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行华夏 三十八：唐武宗灭佛

唐武宗灭佛又称为“会昌毁佛”。指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840年-846年），推行一系列“灭佛”政策，以会昌五年（845年）四月颁布的敕令为高峰。会昌六年唐武宗逝世，唐宣宗即位又重新尊佛，灭佛就此结束。这一事件使佛教在中国受到严重打击，史称“唐武宗灭佛”或“武宗灭佛”。因唐武宗年号“会昌”，故佛教徒又称之为“会昌法难”，将它与之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和后来的后周世宗灭佛并称为“三武一宗”。

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会昌五年 (845)四月，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五月，又命令长安、洛阳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僧各三十人。天下诸郡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包括天下寺（社会兴办）四千六百余所，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拆下来的寺院材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及钟、磬用来铸钱；有史载，共没收寺产良田数千万顷（疑为“亩”），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迫令还俗者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释放供寺院役使的良人五十万以上。政府从废佛运动中得到大量财物、土地和纳税户。

灾难也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少有的浩劫。

经过这次灭佛，佛教寺院财产被剥夺，僧尼还俗，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从此也由极盛而走向衰微了。但是大量僧尼还俗，寺庙土地与财富收归政府所有，客观上也减轻了人民供养僧尼的经济负担。除此之外，其它从西域传来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等均受到打击。

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唐后期牛李党争的一个内容。李德裕反对佛教，他在浙西做官时曾拆毁寺观1400余所；在西川任节度使期间，也曾毁寺观兰若干处，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就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协同进行的。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后又贬崔州（海南琼山县东）司马。教派斗争终于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

唐武宗的灭佛在后世饱受争议。一是他对佛教的态度与整个唐朝大多数皇帝反差过大。纵观唐朝，由于朝庭的态度，佛教的发展在中国达到顶峰。应该说唐朝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高一级台阶，那么，佛教的贡献功不可没。所以，有人指责唐武宗厚此薄彼，因信奉道教而打击佛教。但是，只要认真分析，就能明确认识到，唐武宗的政治头脑并没有被宗教思想所迷惑，他不可能为扶助道教去打击佛教。至于儒家与佛教的矛盾，虽然中唐韩愈提出激烈的反佛崇儒主张后，不断有身体力行实践这种主张的儒士如姚崇、李夷简、石昂父子等，但从有唐一代诗文可以看出有更多的儒家知识分子对佛教理论有诸多学习和吸收，并且儒家势力在“会昌灭佛”的发动中确实也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应该说，唐代释、道、儒三教都很繁荣，相互竞争也很激烈，并且出现儒道合力排斥佛教的现象。但到中晚唐时期三教的相互融合吸收已取代竞争排斥，成为主流。“会昌灭佛”不是宗教斗争的结果，而是世俗政府对势力过于膨胀以至于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宗教组织的一次打击行动。

由对“会昌灭佛”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历代中央政府虽然也对宗教加以利用，但也努力维持自身的非宗教色彩，并保持对宗教势力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国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相沿袭的一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