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世宗灭佛指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实施的一系列打压、排斥佛教的政策。

五代十国时期，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引起了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和扩大。由于连年征战，土地荒芜，水利失修，国民经济萧条，以至于“人烟断绝，荆榛蔽野”。社会动荡导致许多百姓不得已遁入空门，致使佛教迅速发展，信众扩大。一方面，连年征伐导致人口锐减，另一方面，不事稼穑的佛门子弟越来越多，大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税收和兵役徭役征发。引起了国家政权与宗教势力的矛盾已经日益尖锐。

次外，朝代更迭频繁，政权不稳，往往一个政权刚刚建立，还没有完成层级建设就会发生事端，所以，常常是政令不畅。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

再次，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由于“缁徒（僧侣）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不仅有碍社会治安，加上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一些僧侣不守戒律，贪图享乐，甚至参与政治斗争，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此外，寺庙占用了大量土地和财产，使得国家税收减少，社会经济负担加重。后周世宗决心对佛教进行整治并加以限制。《旧五代史.后周.世宗纪二》有载:七日，诏（皇帝发布的公文）令说：“佛教帮助人世鼓励行善，它的好处甚大。以前历代都有条规，近年以来条规紊乱。最近阅览各州的报告，看到不断有僧人犯法之事，这是因为没有规章的约束，以至于大行违逆，私自度脱僧人尼姑，日渐芜杂，新修的寺院也逐渐增多，乡村之中，弊端更盛。流亡的叛兵，去当和尚以逃避法办；作奸的盗贼，躲到寺院以隐瞒罪行。要兴盛佛教，须辨别善恶，应恢复以前规章，以革除当前弊病。”

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县城及常住居民200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凡志愿出家，不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同意，男 15岁以上，女13岁以上，还须念读经文考试合格，而且只在首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设立戒坛进行剃度。

灭佛期间共废寺院30336所；保留2694所，系籍的僧尼6.12万人。显德二年（955）九月，为了解决钱荒，周世宗决定除保留必需的铜器及存留寺院的铜佛像外，所有“民间铜器、佛像”全部用于铸铜钱，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指出铜像并不是佛，“佛志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发展的决心。

灭佛政策的实施，对于当时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寺庙的减少和僧侣的遣散，使得社会上的宗教氛围有所减弱，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和国家发展。另一方面，寺庙财产的没收和用于国家建设，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

然而，灭佛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首先，这一政策过于激进和极端，对于佛教信仰和文化的传承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破坏。其次，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当行为，如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等，给人民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和损失。总的来说，周世宗柴荣灭佛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宗教政策变革。虽然这一政策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但它对于当时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通过灭佛政策的实施，国家政权得到了巩固，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史学家司马光赞扬：“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