可想而知。当然，也有各取所需的东西，就是资料室2000多本图书，大多是世界名著，移交给成都军区人家也不会收，因此，谁要谁拿。此时，7216工厂已经停止了“国威军威看西南”条幅地印制，我和李巍、陈德彬则抓紧编辑最后一期《国防文艺》，通知各部队所有重点作者，每人寄送一篇不论什么体裁的作品，汇编成一本终刊号。这本先后名为《战土读物》、《部队文艺丛书》、《国防文艺》、历时30多年全区唯一的军事文学刊物，是培养了无数军旅作家的摇篮和阵地，现在要退出历史舞台，心中难免又是一阵凄酸。
文化部人员的结局也充满了一种婉惜，部长毛烽自愿选择离休到沈阳军区干休所安置，彭荆风到成都军区创作室任主任，边利州(边疆)到成都军区文化部任干事，后提拔为军区杂技团团长，再后又转业到地方成为一个很有作为的企业家。我和钟开天被云南省军区司令员王祖训“要到”省军区政治部“新闻中心”，他当专业画家，我参加“卢汉起义”史料编写。蔡朝东转业到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后来当了大关县县长，云南省演讲学会会长等。李巍转业到云南人民出版社，担任大型文学刊物《大家》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就是他冲破阻力最先在《大家》发表。我后来从云南省军区转业到云南省作家协会，先后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边疆文学》主编、省文联兼职副主席。
我们这群军区“文化人”人虽然脱下军装，尽管昆明军区已经不存在，但一直不忘军旅情怀。到地方后，我和时任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郑明以及省政协宣传处处长董保延、作家杨大镇，一起编撰了《转业军官恳谈录》、《昆明军区军事题材作品选》，郑明负责找出版经费，我们负责组稿编撰，两本书都己正式出版，为昆明军区的转业军官和军旅作家留下一缕最后的血缘。在这期间，我又在武警边防总队政委、军旅作家和国才的支持下，以云南省作家协会的名义，先后举办了两届军事题材文学评奖，将继续留在部队和昆明军区转业的一大批作家再次凝聚起来，发挥他们的创作才干和积极性。
画家钟开天现在已是全国美术界的“大腕”，他的巨幅画作悬挂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国防部、香港驻港部队、云南省政协大楼等等重要地方，现在正在画长达一公里的史诗性巨幅《郑和下西洋》，一次次创下辉煌……
军区话剧团副团长、演员高明，转业地方后先后饰演了《绝对权力》《国家公诉》《誓言无声》《闯关东》等20多部影视剧。
军区文化部文艺编辑张昆华，转业后任《云南日报》副刊部主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边疆文艺》副主编，出版各类文学体裁作品30多部.，部分作品先后获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一等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
还有从猫耳洞出来的演讲家、文化部文化科干事蔡朝东，老山作战后一个“理解万岁”的报告在军内外走红，转业地方后任过大观县县长、云南省演讲学会会长，又继续成功地演讲了“创业万岁”、“民魂万岁”……
军区歌舞团创作员王云龙的短篇小说《爸爸在遙远的扣林》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2017年，已是大企业家的边利州(边疆)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10多名作家，到大理参观他的一个大型的高端养生工程项目，会上，他充满激情地说：“我和老欧都来自昆明军区文化部，文化部是有文化的地方，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不管干什么，我始终牢记，我是军区文化部出来的人，一定要打造出尖端的具有文化品牌的产品，才不辜负昆明军区文化部这块牌子。”我很感动。他搞的这一养生工程，投资数亿，从设计到建造，均是全国一流品质。他还为此创办了一个高品位的刊物《境界》，并非广告宣传，而是突出一种内心的禅性修养和文化天素。
昆明军区文化部曲终人散，但雄气不散。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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