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筑 梦 昆 仑(音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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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筑 梦 昆仑
作者:杨 东 朗诵:A|主播云剑
引子
第一章:秘密出使
1、紧急部署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开启了喀喇昆仑公路(中巴公路)这一史诗级工程的共建历程。
当时,全球地缘政治风云激荡,两国均面临拓展战略空间、强化区域联通的现实需求。中国需要构建西南方向的陆上通道以突破外部封锁,巴基斯坦则亟待打通北部山区与外界的联系以改善民生与安全环境。
筑路英雄们克服高原反应、物资匮乏等重重困难,甚至创造出 “用吊桥转运机械”“零下 30 度冰面施工” 等奇迹。整个工程中,700 余名中巴建设者长眠于雪山之间,其中 88 位中国烈士永远留在了巴基斯坦吉尔吉特的烈士陵园,用生命诠释了 “喀喇昆仑精神”。
1978 年 6 月,这条被誉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的公路全线通车,彻底改变了巴基斯坦北部 “千峰锁路、万壑遮天” 的闭塞状况,成为连接两国的 “友谊之路” 与 “生命之路”。中国的援助不仅体现在工程技术上,更通过 2.7 亿元人民币的投入、特制 “喀喇昆仑工程代金券” 等细致安排,全方位保障了建设推进。
如今,这条天路,已成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象征,见证着两国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深情厚谊,更在新时代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继续书写着跨越山海的传奇。
2、横空出世
喀喇昆仑公路全长 1224 公里,北起中国新疆喀什,经中巴边境口岸红其拉甫山口,南至巴基斯坦北部城市塔科特,其中中国境内 415 公里,巴基斯坦境内 809 公里。
这项工程的艰巨性在人类筑路史上堪称空前。穿越 “世界屋脊” 帕米尔高原,横跨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西端四大地质险境,沿线耸立着 11 座海拔超过 7000 米的高大山峰,遍布冰川和地震高发区。公路全线海拔最低点为 600 米,最高点为 4694 米,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地质情况复杂,雪崩、山体滑坡、落石、塌方、积雪、积冰等地质灾害频发。
在十余年建设历程中,中方先后派出 2.2 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完成国内 415 公里路段,更援助修建了巴基斯坦境内红其拉甫至塔科特 613 公里的艰险路段。施工队伍在零下 30 度的严寒、氧气稀薄的高原和随时爆发的泥石流中作业,许多路段需悬挂在悬崖峭壁上用钢钎铁锤开凿,仅中国境内就需修建 24 座主桥、70 座小桥和 1700 多个涵洞,消耗炸药 8000 吨、水泥 8 万吨,运送土石 3000 万立方米。
其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对巴基斯坦而言,它是北部地区的交通纽带,是通往首都及南部沿海地区的交通要道,对北部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巴基斯坦国家公路网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它是通往巴基斯坦及南亚次大陆的交通要道,在打破超级大国封锁、加强与南亚地区联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它还是亚洲公路网的组成部分,是连接中国西部与巴基斯坦及中东、非洲等地的重要通道。
3、传承文明
帕米尔高原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虽地势险峻,却留下了众多通往西方的孔道——古丝绸之路,古代许多商旅、使臣、僧侣曾经走过,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等都曾途经此地,它将中国的中原地区、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东西方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喀喇昆仑公路在更为险峻的地形上开凿出一条现代交通要道,部分路段与古丝绸之路西道重叠或平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延续和发展,续写了东西方交流的篇章。
喀喇昆仑公路的建成,继承了这种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精神,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巴基斯坦及南亚、西亚等地区的联系,为当代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
在当今 “一带一路” 倡议的背景下,喀喇昆仑公路更显其重要性。它是 “一带一路” 倡议在南亚地区的重要实践,为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是连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重要纽带,传承和发扬了古丝绸之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为推动全球一体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着积极作用。
4、送郎远行
1966 年,依中央指示,新疆组织勘察小分队确定中巴边境公路采用红其拉甫线,两国联合勘察组签署纪要明确接线点,中国随即成立援巴筑路领导小组,新疆测设队启动勘测。
同年 4 月,新疆成立由军区、自治区和生产建设兵团组成的援巴公路领导小组,为保密将 “中巴公路” 改称 “喀喇昆仑公路”,工程分新建塔什库尔干至红其拉甫达坂 127 公里(代号 “1601”)和改善喀什至塔什库尔干县 291 公里两部分,采取边测设边施工方式。5 月起,农一师、工三师等多支队伍先后抵达,克服困难启动施工,1967 年 4 月国内段竣工,农一师圆满完成负责的 125 公里路段。
1968 年 5 月,经中国最高领导人批准,中国援助巴方修筑红其拉甫至帕苏段,巴方确认。6 月起,农一师、农三师等组建队伍赴巴,在恶劣条件下施工,干部与工人同劳作,军队准许战士出国前结婚。筑路期间,新疆兵团前后三期参与、两次援巴,共 13024 名战士投身,牺牲 59 人,平均每 10 公里就有 1 名牺牲。
1973 年 6 月,中巴签订第二期工程援建协议,中方派 9000 人(含多省技术人员及军区、兵团、自治区人员),巴方派 6000 人。1974 年 3 月施工队伍出发,农一师抽调人员参与,至 1978 年竣工。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怀忠诚与信念投身这项艰巨工程。
第二章:铁血壮歌
雄鹰长啸
中巴修路工人在修筑喀喇昆仑公路时,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环境与生死考验,却以顽强意志与无畏精神不断突围。
平均海拔 4700 多米的高原上,高原反应是第一道难关。贾山俊所在的一中队 200 多人曾全部躺倒,100 多人因无法适应被送回,他作为唯一能行动的人,提半桶水都要多次尝试才能上坡;魏新贺回忆,水烧不开、饭做不熟,大家靠卫生员监督才勉强进食维持体力。初时嘲笑战友的陈宝荣,亲身体验高山反应后才懂环境凶险,中队领导甚至要逐帐篷督促战士行走缓解不适。
施工路段多是 “鬼门关”。水布朗沟 10 级大风卷着巨石肆虐,七中队副指导员齐祖林排除哑炮牺牲,四十三团买光甫为救巴方人员献身;工人们常被绳子拴在腰间,吊在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凿炮眼,脚下是咆哮的河流,一中队 2.7 公里路段竟修了 3 个月。
爆破作业更是与死神擦肩。钟治俭曾一次点燃二三十个炮眼,排哑炮时战友被飞石当场砸牺牲,他坦言 “排险手就是把命系在裤腰上”;1968 年,1601 工地的王武昌发现爆破点附近闯入十几名职工,竟奋不顾身扑向炸药拔出雷管,避免重大伤亡,被授予 “爆破英雄” 称号。
帕苏路段的石灰岩风化后,白色粉尘呛得人窒息,紫外线灼伤皮肤,汗水冲刷时疼如刀割。陈宝荣在此排险时,面对区队长的轻视,坚持爬上陡坡,恰遇乱石流袭来,他奋力跃向 5—6 米外的安全区,双腿插进碎石中幸存,脚下巨石随即坠入印度河激起十米水柱。“饼干山” 地段岩崩频发,1974 年 8 月 10 日,5 辆车途经时全毁、数人重伤,9 月司机李平安在此遇难;康泽胜曾随垮塌路基摔下 30 多米山坡,悬于 80 多米高的河面上,靠四名战友接力才脱险。
壮志凌云
红其拉甫达坂至哈利格希路段 “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工人们肩挑背扛运物资,白天仅五六小时日照,就借着月光施工。1969 年 7 月,特大洪水将红其拉甫河涨至 200 多米,七中队 271 人被困孤岛 12 天,10 名敢死队员用钢丝架吊桥突围,誓言 “尸骨不漂异国”;同年洪水还致 1500 人断粮,靠烧板凳、喝生水度日。指挥部驻地曾遭万立方米雪块崩塌,货车被推下河,后改道劈崖 500 米,炸石 10 万立方米避险。
为抢工期,三大队在零下 30 多度的冬季施工 6 个月,用炮声与风雪对抗,确保物资运输;1969 年,200 多名工人踏冰河,靠人力拉出 9 吨重的陷水卡车。离边境 141 公里的桥梁施工时,工人用铁丝网包石头改道湍急河流,又架保温棚对抗水泥速凝,终在风雪中建成。1970 年 3 月,一排工人遇雪崩,3 吨空压机被冲过河,两人钻压路机下幸存,一人遇难,大家掩埋战友后继续施工。
副总指挥李华仙为保耕地,在希萨姆河漂流 3 天修改 7 次图纸;一期工程尾声,应巴方请求延长 15 公里至哈利格希,工人将搅拌机、卡车拆解后,经 1 米宽的夹缝吊桥搬运,再重新组装完成任务。
祖国的关怀是精神支柱。陈友山保存的国务院慰问信,成了 “心里的明灯”。有年轻战士打炮时紧张手抖,战友念信鼓劲,他虽被炸掉 3 根手指,却从未退缩。
这群勇士以血肉之躯,在喀喇昆仑的险峰恶水间,筑就了连接中巴的友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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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死度外
筑路工人在施工中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将生死置之度外。
1967 年五六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二十一团四连生产班长王华山在 82 公里处濠沟边,听到两名上海女支边青年被洪水卷走的呼救,他奋不顾身跳进洪流,将两人推上岸,自己却被巨浪卷走吞没。消息传开,二十一团近万名职工悲痛不已,随后掀起 “学英雄、赶先进” 的劳动热潮,加快了施工进度。
1968 年一个傍晚,收工后魏新贺与战友在帐篷内洗澡时听到放炮声,他提醒大家躲避,其他人跑出帐篷,唯有董听海不信,掀帐篷角查看,一块尖石瞬间插进其脑门。“他刚下工,饭都没吃,一句话没说就没了,全中队 3 天没吃饭。” 魏新贺哽咽道。
1968 年 11 月,农三师前进三场十三连二排浙江宁波支疆青年吴兴甫,在巴拉洪三叉口为伙房捡柴时被飞石击中头部,当场牺牲,成为筑路队伍中首位牺牲的建设兵团员工。
1970 年 11 月 10 日,农三师四十二团副连长戚祖林在巴基斯坦帕苏地段检查排除哑炮时不幸牺牲,时年 29 岁。
1968 年 11 月,不足 20 岁的上海支边青年刘成栋取信后,顺着钢管云梯攀登时被坠落石块击中,从云梯摔下牺牲,被南疆军区授予 “革命烈士” 称号,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
钟治俭曾目睹战友牺牲:共产党员、炊事班长宋念德清理挡路乱石时突发雪崩,被埋入雪堆,救出时已牺牲,双手仍紧抓铁锹;与他同住一顶帐篷的上海支边青年吴水杰,在山腰放炮后抢险时遭遇余震,被巨石砸中牺牲。“他还没结婚,不到 30 岁,工作一直很突出……” 钟治俭老泪纵横。
1976 年 10 月 8 日,为迎接中央慰问团,施工队伍在印度河边进行 14 年筑路中最大规模的大爆破,50 吨炸药引爆前,因违规提前 20 多小时进入爆破区引发大塌方,造成 25 人死亡、22 人重伤。这是援巴中最大伤亡事故,工人们强忍悲痛,继续完成战友未竟的事业。
“一师在筑路中牺牲的军垦战士远不止在册的 9 人,” 一位老者说,“他们多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有的留下孤儿寡母,有的连坟墓、名字都没留下。”
新疆军区战士孟军连续修路 4 年,离回国仅一个月时因塌方牺牲。他生前曾承诺要将 3 个妹妹介绍给战友,这份牵挂成为战友情深的缩影。
4、争先恐后
工人们在施工中争先恐后,展开劳动竞赛。
一大队在施工路段开荒种菜,利用闲暇时间将能利用的土地都利用起来,最大的一分地,最小的只有脸盆那么大,解决了部分吃菜问题。二大队组织先头小分队,自背炸药、食品,露宿山洞石缝,为大部队炸开一条便道。
在修建夏古大桥时,支队长、政委带领全体人员齐上阵,实行三班制,展开建桥大会战,经过两个多月苦战,提前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中巴双方混合施工时,中方开展连对连、营对营之间的劳动竞赛,调动了巴方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
工人们不仅比拼进度,更在工具短缺时自力更生。钟治俭就曾因自制工具成为支队学习标兵:当时十字镐磨损极快,往往半个月就被磨圆,无法凿石。他在帐篷里挖了一个直径一尺的圆洞,架起木柴煅造旧镐,因高原缺氧柴火频频熄灭,便和工友们想办法加柴油助燃、自制简易鼓风机,硬是解决了工具难题。领导在会上多次表扬他 “善于动脑,为大家树了榜样,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1977 年夏季,工程一支队战士在 K189 路段清理路基后,遭遇地震,他们迅速向附近巴方村落跑去救人,帮助村民清理物品、重盖房子,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在劳动中展现出争先创优的热情。
第三章:天使之歌
1、辗转建院
为保障筑路工人和当地民众的医疗需求,1966 年春,新疆军区紧急组建代号 “1601” 的工程医院,将 100 张床位的建制驻扎在塔什库尔干县的卡拉其库地带,为巴方伤病员提供医疗服务。
1968 年,“1601” 工程医院完成中巴公路塔什库尔干至红其拉甫国内段的医疗任务后,回到昌吉州并改建为新疆军区 “156” 野战医院。同年夏,随着中国筑路队首次进入巴基斯坦,“156” 野战医院改称为 “喀喇昆仑筑路工程医院”,承担为中国员工提供全部医疗服务的重任,医院驻地房前有遮荫的桑树和葡萄架,门口有清凉的渠水流过,是相对较好的环境。
筑路医院跟随施工队伍辗转,根据工程进展和人员分布情况,不断调整驻地,确保能及时为伤病员提供救治。
在巴基斯坦境内,医院克服重重困难,搭建临时医疗设施,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为施工人员和当地民众提供医疗保障。
2、驰风出诊
医护人员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交通不便的困难,随时出诊。
在筑路工地,有的施工队驻扎在河滩的乱石堆上,有的宿营在狭窄的山谷里,医护人员需要徒步或骑马,翻山越岭前往出诊。
医护人员不仅要应对中方工人的高原病,还要处理突发事故。一次放炮后,董听海被飞石击中,医护人员接到消息后,在崎岖山路上跑步前进,抵达时鲜血已浸透帐篷。他们连夜清创、缝合,虽最终未能挽回生命,却坚持记录伤情细节,为后续急救积累经验。
巴方牧民遭遇意外时,医护人员同样拼尽全力。一位牧民被落石砸中腿部,因道路被毁,医护人员背着药箱步行 30 多公里,轮流搀扶伤者回营地,途中用带来的罐头铁皮制作简易夹板固定伤口,最终使其脱离危险。
在夏季高温、冬季严寒的天气里,医护人员不顾自身安危,只要接到出诊请求,就立即出发,有时要冒着落石、塌方的危险,穿越激流险滩,及时为伤病员提供治疗。
3、子夜铃声
深夜,医院的铃声常常突然响起,那是紧急出诊的信号。
深夜的急救铃声常与自然灾害相伴。
1976 年 10 月的大塌方事故后,十几公里外的筑路工程医院接到通知,医护人员紧急做好准备,迎接伤员。直升飞机先把重伤员运到医院,面对大量伤员,医护人员彻夜奋战,进行抢救。
1968 年 7 月的一个雪夜,一中队帐篷被积雪压塌,3 名战士被埋。医院接到消息后,医护人员顶着风雪徒步前往,用手刨开积雪,为冻伤战士涂抹药膏,用体温温暖他们的手脚,直到天亮才将所有人转移到安全区域。有一次,一位驾驶员在 “饼干山” 遭遇岩崩,车毁人亡,消息深夜传到医院,医护人员立即出发,前往现场处理。
还有一次,巴方一位村民突发急病,深夜请求救治,医护人员毫不犹豫,冒着黑夜的危险前往救治。
无论何时,只要有紧急情况,医护人员都会迅速响应,用专业的医术和敬业的精神,与死神赛跑,挽救生命。
4、不竭血库
在整个筑路工程期间,由于没有血库,抢救伤病员所需的血液完全依靠筑路医院的 210 名医生护士提供。
每当有重伤员需要输血时,医护人员都会主动献血,有的甚至多次献血。
在抢救巴方牧民时,由于失血过多,需要紧急输血,医护人员纷纷伸出手臂,为牧民献血,使其转危为安。
在处理塌方事故中的伤员时,大量伤员需要输血,医护人员轮流献血,确保了抢救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漫长的援巴岁月里,仅由 210 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院,为中国筑路员工和巴基斯坦人民提供了 31426 人次的伤病诊治,为中巴两国的急救病人输血量达 53850 毫升。他们被中巴两国的筑路员工们亲切地称为中巴公路上的白衣天使和 “不竭血库”。
5、生命至上
在简陋的条件下,医护人员始终坚持 “生命至上” 的原则,完成了许多高难手术。
一位巴方少年因创伤未及时医治,加上营养缺乏导致下肢瘫痪,当地认为无药可医。筑路员工们把他背回大队医务所,医务人员用针灸、按摩结合吃药、打针的方式治疗。经过两个多月的中西医综合治疗,那孩子居然可以走动了。由于精心护理,孩子面色红润,逐渐恢复了健康。孩子的家长得知这一消息后,抱着半信半疑的心理到医务所来,当孩子走上去抱住父母时,他们哭成了一团。孩子的家长将孩子摸摸、看看、抱抱、拍拍,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神仙都治不好的病,中国大夫居然给治好了!” 他们拥抱每个医生,拥抱在场的每个战士和领导干部,说:“这是祖祖辈辈都没听说过的,你们是上天派下来的神人。”
在处理大塌方事故中的伤员时,面对肢体残缺、伤势严重的情况,医护人员细心清洗、缝合,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从未放弃对生命的救治。
医护人员不仅救治伤病,更关注工人的生活。曾有位身高仅 1 米 53、体重 78 斤的年轻工人,因长期营养不良发育不良,来到高原后,在医护人员的健康指导和充足伙食保障下,短时间内长到 1 米 75,他常说:“是这条路和这里的关怀,让我真正‘长大’了。”
当地群众也把筑路战士当成亲人一样,在水果成熟的季节里送来最好的果子给医生们吃,医生们都一一谢绝。巴方群众见到筑路战士就竖起大拇指说:“中国好,你们好!”“毛主席万岁!”“中国万岁!”
第四章:战地黄花
1、高原轻骑
为丰富筑路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巴修路期间组织了文艺小分队,如同 “高原轻骑” 巡回演出。文艺小分队由男子组成,每隔半个月到各个中队演一场样板戏,包括《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 8 部。
援巴筑路部队出国后,番号由营、连、排改为大队、中队、区队,来自军队的战士们换下黄军装,穿上蓝色工作服,连八一军扣都不能保留,却始终坚守军人本色。每逢八一建军节,大家依然会放假庆祝,在异国他乡延续着军队的传统与情怀。
文艺小分队克服高原缺氧、交通不便等困难,深入各个施工点,为工人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刚出国时,当地群众因生活贫困和文化落后,对演出充满好奇 —— 当飒爽英姿的女演员出现在慰问演出团中时,引起了当地的轰动,因为 “女人在外抛头露面” 在当地是不可思议的。“许多群众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慰问团的车路过村子,有的群众不敢出房屋,就把纸窗捅了个小洞偷偷看我们的慰问节目。” 郝从隆回忆道。
在简陋的舞台上,他们用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表演,为疲惫的工人们带来欢乐和精神鼓舞,缓解了他们的思乡之情和工作压力。演出时,附近的巴方民众也会前来观看,虽然语言不通,但艺术无国界,演出增进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文艺小分队除演出样板戏,还会分享工人们的趣事。比如有个小伙子看完京剧电影后,给《红灯记》中李铁梅的扮演者写信求爱,竟收到回信,信中说 “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请安心工作”。这封信被大家视为珍宝,出工时反复传阅,甚至有战友装炸药时,远处的人会为他朗读这封信,缓解紧张。陈友山所在的八中队就流传着这个故事,“那封信被我们翻得卷了边,每次念起,大家笑完了就更有劲干活”。
2、亲人温情
筑路工人的家庭生活交织着牵挂与温情,成为他们坚守岗位的精神支柱。
陈宝荣在援巴筑路时,面对山体滑坡的生死瞬间,两度背起受伤战友冲向急救点。他被压得青紫的肩膀,让战友们至今感慨:“宝荣的肩膀,是我们最稳的依靠”。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在刘成栋牺牲后依然延续 —— 他衣袋里未及寄出的家信,字里行间浸透对家乡的思念,被战友们轮流传阅,仿佛他从未离开。
孙秉发在巴基斯坦坚守 12 年,唯一一次探亲时,3 岁的小女儿盯着这个 “陌生男人” 躲在母亲身后。妻子反复纠正:“这是爸爸呀”,孩子才怯生生喊出第一声 “爸爸”。这个场景让他红了眼眶,却更坚定了 “不辜负国家嘱托” 的信念。王呈强两次援建期间,用三把剃头刀为 200 多名战友理发,最快 5 分钟完成一个。他将这段经历融入女儿的名字 ——“王峰”,成为跨越国界的特殊纪念。
当某工人家中突遭变故,战友陆水生、陶德昌瞒着他凑齐 30 元钱和物资寄回老家。这笔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工人月工资一半的善款,让当事人数十年后仍哽咽道:“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清晰”。有人收到女友 “已为人母” 的分手信,这封令人心碎的信却被当作 “强心剂” 反复传阅,成为出工前的精神激励。
筑路工人严格遵守 “不拿巴方一草一木” 的纪律,赢得当地民众信任。巴方村民主动帮忙存放铁锹、十字镐,孩子们追着筑路队喊 “中国朋友”。
每封家信都承载着沉甸甸的牵挂。有位焊工收到母亲的信:“家里一切都好,你安心修路”,信纸边角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更令人动容的是那封特殊的 “情书”—— 某工人当众朗读女友的分手信,却在结尾哽咽着说:“她让我转告大家,一定要修好这条路”。这封信最终被贴在工棚墙上,成为所有人出工时的 “强心剂”。
3、迪河喧腾
施工初期工具匮乏,一大队、二大队员工以双手搬石,用麻袋、洗脸盆运土;二大队突击小分队自背炸药、食品,露宿山洞石缝开辟便道。面对机械无法抵达的路段,工人们像拆卸运输搅拌机一样,将大型设备分解后人力搬运,在绝壁夹缝中开辟通路,以 “人拉肩扛” 突破地形限制。
物资短缺时,工人们在迪河畔开垦小块土地种粮种菜,用罐头盒煮稀饭、青石板烤大饼,在篝火旁分享一天的劳作。夏季夜晚,有人用捡来的废铁皮制作简易乐器,弹奏家乡曲调;冬季雪夜,大家围坐帐篷,听经历过洪水围困的战友讲述敢死队架吊桥的故事,用彼此的经历驱散寒意与孤独。
修路期间,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虽然简单,但也充满乐趣,迪河沿岸常常一片喧腾。工人们在休息时间,会在河边钓鱼、游泳,有的还会组织拔河、篮球、唱歌等活动。
在夏季的夜晚,工人们会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分享一天的工作经历和趣事。有的工人擅长乐器,会弹奏起熟悉的乐曲,大家跟着哼唱,驱散了疲惫和孤独。
迪河见证了工人们的欢乐时光,这些简单的业余活动,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让艰苦的筑路生活多了一份色彩。
工人们在迪河沿岸的业余生活,因这些温暖瞬间更显鲜活。那位从 1 米 53 长到 1 米 75 的工人,常和战友在河边钓鱼时说起自己的变化,引得大家欢笑;擅长乐器的战友弹奏乐曲时,总会有人提起那封 “求爱回信”,让歌声里满是力量。
4、马球比赛
为增进中巴两国人员之间的友谊和交流,修路期间两国人员开展了马球等体育活动。马球是巴基斯坦较为流行的运动,中方工人积极参与其中,与巴方人员同场竞技。
比赛场上,双方队员奋勇拼搏,展现出良好的体育精神。场外,两国人员相互加油助威,气氛热烈。通过马球比赛,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深化了中巴友谊。
除了马球比赛,两国人员还会开展拔河、跑步等体育活动,在运动中加深友谊,为艰苦的筑路生活增添了欢乐的氛围。
1、坚如磐石
中巴友谊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坚如磐石。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51 年与中国建交。在国际舞台上,两国相互支持,巴基斯坦在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权利等问题上给予中国支持。
中印战争期间,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也在国际上为中国发声。在修筑中巴公路的过程中,两国更是紧密合作,共同克服困难,体现了 “铁杆友谊”。
“我们刚到巴方时,由于不熟悉,巴方群众不敢接近我们,到后来,很多巴方群众见到我们会主动微笑打招呼,竖大拇指。” 郝从隆说。正是通过一桩桩一件件小事,筑路指挥部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的形象,发展中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工人们还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这份友谊的珍视。陈友山所在的八中队,每修好一段路,就捡来白色的石头在山梁上摆成 “中巴友谊万岁” 的字样,“石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就像我们和巴方群众的心”。
1978 年 6 月 18 日,巴方军政要员检阅筑路部队,巴方总统走到一位看似年长的战士前,得知对方仅 24 岁时双眼湿润。当听闻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中,20 多名家住唐山的官兵在亲人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无一人请求回国,始终坚守岗位,他感动落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像你们这样能吃苦、能战斗,巴基斯坦人民世世代代铭记你们的功勋。” 巴方总统盛赞喀喇昆仑公路 “将被看做是现代的奇迹”,巴方后来的领导人称其是 “连接两国的纽带,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
2、秋毫无犯
中国工人严格遵守纪律,出国前需学习半个月 “外事纪律十二条”,而贾山俊和魏新贺手中的《出国人员 13 条守则》更细化:“除巴方的水,不动一草一木。”
在施工中,他们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拿巴方一针一线,不动一草一木,是刻在每个人心里的准则。”
在路线勘察设计中,筑路指挥部处处照顾到当地群众的利益,使公路尽量绕开群众的耕地、房屋、果园,实在绕不开的则力求少占。在施工中,筑路指挥部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农田生产浇灌用水,在 141 公里至 149 公里仅 8 公里长的路线上,就修了涵洞近 40 处。公路从莫乖洪跨过 “鬼门关” 到达帕苏,未占巴方一亩耕地。
为了避开古尔米特村镇,筑路指挥部勘测设计人员从帕苏乘坐架设舟桥的铁舟,沿着西姆萨尔河上游,在荒郊野岭走了三天,风餐露宿,反复踏勘了十多次,才确定了路线改道方案。
施工路过村庄时,即使头顶果实累累,无人摘取;当地人主动赠送水果,也都婉言谢绝。
“有一年国内运来青辣椒,每个中队分了一点,我们生着就吃了,根本等不到做熟。” 贾山俊笑忆道,但面对巴方村民递来的苹果,大家都牢记守则。物资短缺时,宁可吃发霉的米面,也不占用当地资源,连遍地柴禾都不动用,烧火燃料全从国内运输。
工人还经常帮助当地民众收割麦子、浇水挖渠、盖房子等,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3、芒果流蜜
巴基斯坦人民以多种方式表达对筑路工人的友好:当地民众会送水果、食物,主动指引道路、提供帮助。
郝从隆曾将自己吃饭用的铜制叉子送给一位爱不释手的巴基斯坦群众,对方高兴地竖起大拇指离开。有个十几岁的孩子趁夜色到工地厨房,值班战士见他衣着破烂、面黄肌瘦,给了两个馒头。孩子狼吞虎咽吃了一个,把另一个揣进怀里 —— 他比划着说家里还有母亲没吃饭。战士又给了好几个,告诉他 “饿了可以尽管来要”,孩子鞠了好几个躬跑了。后来,巴方过路群众可随便去工地食堂吃东西,巴方小孩子饿了就跑到工地,用生硬的汉语喊 “馍馍,拿来!”
中方工人遇困时,巴方积极支持。1974 年冰川泥石流爆发,巴方工兵部队紧急架设舟桥,帮助 6000 多名中方工人脱困。魏新贺记得:“他们的工兵和我们一起扛钢管,有的巴方士兵脚被扎破,流着血还在坚持。” 巴方军民关怀细致,一次中方气象观测员被两头狼跟踪,巴方牧民骑马赶来驱散狼群,还送来自制的狼皮护具。
这些点滴互助,如同喀喇昆仑山上的融雪,滋养着两国人民的情谊。
4、非你不嫁
在筑路过程中,中巴两国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产生了爱情。
有一位巴基斯坦女子见到中国筑路员工后,被他的英武和勤劳所吸引,拿着捡到的他的照片天天到工地寻找,想要嫁给他。
1969 年,在巴基斯坦海巴尔施工的一名中国战士,因匆忙集合不慎遗失了自己的照片,被当地一位放羊少女拾得。少女被照片中的战士打动,带着照片找到部队驻地。她的母亲甚至提出 “想把女儿嫁给这位中国朋友”。陈友山所在的八中队就亲历了这件事 —— 当时那位少女天天到工地,拿着照片四处询问,后来通过筑路指挥部的翻译解释,中方又给对方送了大米和面粉,才把照片取回。尽管因纪律规定,这段情缘未能圆满,但少女用绸子包裹照片归还的举动,成为中巴人民情谊的动人注脚。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爱情可能没有圆满的结局,但它们见证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挚情感,成为中巴友谊的一段佳话。
5、两代坚守
巴方群众见中方处处为他们着想,感激不尽。他们说:“我们要把中国朋友帮我们修这条路的事迹刻在墙壁上,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中国朋友的恩情。”
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市有一座中国烈士陵园,埋葬着 91 名在喀喇昆仑公路建设中遇难的中国工程人员。陵园内的纪念碑基座高 30 厘米,碑身高 1.2 米、长 3 米,用整块红色花岗石筑成,正面用中文、英文和乌尔都文记载了中国工程人员在喀喇昆仑山冰封雪原、悬崖峭壁间开山辟路的动人事迹。
从 1978 年起,当地居民阿里・马达德自愿守护这座陵园,30 年如一日,亲手种植 700 多棵花草树木,为墓碑擦拭、拔草,向祭拜者讲述烈士们的悲壮故事:“中国兄弟来巴基斯坦修路,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奉献,我们非常敬佩和感谢,我愿为这些勇士守灵!” 当年 22 岁的他守护到晚年,之后,阿里・马达德的儿子接过了守护的责任,继续陪伴着这些英灵。
多少年过去了,烈士后代们仍然怀着赤诚热望:“多希望能去陵园祭拜一次。”
尾声
喀喇昆仑公路通车,凝结 2.2 万中国建设者血汗,91 名烈士长眠异国。如今,它是 “一带一路” 纽带,阿里家族两代人的守护,诉说着中巴友谊跨越时空的厚重。
作者简介:
杨东,笔名 天然 易然 柔旋。出生于甘肃民勤县普通农民家庭,童年随母进疆,落户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插过队,当过兵和教师;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年。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学会第二届副会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塔河纪事》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和他人合作报告文学《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