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织布机
文/罗名君
前几日往乡野间去，在一家农家乐的墙角，竟撞见台老织布机。木架上的纹路由深到浅，像母亲脸上堆起的皱纹，梭子静卧在机杼旁，蒙着薄灰却仍泛着温润的光——那一秒，母亲佝偻着腰，在杂物堆里扒找织布机零件的模样，突然就撞进心口，像根浸了水的棉线，轻轻一拽，眼眶就酸了。
1991年拆老房盖新房，院里堆着满是尘土的旧家什，乱得让人心里发毛。母亲迈着七寸小脚，颤巍巍攥住我的胳膊，声音里带着恳求：“君娃，织布机那套零件，你千万捆好，跟机架搁一块儿。”我正扛着木梁往院里走，满头的汗顺着脖子往下淌，没好气地甩了手：“都啥年代了，烧火都嫌它占地方，留着干啥！”母亲的手猛地松了，嘴唇动了好几下，终究没说出一个字。我转身时，瞥见她花白的头发被风撩起，贴在皱巴巴的脸上，像株被霜打蔫的草。
后来我才知道，那年母亲已八十出头，腿脚早不利索了。她趁我白天跑建材、夜里对着账本发愁，偷偷溜到杂物堆里翻找——“圣架”断了木榫，她找了块碎布，一圈圈缠得紧实；“绳框”上的棉线结了硬痂，她用指甲一点点抠，指尖渗了血也没停；还有那只梭子，木柄被磨得发亮，上面的纹路，全是她几十年握出来的温度。她把零件一件一件抱到后院墙角，用麻绳捆了又捆，又找了块洗得发白的塑料布盖上，边角压上石头，像护着怀里的娃，生怕风刮着、雨淋着。
新房盖好那天，我指挥着人把旧柜子、破桌子往灶房挪，打算全当柴烧。轮到织布机时，母亲突然扑过来，死死拽着机架，手背的青筋都绷了起来，声音带着哭腔：“不能烧！这机子不能烧！”她的眼睛红得像浸了水的樱桃，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没掉下来。我不耐烦地啧了声：“留着能当饭吃？现在谁还穿自织的土布！”母亲的手慢慢松了，转过身去，用袖子偷偷抹脸。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缩着的肩膀，比院里那棵枯了枝的老槐树还单薄。那时我哪里懂，我嘴里“没用的旧东西”，是她用一辈子撑起这个家的命。
母亲总说，刚嫁过来那会儿，家里穷得叮当响。祖母眼瞎，父亲兄弟三个全靠卖力气糊口，我们几个孩子饿极了就哭，眼泪能把衣襟打湿。要穿衣，全得靠她坐在纺车前，一锭一线纺出来。夏天日头毒得能晒脱皮，她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手摇纺车“嗡嗡”转着，嘴里哼着没名儿的老曲儿，纺车声混着蝉鸣，一摇就是一下午。汗水顺着下巴滴在棉线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抬手擦把汗，接着摇；秋天连阴雨下个不停，她就坐在门槛上，纺车放在膝头，从天亮纺到天黑，手指被棉线勒出一道道裂口，渗出血珠，她裹块布条，还接着纺；冬天夜长，炕头的油灯芯子跳着微弱的光，她纺到后半夜，手冻得发僵，就往袖筒里揣个暖手的棉布包，直到天快亮，纺车声才歇。
可那时，家里连台织布机都没有。每次要织布，母亲总得提着自家腌的咸菜，挨家挨户去求。有时为了借机子，还得帮人家免费织几天布。有次等了半个月，才借到邻村王婶家的织布机。她怕耽误人家用，每天从天黑织到天亮，眼睛熬得通红，布满血丝，却笑着跟我们说：“快了，快了，娃们就能穿新布做的衣裳了。”父亲是个老实人，常年给人扛木头、出苦力，攒了点小钱。母亲咬着牙跟他说：“咱请个木匠，做台自己的织布机吧。”
父亲记着这话，推着独轮车，走了四十多里坑坑洼洼的土路，赶去马召十月初十的古会。他在集市上挑了又挑，选了截最结实的槐木。回来时，独轮车压得咯吱响，父亲走一步喘三口气，肩膀被车绳勒出一大块紫斑，渗着血印，也舍不得歇。木匠来了十天，母亲每天蒸白面馒头招待，自己却啃着干硬的红薯干。最后没钱付工钱，她掀开粮缸的盖子，从最底下舀出仅有的二斗麦子——那是我们一家人留着过冬的口粮啊。
1962年闹饥荒，地里长不出庄稼，家里的粮缸早见了底。母亲从箱底翻出个蓝布包，里面是几丈棉布，是她织了三年，舍不得给我们做衣裳的存货。她把布叠了又叠，叠得整整齐齐，塞给父亲：“拿去甘肃换点玉米，别让娃们饿肚子。”父亲背着布，扒着拉煤的敞篷火车去了甘肃，走了十天十夜。回来时，带回半袋玉米面，母亲把玉米面熬成稀粥，给我们每人盛一碗，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说到这儿时，母亲总用袖子擦眼睛，擦了又擦，声音发颤：“那机子织的布，救了咱一家人的命啊。”
如今母亲八十六岁了，瘫在炕上走不动路，却还总拉着我的手念叨：“楼上的织布机，你别糟蹋了……擦干净点，别让灰蒙了……”我常上柴楼看那台机子，梭子还放在原来的地方，木柄上的温度，仿佛还停留在母亲握着它的那一刻。金梭银梭转了一辈子，织出了我们身上的衣裳，织出了家里飘着的炊烟，也织完了母亲的一辈子。
原来有些东西，从来不是旧物件。它是母亲在纺车前熬的无数个夜，是父亲推车上磨出的层层老茧，是饥荒年里能救命的粗布，是我们一家人在苦日子里，紧紧攥在手里的念想。现在每次看见那台织布机，我总想起母亲说“机子不能烧”时红透的眼，想起她藏在棉线里的一辈子——那一刻才懂，母亲舍不得的哪里是织布机，是她用一生的时光，一梭一线织给我们的爱啊。
作者简介：罗名君，退休教师，西安市作协会员，周至县作协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