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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行》并序
唐·白居易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琵琶行》并序以音乐叙事为载体，通过琵琶女与诗人双重命运的交织，构建起唐代士人精神困境的隐喻体系。白居易以"京都声"为文化符号，在音乐形态与生命体验的互文中，揭示了中唐时期士人阶层在政治失意与文化坚守之间的精神撕裂。
《琵琶行》的音乐描写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听觉维度，构建起完整的存在论诗学体系。诗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听觉通感，通过"嘈嘈-切切"的声学对立，暗喻士人阶层在入世与出世间的精神撕裂。这种撕裂在"冰泉冷涩弦凝绝"处达到极致，凝固的琴弦成为存在困境的物理投射。
三次琵琶演奏构成完整的叙事弧线：首次演奏的"未成曲调先有情"暗示命运伏笔；二次演奏的自述身世完成个体叙事；终曲"凄凄不似向前声"引发集体共鸣。这种"乐声-身世-共鸣"的三段式结构，将音乐形态学转化为存在哲学，使琵琶声成为士人精神困境的声学符号。
诗人创造的"声境"概念值得关注。"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的听觉留白，通过声学消解构建出超越具象的审美空间。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哲学命题，将音乐美学提升至存在论高度，预示着中国诗学从"言志"向"意境"的范式转换。
琵琶女的身份变迁构成精妙的政治隐喻。从"名属教坊第一部"的京都艺伎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江湖漂泊者，其身份跌落轨迹与中唐士人群体"贬谪-流放"的政治命运形成镜像。诗中"五陵年少争缠头"的繁华记忆，与"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现实处境构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在士人群体中表现为"兼济天下"的理想与"独善其身"的现实的冲突。
"京都声"作为核心意象，承载着双重文化记忆。对琵琶女而言，这是艺术巅峰的听觉标识；对诗人而言，则是政治中心的声学象征。当"铮铮然有京都声"在浔阳江头响起，两种身份记忆在声波中产生共振，构建起士人阶层特有的文化乡愁。
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行为模式，与士人"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形成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在"去来江口守空船"的意象中达到极致，空船既是琵琶女的物质处境，也是士人精神世界的隐喻写照。通过商业文明与礼教文明的碰撞，白居易揭示了中唐社会价值体系的解构危机。
"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经典画面，揭示了士人精神的三重困境：政治贬谪的身体印记（青衫）、文化坚守的精神标识（司马官职）、情感共鸣的伦理突围（湿衣）。这种困境在"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的环境描写中具象化，自然环境的恶劣成为精神处境的物化呈现。
诗人创造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命题，突破了传统士人"穷则独善其身"的伦理框架。通过与倡女的身份认同，白居易重构了士人精神的社会基础——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延伸。这种延伸在"莫辞更坐弹一曲"的请求中显现，艺术共鸣成为超越阶级的精神纽带。
"终岁不闻丝竹声"与"如听仙乐耳暂明"的听觉对比，构建起士人精神的需求层次模型。物质层面的贬谪（地僻无音乐）与精神层面的渴求（闻君琵琶语）形成张力，这种张力在"为君翻作琵琶行"的创作行为中得到释放，诗歌成为精神自救的文学疗法。
《琵琶行》实现了新乐府运动"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主张。通过琵琶女的艺术生涯，诗人揭示了唐代乐伎制度的社会问题；借自身贬谪经历，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弊端。这种"即事名篇"的创作方式，使诗歌成为社会批判的文学载体。
口语化表达（"呕哑嘲哳难为听"）与经典意象（"秋月白"）的并置，创造了雅俗共赏的美学范式。这种范式在"钿头银篦击节碎"的市井描写与"银瓶乍破水浆迸"的经典比喻中得到统一，展现了白居易平衡文学雅俗的卓越能力。
长篇叙事诗的体制创新值得关注。白居易突破了传统乐府的短章格局，通过"序-乐-叙-叹"的四段式结构，建立了叙事诗的新范式。这种结构为后世《长恨歌》等作品提供了创作模板，奠定了中唐叙事诗的艺术高峰。
《琵琶行》并序作为中唐文化的缩影，其价值远超一般贬谪文学的范畴。白居易通过音乐叙事构建的士人精神图谱，既是个体生命的悲歌，更是时代精神的写照。重读再评这首长诗，触摸唐代士人的精神脉动，从中窥见知识分子在价值危机中的坚守与突围。这种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正是经典文学的永恒魅力所在。（本诗评独家首发，选自史传统《再评唐诗三百首》第二辑：七言古诗。本书稿寻求合作出版商）
作者介绍：史传统，盘锦市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杂志签约作家，著有《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再评唐诗三百首》《三十部文学名著最新解读》《我所知道的中国皇帝》《九州风物吟》《心湖涟语》等专著。作品散见《河南文学》《诗人》《岳阳文学》《燕州文学》以及人民网等各大网络媒体，先后发表文艺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