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位于敦煌，始建于十六国时期。

祁连山和巴丹吉林沙漠中间的甘肃省西北部，是一个呈北西—南东走向的狭长地带。因位于黄河以西，又形如走廊，故名河西走廊。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最宽处近200公里，最狭窄处只有几公里。其最西端的酒泉市境内有一个地方叫敦煌。次地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东有三危山，南有鸣沙山，西面是沙漠与罗布泊相连，北面是戈壁，与天山余脉相接。这里是著名的敦煌石窟——莫高窟的所在地。

新疆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成为佛教传入中的“第一站”，留下了丰富的佛教遗存，摩崖石刻就是重要的一种，见证了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

公元366年，莫高窟；

公元384年十六国后秦时期，始建甘肃麦积山石窟；

公元400年前后始建山西云刚石窑；

公元470年前后始建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到这里，离大唐长安只剩下300多公里。

佛教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进中原大地，并在盛唐时期达到繁荣。而此时，中国文化也登上了世界文化最高一级台阶！

然而，莫高窟并不是中国最早的佛教摩崖。最早的应该在西边400公里以外的古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周边）。

当时龟兹是中国古代西域重要的城邦国之一。在两汉时期，这里地处西域要地，交汇东西，融通中外。两千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从这里经过，东西方文化艺术在这里邂逅交融，留下无数珍贵的遗迹遗存。龟兹石窟是龟兹国境内石窟的总称，包括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尕哈石窟，玛扎伯哈，托乎拉克埃肯石窟等六处主要石窟以及台台儿石窟，温巴什石窟，托乎拉克埃肯石窟，亚吐尔石窟等小石窟。龟兹石窟处在葱岭以西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和新疆以东诸石窟群之间。其中克孜尔石窟作为龟兹石窟典型代表，它保存有早期壁画的洞窟和大像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巴米羊，早期洞窟年代至少要比敦煌莫高窟早一百年左右。

敦煌在20世纪引起关注，与藏经洞的发现有密切关系。王圆箓是一个云游道士，于1890年左右来到敦煌莫高窟，并在此定居。他后来俨然成为石窟的民间守护者，并四处筹款以修缮庙宇。

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清扫第16窟的积沙时，他的一个工人突然发现一个暗门，门内是一间小秘室，隐藏着堆得满满的4至11世纪的写卷和绘画。该窟即是第17窟，并以藏经洞闻名。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英国的M.A.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相继掠走洞中大量经书等文物，俄国人S.F.奥尔登堡(Серг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1863-1934)、美国人L.华尔纳还盗走莫高窟的一些壁画。这些盗劫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损失。同时，他们中也有人开始以考古学的方法对洞窟做了编号、测绘、照相、文字记录，并公布了敦煌石窟的部分照片和资料。不能不说，他们也为莫高窟的发掘、保户作出了一定贡献。

1907年和1914年，斯坦因先后两次到莫高窟考察。他于1921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记》《千佛洞》，2012年印度钱德拉等人整理、出版了《印度国家博物馆藏敦煌的佛教绘画》，刊布了莫高窟壁画、绢画等照片和资料以及部分榆林窟壁画照片。

1941年，教育部组织以王子云为团长，画家何正璜、卢善群等为成员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到敦煌，与中央摄影社合作，对莫高窟进行了调查、摄影、测绘、临摹和速写记录。1942年，何正璜来莫高窟调查，根据张大千的编号，记录了305个洞窟的原建、重建、内容布局、时代和保存现状，次年发表了《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

根据洞窟形制，雕塑、壁画题材的内容和风格特点，莫高窟可分为北朝、隋唐、五代至宋、西夏至元4个大的发展时期。现存洞窟主要是北魏、西魏、北周时开凿，个别北魏洞窟可能开凿于北凉时。

这一时期的洞窟，主像一般是释迦牟尼或弥勒，还有释迦多宝并坐像、菩萨像和禅僧像等。有的中心柱和四壁上部贴有影塑千佛、供养菩萨和飞天。

窟顶和四壁满绘壁画，顶和四壁上部多绘天宫伎乐，四壁下部为药叉或装饰花纹，中部壁面除千佛外，主要画佛传、本生和因缘故事，位置适中，醒目突出。

隋唐为莫高窟的全盛期，洞窟占总数的60％以上。典型窟形是平面方形的覆斗顶窟，一般正壁凿一龛，新出现南、西、北三壁各凿一龛的形式。

2003年，在重新修订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时，将未入敦煌研究所编号的漏编的现存30余个窟龛进行了补编窟号。至此，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编号总计为767个（其中南区519个，北区248个）。

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雕塑是石窟的主体。由于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上，所以除了高达二三十米的南大像、北大像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多为木架结构。据专家分析，其制作过程是在自然长成的与佛像姿势相近的树枝上，或人工制作成的木架上束以苇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细泥，压紧抹光塑像成形，再上白粉，最后彩绘，故名彩塑。

敦煌石窟有成千上万个供养人画像，其中有一千条还保存有提名结衔。供养人像和题记生动、丰富、真实地提供了许多历史状况和历史线索。是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拓跋鲜卑、吐蕃、吐谷浑、回纥、党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在敦煌的活动，各民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他们的文化艺术的重要依据；敦煌石窟还反映了唐代的仪卫制度、奴婢制度、吐蕃官制、归义军政权的管制等。

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画，大都是佛教内容。如彩塑和壁画的尊像，释迦牟尼的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各类经变画，众多的佛教东传故事画，神话人物画等，每一类都有大量，丰富，系统的材料。还涉及到印度、西亚、中亚、新疆等地区。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传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等等，对研究敦煌地区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料。

现存敦煌石窟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期。

早期为发展期，包括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时代，历时一百八十年。早期洞窟形制有三种：1．禅窟，塑像在正龛。2．方形或长方形殿堂窟，塑像置于正龛或南北壁列龛内。3．中心柱窟，塑像置于长方形柱四面之龛内。从佛像类别上分，有弥勒像、释迦像和释迦多宝并坐像；以表现的事态分，有说法像、禅定像、思惟像。中心柱四面多为苦修、禅定、降魔、成道等像，主尊两侧多有侍从菩萨，形成一佛二菩萨的格式。早期彩塑多以弥勒为主尊，这与当时传自西域的弥勒信仰有密切关系。

中期为极盛期，包括隋唐两个时代，历时三百多年。隋唐时代绝大多数洞窟为方形殿堂式，一般都在正面大龛里列置以佛为中心的群像。一窟之内少则三五身，最多达到二十八身。佛像有释迦牟尼、阿弥陀、弥勒等。两侧侍从有佛弟子(阿难、迦叶)、菩萨(观音、势至)以及天王、力士、高僧、供养人等形象。有的洞窟塑造有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三身佛(法身、报身、应身)或涅槃像。如第148窟李太宾建造于大历十一年(776)前的涅槃像和第158窟吐蕃时期建造的涅槃像均长16米。涅槃的释迦牟尼右胁而卧，神情恬静自然，表现了佛教所要求的“涅槃为乐”的最高境界。像后有弟子，或塑或绘以各种姿态表达对释迦牟尼的哀悼。唐代的高僧影像，属于肖像雕塑。

晚期为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回鹘、元几个时代，历时四百六十多年。

五代及宋由于政治上安定，经济上繁荣，建立了“画院”和伎术院，有一支专门开窟造像画壁画的队伍，继承晚唐时代殿堂中心佛坛窟形制，塑像置于中心佛坛上，多者一铺九身。

据专家分析，早期彩塑已经有了明显的主次关系。主尊多为主体性圆塑，胁侍多为高浮塑（比较突出的浮雕），飞天、羽人、龙头、凤首等附属性题材则多属模制影塑(亦称影壁)，大量侍从弟子、菩萨，则以壁画表现。总之，以多种手法表现以佛陀为中心的说法场面。

早期彩塑传自西域，但人物造型、衣冠服饰，无不随着地域、时代的不同而演变发展。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前，面相丰圆，肢体拙壮，鼻直眼大，肩宽胸平，或直立或端坐，均少动态。佛像多着通肩式或右袒式红色袈裟，衣纹密集而突起，类似犍陀罗雕刻手法，但随即变为阴刻线纹。菩萨则高髻宝冠，发披两肩，上身半裸或斜挎“天衣”，腰束长裙。塑像的塑造手法简练，色彩明快，神态端庄，许多方面都可看出汉晋雕塑传统与西域佛教造像互相融合的痕迹。这与敦煌“地接西域”、“华戎所交”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中期唐代彩塑在长期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各种人物的典型和民族艺术风格。如聪慧英俊的阿难，老成持重的迦叶，特别是菩萨，尽管千姿百态，而丰腴的面貌，“S”形姿态，金碧辉煌的色彩，温静恬淡的神情风采，在女性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人物丰浓，肌胜于骨”、“浓艳丰肥”的时代风格。

晚期保存彩塑不多，内容风格虽然承袭唐代余风，而艺术性则已不如前代。但在造型上仍具有画院彩塑衣纹厚重的特点。

敦煌彩塑，虽然塑造的是神灵，寄寓着幻想的天国，但作为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从泥塑到上彩等各个方面都闪耀着无名匠师们的聪明智慧和创作才能，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像力，体现了“塑容绘质”高度结合的表现技法，使唐代彩塑登上了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鲜明地展现了敦煌彩塑的民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