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棠，早年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马召张景文的父亲是同学。1914年从军，首任高桂滋部骑兵连连长。因在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升任高部250旅500团团长。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84师250旅旅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令84师七月十日从驻地绥德向石家庄集结，驰援平津。七月底，平津失陷，奉命改向山西集结。八月中下旬，参加南口战役后，从察哈尔省南部退入山西省，渡桑干河后，九月十二日十时，李少棠率250旅与日寇遭遇，两军激战数次，大白山阵地失而复得。十三日十八时，李少棠亲率预备队步兵两个营、骑兵一个营，由井凹西端高地向木厂附近之敌突袭，重创板垣师团锐气。十四日退至广灵西南松山、乱岭关一带。二十日退至龙泉寺亘南洞沟一线。九月二十一日李少棠奉命率部转入平型关驻防。九月二十二日晨，日军板垣师团粟饭联队开始向团城口发动进攻。飞机、大炮、坦克猛烈攻击后，步兵随后出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惨重。250旅占据地理优势，以密集的手榴弹迎头痛击，山坡上敌尸狼藉。我军也伤亡过半，但阵地寸土未失。与日军板垣主力激战达八日之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坚定了中国军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也为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9年3月27日，日寇先用飞机、大炮轮番轰击，继以主力犯攻前沿阵地，李少棠部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沉着应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给日寇以重大杀伤。敌人又用飞机、大炮配合，再次猛犯。山顶工事被摧毁，修复又被摧毁，反复多次，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战斗十分激烈。我军负伤官兵坚持不下火线，有的脚被炸掉，还投弹射击，就这样一直坚守了五天五夜，没有后退半步。

      李少棠率部先后参加了南口、独石口、龙关、赤城、沙城、火烧岭、平型关、忻口、太岳山、中条山诸战役，与日寇拼死搏斗。

      为期两年多的中条山战役，17军参战官兵11675 人，以伤亡2663人、失踪3408人的巨大代价。保住了西北大后方，粉碎了日军打通大西北至大西南交通线的战略计划。

      李少棠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对敌斗争中，通过与八路军的交往合作，从一个国民党的旧军官逐步转变成为支持共产党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少棠部驻平型关时，与八路军郭洪涛、陈奇涵等将领来往密切，在他们的驻地一住就是半个月。1939年9月，太原失守，17军将渡黄河整休，李少棠代表军长高桂滋与驻宋家川渡口的徐向前商谈。报请驻吴堡的党中央同意，徐向前当晚拨给17军木船八艘，使17军仅用了一天两夜，顺利渡河。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的胸怀，让李少棠十分感动，对共产党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尤其在平型关战役五天五夜的激烈战斗中，官兵伤亡三分之二，阵地几乎不能维持。阎锡山口头答应派郭宗汾师救援，但始终未到，致使17军几乎全军覆没，高桂滋也到了拔出佩枪准备自戕的地步。李少棠亲率预备队在前面开路，李少棠副官高同祥背着军长高桂滋，才脱离了险境，从此高将军与李少棠结为生死兄弟。两人都对国民党产生了看法，两个人商量了一个晚上，最后高桂滋军长说：“在国共不分胜负的时候，咱们两人做个分工，你儿子在延安，你对付红军，由我对付国军，以后不管谁成了事，我们都有靠山。”有不少中共党员在17军任职，高桂滋军长和他们心照不宣，如有风吹草动，即命李少棠通知他们转移。

      李少棠多次派副官高同祥赴延安，联系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上学的三子李骏生（又名李伟），将李少棠旅在平型关战役后，所剩的武器、六辆汽车、电台及药品等物，接收后送到延安。随后，李骏生利用有利条件，藏匿于西安高桂滋公馆，长期往返于延安西安，为边区政府筹措军饷、西药品、电台、电子管等物资。后期，李少棠利用任17军西安办事处处长的合法身份，将17军储存的军饷、药品等物资送给八路军。期间有次被军统当局告之“高公馆有汉奸”。时任西安警备司令的何文鼎将军知情后，立即通知李少棠让其子返回延安。

      1947年11月，民主人士杜斌丞被西安中统暗杀后，蒋介石在西安召见赵寿山和高桂滋，部署围攻延安事宜。期间蒋追查李少棠将军民盟盟员一事，高桂滋将军辩解说李少棠是他的老旅长，不是民盟盟员，只是和杜斌丞常在一起下棋。这番辩解遭到蒋介石的痛骂（见《中国共产党特殊党员-赵寿山》273页）。后胡宗南给时任17军军长何文鼎去电“李少棠有问讯必要，随后要传讯，捕人。”何回电：“宗南学长，李少棠已调前方。”11月到12月，李少棠将军和军部的尚万仁经常在延安戏院看戏，巧妙地避开了追查。后因战事吃紧，此事不了了之。

      1938年，李少棠将军调任17军西安办事处处长。当时17军的部属多系陕北、河南、山东人，中条山战役后，为了解决抗日部队退役军官和家属及遗属的安置问题，1939年，高桂滋军长派李少棠将军回到周至青化老家，联合白寨村段志驰、李敏冬、李敏斋，西寨的张晴霭、王成德等乡绅合力筹建“安乐新村”，购置荆家庄、柴黄岭、跑窝等处土地三百多亩。农场建房三十多间，由马润生任场长，安置高桂滋内弟、17军部参议叶茂亭等退役军官八十多人及其家属。并调一个补充营驻场屯耕，并维持地方治安，民间称为“西寨新村”。

      李少棠利用与东北军的关系，从山东引进倭巾、红玉等苹果树990株，在农场建果园15亩。首次在周至栽植了苹果树，亩产五百多斤。把房子和果树用土墙围起来，在四角建起炮楼看护。军官和家属在此开荒、种地、植树，军官军饷照发，军官和家属每人每月供应40斤面粉。期间，又将抗日战争中收容的60名孤儿组织起来，在农场建立难民小学，由王月英等人任教。两年后，难民小学迁往平凉。高桂滋将军三次来场视察，手植白杨树，亲笔题写了“安乐新村”的场名。

      1943年8月12日，高桂滋将军在农场做寿，西安及地方名流、富豪云集，安乐新村名声大振。1946年，何文鼎任17军军长后，农场军饷停发。1950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接管了西寨农场，改建为陕西省果树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