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一场历史误会的宠儿

                     陈振民

近些年，我国学术文化界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一些人谈起现代的学术文化名家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大家不热心提，往往醉心于提那几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胡适。
他们一提大学者就想到了胡适，说胡适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培养出的有思想有学术的思想家”，甚至提到大作家也想到胡适，叨叨什么“胡适那样的大家”。而说这些话的，竟是比较有名的学者和评论家。但他们却讲不出胡适几件像样的货色来，只是翻来覆去地宣传着他的名字：胡适，胡适.....影响得一些小报动不动就赞扬胡适的什么趣闻轶事，好像胡适就成了当今的文化偶像。
这无疑属于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滋长的一种反映。

其实检阅起胡适的著作言行来，他委实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他赖以著称的那几件事，一些人津津乐道，实际上满是误会。

胡适的所谓科学被误会

胡适爱标榜拥护科学，说什么他一向搞研究的态度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1)，要“尊重事实”，“跟着事实走”(2)。有些人看了就认为这很是科学，其实是个误会。

说是误会，是因为胡适搬在这儿的只是个抽象名词，实际是另一套。它对科学的解释是这样的：“科学律例”“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3)。这不就等于说科学就是人的主观满意的假设，管他合乎不合乎客观！他还说:“实验主义···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这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4)原来在胡适的心目中有效即真理，管他该不该！那么，资本家千方百计剥削工人，对他们来说就是有效的了，就应当是真理，任何人都反不得！而这究竟是哪个阶级的真理，岂不昭然若揭！胡适对他所尊重的所谓事实，也别有说法，即“实在（即
事实)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5)。瞧啊，这种对事物任意涂抹和歪曲，就是他指的事实！更有甚者他还说：“我们所谓‘实在’含有三大部分：(A)感觉，(B)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
系，(C)旧有的真理。”(6)简直更玄乎了，有没有事实就看您有没有感觉，感觉有就有，感觉无就无，感觉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你是个人，明明站在那里，他眼睛瞎了或闭着没有看见，就算你这个人不存在！明明是座山，他恍觉是座楼，这山也就算是楼！完全凭感觉论事，不折不扣地违背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法则，真是要叫人“哼哼”了。至于“旧有的真理”，前边已经说了，他的真理就是效果，对他没用没效就不是真理，否则亦然。实质还是凭他的主观感觉如何而定，感觉有效就是真理，感觉有用就是事实，否则都是扯淡。
胡适就是用这一套所谓科学搞他的学术研究，发明了个“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8)，迷惑了好些所谓学者，所谓文人。
其实他的假设就是前边提到的“人造的假设”，完全是建立在主观兴趣和意志基础上的，而且还要大胆地搞，放开地搞：他的求证也无非是凭主观愿望拉扯一些表面的、个别的现象证明他的假设，而且还要小心地搞，细致地搞。这不是先有主观认识的结论，再凭主观感觉找所谓事实去附会其结论是什么？！他在考证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7)的作者时就正是这样做的。该书署名“西周生”，胡适不知其为何人，见《聊斋志异·江城》故事与该书有数处相似，就“大胆的假设”“西周生”即《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这里有个情况：蒲死后十一年张元为其所撰墓表列其平生作品中并无《醒世姻缘传》，直至蒲死后五六十年的传闻辑录《骨董琐记》却说蒲有《醒世姻缘传》之作。这就是个矛盾。按说《醒世姻缘传》是百万字的巨著，大大超过蒲全部作品字数总和，它如真是蒲作，应属蒲文中很重要者，张元为蒲所撰墓表列其作品时不会不列。可是相反，墓表所列作品中偏无此书。然胡适不考虑这一大道理以及《骨董琐记》所记其它情况每多错讹的事实，硬是不相信后于蒲仅十一年的墓表，要相信后于蒲五六十年的传闻。并又“小心的求证”说两人时代相同，都爱用土话等，根本不顾及处同一时代，用同样土话的还大有人在，就片面肯定“西周生”即蒲松龄。且竟毫不掩饰地招认：“我凭空设想的一个推论，在几年之后居然得到这样一条古传的证明。”由他这件事和这句话上，不难看出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究系何物。那不就是凭主观感觉和愿望办事吗？不就是大胆的武断，小心的凑合吗？不仅如此，胡适还如此假设如此求证地做出好几个著名的否定：
1、否定伟大诗人屈原的存在。他通过对《史记》所载《屈原列传》的胡乱怀疑，下结论说：“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9)意即屈原只是个如诸葛亮草船借箭那样扎成草垛以引箭的草人，是个虚假的存在。
2、否定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他通过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及其事迹、家世，把《红楼梦》认定为曹雪芹个人的自叙传，是“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作品”，在文学史上没有什么价值(10)。
3、否定中国社会存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他通过分析中国积弱的状态，提出了所谓“五大仇敌”，而“封建势力”竟然“不在内”，说是“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11)。还说“现在中国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12)
4、否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通过对中国存在的根本问题的所谓考察，说：“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13)又说：“我是不会把一切罪状都推到鬼子头上的···我们要救国应该自己反省···不肯反省，只责备别人，就是自己不要脸，不争气的铁证。”(14)

呵呵，这就是胡适研究事物所持的科学态度！就是胡适所遵循的

胡适的所谓哲学被误会

胡适写了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声称“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在某些人眼中，似乎他确实是一位为根本解决人生民瘼问题的哲学大家，是能破天荒写出中国哲学史的哲学大家。其实这也是个误会。
胡适所谓的人生问题和解决办法都是空的。在阶级社会里，人生民瘼的根本问题是阶级压迫和剥削，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走阶级斗争的道路以推翻压迫阶级剥削阶级。而胡适却反对走这条路。他说“马克思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无形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15)很明显这话是否认阶级斗争学说的。而不进行阶级斗争，那些残酷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那些严肃的人生民瘼问题，是绝对不可能有他所谓的“根本的解决”的。再者，胡适的所谓“办法”，是“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办法”(16)，这种不从社会现实和客观规律出发，只凭主观“经验”和“想象”行事，结果往往脱离实际，以致在环境面前茫无所措，频于应付，也不可能使问题获得“根本的解决”。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驱使下，胡适荒谬地提出了所谓“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的方案(17)。但我们知道这种点点滴滴的改良，是把生物界的某些进化现象作为规律而引进了人类社会，其本质是主张阶级调和，否认社会革命。在阶级压迫和剥削严重的社会里，这只是一种根本实现不了的幻想，是一种庸俗进化论。
胡适曾自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中国哲学史变色”(18),这实际上是以他所谓的“高远的想象力”来“构造历史的系统”(19)，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20)。他出自个人的好恶，否定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成就，说“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乱七八糟，无头无脑，胡说谬辞武断迷信”(21)，说中国“二千年中竟没有一个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发兴起的大人物”(22)。他为改变中国哲学史，就“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把这叫做“打鬼”，“捉妖”。他要来个“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平庸”(23)。于是，在他的笔下，中国哲学史上的无神论代表人物范缜被否定了，无神论派的公孟、王充、吕才、王夫之、黄宗羲等，他也目无其成就。把唯物论者李贽说成“偏锋的消极的思想家”(24)，而有神论的禅宗和尚神会一类人物却被他称为“革命的思想家”、“大政治家”(25)。把旧唯物论思想家墨子、韩非子等歪曲为实用主义者，而把某些理学家反动的政治思想赞为争自由的传统。
胡适编造中国哲学史的主观好恶，是出自他的资产阶级本性的好恶。他以自己的阶级立场来区分“好人”和“坏人”。例如他对美国的战争贩子塔虎脱就说成“好人”，而这位“好人”最相信上帝，要上帝保佑他把美国侵略者武装到牙齿。胡适既然推崇这样的“好人”，自然也就推崇他的有神论。因而就把中国哲学史上的无神论者要一棒子打下来，把有神论者竭力地扶上去。
这样，他就自然把伟大的中国哲学遗产抹掉了，把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否定了。胡适在这里给愚弄人民的统治者服务的倾向十分明显，而大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还要说他是为了教给人“不受迷惑的方法”(26)！可是这个方法是哪个阶级的方法，不是一清二楚吗？
尤可注意的是，胡适配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发表了一些宣传无为政治的文章，进一步暴露出他的哲学的反动政治用意。他抬出汉初黄老道家的无为政治观，说这种政治观奠定了汉朝四百年基础。他自供他这样作是为了“贡献政府一个原则”，说什么“承认克服共产党区域内的田地分配，这也是我所谓无为政策之一种”(27)。这里须注意的是他所谓的无为是指什么——他在提出无为政治的同时，宣扬了曹参，而曹参者何？乃继承萧何之法规统治天下的,即历史上所说的“萧规曹随”。胡适的意思就是政府只要规定一套法令昭示天下，下边就有人推行，你当头的不动手，就有人替你动手了。这就是你当头的也就是政府的无为。制服共产党给穷人分田地也要用这法子！看看，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原来是为蒋介石政权统治群众出谋，为反对共产党解放穷苦农民献策啊！

老实的读者们，我们还能再那样书生气十足地为胡适的哲学叫好吗？

胡适的所谓新文学被误会

胡适提倡白话文，而且写了半部《白话文学史》，强调“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也被一些人称道，说他掀起了“五四文学革命”，是开风气之先的人。其实这又是一个误会。
胡适提倡白话文的事实不能否定，这应该是他有贡献的一件事。但要细究起来，他的这件事也不能夸过了头。因为提倡白话文并不是由胡适开始的。在早于胡适15年之前，胡适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梁启超就公开提倡白话了，那时就出过好些白话期刊，一些文学杂志如《新小说》、《绣像小说》也登白话作品。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一篇《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就讲了梁启超这一首倡之功。接着，著名报人林白水于1903年12月在上海又创办了《中国白话报》，供普通老百姓看，荡涤腐败社会现象,风行一时。胡适自己在当时的风气下也仿效着写白话文章,作白话小说(28)。所以提倡白话并非胡适的新发明，不是他一人之功。而他后来在为《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作《导言》时虽然谈到白话文的需要，但根本不提前人的贡献，蓄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这功劳只应记在他的名下。其实他提倡白话的第一篇作品《文学改良刍议》也是应陈独秀之约而写的(29)，陈独秀自己也写了《文学革命论》，比胡适的要深刻得多。只是“陈独秀那时把方向转换了，不久之间文学革命的荣冠差不多归了胡适一人的顶戴···然而严正的说他所提出的一些方案在后来的文学的建设上大抵都不适用……如他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不
用典故’……”(30)。故我们现在对当时白话文的兴起应该持以客观的态度。而且应该看到胡适所谓的白话，在概念上就很混乱糊涂。他曾如此“释白话之义”:一是“说白”的白,二是“清白”的白，三是“黑白”的白(31)，并无什么固定的准儿。所以他写的《白话文学史》把许多文言诗，例如陶潜和王绩的诗以及《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古典叙事诗都包括进去了，形成了白话与文言不分的风搅雪，大杂烩。他所谓的“民间文学”并不指反映下层群众生活、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而只是指所谓通俗作品。通俗作品上层统治者也在写，所以刘邦的《大风歌》、李延年的《绝代有佳人》也作为“民间文学”进了他的《白话文学史》。而他谈真正的民间小说、戏曲时，称其只出于“小民”，不出于“优秀分子”(32)，明显是对劳动人民及其作品极端蔑视。所以他那“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固然好听，但确实是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而且主要是他们。
胡适也谈“文学革命”，他对中国文学史上的诗经、楚骚、赋、骈文、五言七言、古诗、律诗、词、曲、古文等,均认为是后
者革了前者的命(33)，目的是用以说明他主张的白话文也是革命。其实历史上好些种种诗文体裁的出现，只是文学形式的丰富化，并非一种取代另一种，所以绝对不能叫革命。直到现在以上述各种古诗文形式搞创作的并不乏其人，有的方面还大有人在，例如写旧体诗词的诗人就相当多。谈文学革命只说是这些形式的革命，是极为肤浅的，也不符合每一种形式出现的实际情况。真正的文学革命都是由社会生活这种内容表达的需要而引起的，是内容决定形式。当然形式也反作用于内容，但内容是第一性的。胡适不谈内容，只谈形式，是脱离了文学的根本。即如“五四文学革命”，“其实就是资本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上的斗争”决定的，这种斗争“需要一种更自由的文体来表现”，故而才有了对“白话文的要求”(34)。胡适提倡白话文是对的，但他没有触及到文学革命的本质，无疑只是停留在形式上，表面上。何况真正的白话形式连他自己也没说清。
再者，胡适向来是以虚无的态度否定祖国的文化遗产的。他说：“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35)。不仅在哲学上是这样,在文学上也是。他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36)所以他所号称的文学革命，革来革去是把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优秀作家和作品都革掉了。在他的《白话文学史》和其它几篇谈文学的文章中，《诗经》、《楚辞》、《左传》、《国语》和诸子散文都属“死文学”，《史记》、《汉书》、唐人传奇等都被抹煞了。又说李白“与人间生活相距太远”，他的诗“与我们不发生关系”。杜甫诗是“打油”、“滑稽”、“穷开心”。关汉卿、马致远这两位元代文学大家也是“文学程度实在幼稚”。《水浒》是“东凑一块，西补一块”，“文学技术很有限”。《三国
演义》“没有真正小说的价值”，“不成为文学作品”。《西游记》“并没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红楼梦》呢？前边已经说到了，是“平淡无奇”，“自然主义”。总之，中国文学可以骄傲于世的精华全被他否定和贬斥了。而只有西汉辞赋家王褒那篇《僮约》、唐代诗僧王梵志那几首打油诗之类，胡适才认为是正经货，而这些东西却分别是侮辱劳动人民、宣扬颓废思想的。

我们不禁要问：胡适这两下子，能算真正的“五四文学革命”先锋吗？

胡适的所谓新思潮被误会

胡适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声名大振，并写有《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被一些人以“五四”新思潮风云人物而尊崇。其实这更是一个大误会。
“五四”新思潮是反帝反封建，而胡适压根儿即不反帝，也不反封建。如前边已经提到的手法那样，他喊叫的“新思潮”也
另是一套，即反动意识的时髦化。他一生的政治生涯就是其诡称“新思潮”的反动意识的外在形式。其言论行动往往站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派的对立面。
“五四”以前胡适就不赞成辛亥革命(37)，赞成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他自己都说他因此而成了“众矢之的”(38)。当北京学生为反对“二十一条”而进行游行，掀起“五四运动”时，他却不曾参加，跑到上海迎接他的美国老师杜威来中国宣传其唯心论的实用主义哲学。杜威到处演讲，他到处给杜做翻译(39)。回到北京后不是支持学生的反帝游行，而是以“担心教育要瓦解”为名，动员学生复课(40)。李大钊、陈独秀竭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胡适却写文章唱反调，要他们“少谈些主义”(41)；还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42)一向人们多说胡适在“五四”时期首先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个激进派，错了，这口号不是他喊的，他自己就辩解说：“我在《吴虞文录》序文里说吴虞在四川只手打孔家店，并不是我去打倒孔家店。”此事，《人民政协报》2011年7月14日所登绍纯文章已经揭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农大众在党的旗帜下掀起革命高潮，配合这种高潮出现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和学习；胡适却说：“中国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和‘赢余价值’”(43),“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44)。于是，他创办了《努力》周报，颠倒是非地宣扬英美日并不支持中国各派军阀打内战，反而是“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因而他要中国人“尽可以不必去做那害怕国际侵略的噩梦”(45)。与此同时，他又拜见已被辛亥革命推翻，在一旁苟延残喘的清末帝王溥仪，仍然恭敬地称他为“皇上”，竭尽为臣之礼(46)。
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胡适越发表现出反动面目。他办起《独立评论》，主张蒋介石政府解除东三省军备，把东三省供日本租借(47)。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他不但不主张抗日，反而骂起中华民族的祖先，说什么“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禍延到我们的今日”(48)。日本在东三省扶持
愧儡政权“满州国”成立，抬出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
后改称“皇帝”，年号“康德”，完全是复辟帝制，由日本控制。而胡适又宣扬奴隶主义，说：“我们今天最大的教训，是要认清我们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49)。他甚至为日本征服中国献计：“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那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50)更露骨地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51)现在听起这些话，真叫人由不得大骂他无耻。一些善良的人可能不相信他会这样说，不相信他会是这么一个人，然而这却是他当年的事实！张学良、杨虎诚为逼蒋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胡适又写文章骂这是“叛国”，叫嚣要“戡定叛乱”(52)。蒋介石赏识他，曾让他当总统候选人，他分外感激却又诚惶诚恐；当时北大学生画了一幅他跪到蒋介石面前说“小子不敢”的讽刺漫画予以张贴，可见学生对他的态度。美国兵强奸了北大女生沈崇，引起全校、全城、全国人民声讨，胡适作为北大校长却为美国兵辩护，说这只是个“纯法律事件”(53)，意思是叫大家别闹了。当蒋介石卖国集团行将垮台时，他继续宣传反苏反共，说什么：“在美国既有面包，又有自由；在苏联只有面包，没有自由；中国共产党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54)。并向蒋介
石表忠心：“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蒋先生站在一起。”(55)当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共产党的广播让他留下来，但他还是乘飞机逃离北平到南京去晋谒蒋介石，按蒋的指令行事，与行政院政务委员雷震办一刊物《自由中国》，以自由主义为号召，从事长期的“反共救国”活动（后雷震与蒋介石关系走向反面，此处不赘)(56)。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跑在美国的胡适又发表谈话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以坚定的道义支持蒋总统的。”(57)蒋介石到台湾后任命胡适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向蒋表示：“我们是从学术上反共、救国、建国。”(58)

看吧，胡适算什么新思潮派呀？他一贯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派，帝国主义派。他终其一生都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根本没有中华民族的风骨，没有人民本位的立场。他的思想言行与“五四”精神实在相距甚远。虽然他曾托身“五四”风云之中，以其当时的地位有过几声乏力的表面的呐喊，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但实质上是个不折不扣的“五四”精神的异已分子。

总论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大量列举了胡适自己的话语。可以看出胡适以他自己的语言文字，给我们留下了一副他的画像。这是怎样一幅画像呢？是思想上的实用主义、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文艺上的虚无主义、政治上的洋奴卖国主义等混合而成的反对革命的反动形象。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学术文化界某些人在口头和笔底都念念不忘的胡适哟！
当然，作为一位历史人物，胡适的一生是很复杂的一生。在学术上他有荒谬的一面，也曾有正确的一面，而荒谬的一面占了绝大部分；在政治上他有反动的一面，也曾有进步的一面，而反动的一面占了绝大部分。总体上他不应是我们崇拜的偶像，而应是批判的对象。本文的目的不是对胡适进行全面评价，而是针对一些人对胡的盲目崇拜和宣传，把胡的基本面孔展示出来看看。
其实，对胡适这样的在思想、学术、文艺、政治上均有严重问题的学者，解放以前鲁迅和郭沫若等就曾多次尖锐批驳过。解放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党中央又开展了对他的全面批判。这些，都是完全应该的。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和中共党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所说，当年对胡适的那场全面判“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虽然那次批判中曾出现过偏差，但不等于对胡适不该批，不等于所有的批判都错。他的大方向是对的，主流是对的。尤其是郭老、周扬、胡绳、艾思奇、范文澜、李达、侯外庐、任继愈、何其芳、于冠英、孙定国等思想文化界的名家、精英对胡适的批判，摆事实、讲道理，根据充分，辨析透彻，把胡适在各个领域的谬论揭得深，批得透，说服力很强，是不能以一般人的批判过火、上纲
过高、打击面过宽的偏差为名而否定，而无视的。批判中也接触到胡适所擅长的考据，谈了他对一些具体史料，比如某本书的作者、本事、版本、某个字的意义有考对的，作出了一些贡献；同时也指出他抛开了对社会背景和阶级内容的分析，抹煞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他们的批判是很高质量的批判，“是必要的”，“有着积极意义”的批判，很值得重温一番。党中央不是强调要学习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么？这个批胡的历史就应该学习学习。不学习不得了，不然，眼看的要引着一代年轻人熏莸不辨了！而通过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毕竟有助于提高认识水平，特别是学术文化界。
胡适当年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名气，固然与他一度顺应文化潮流提倡过白话文有关，但与人们对他的误会关系更大，他不过是一场历史误会的宠儿罢了。人们之所以会误会胡适，除过对他的实际情况不全面了解以外，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大都缺少马克思主义知识，而胡适又是在新文化刊物上不时发表文章的大学教授，有着一定的权威性和迷惑性，故尔许多人识别不了胡适那些学术主张和文化言论存在的唯心主义本质，识别不了他在政治上的反动面目，对他往往有一种盲目崇拜的心理。这在那个时代是情有可原的。而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队伍中的一些人，却仍然像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一些人那样地夸胡适，就是不好理解的了。
当然，现今学术文化界也不乏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眼光的人。如著名学者刘大年就说：“胡适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徒，他极力以实用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上除了提倡白话文可算有功，其它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遗产。”(59)学者欧阳哲生也说：“他（胡适）的思想既不如鲁迅那样深刻，也不如陈独秀那样激昂……他一踏上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这块‘新大陆’，便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就极大地局限了他的思想眼光和学术眼光。他一生围绕着一些细小琐碎的史事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但在对史料的宏观整体把握和综合分析上，他又远远逊色于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60)北大名教授孔庆东说得更具体：“为什么现在有人把胡适捧得这么高？像当年神化鲁迅一样神化胡适？我是学现代文学出身的，胡适有什么高超的成就？胡适哲学上有自己的学说么？胡适有哪一条至理名言?比如‘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种，胡适都很难拿的出来……胡适文学上有建树么？胡适是什么都写过，写过诗，新诗、旧诗、剧本、小说，但哪一篇有三流以上的价值么？哪一篇被人夸奖说写得太好，太有艺术价值了？……没有什么水平，没有什么高级的东西。有很多人说胡适政治上是独立的，可他在政治上怎么叫独立呢？跟共产党不好就叫政治独立么？共产党当时是草根阶层啊，是被杀被打的弱势群体的代表，你不接触共产党说明你有独立性你有气节？你不跟要饭的在一起能说明你有气节？胡适在政治上常年屈服于专制政府，赞成国民党政府对自由进步人士的屠杀，这是胡适的政治表现。胡适做过北大教务长，打压进步学生。比如著名的‘冯省三事件’，冯省三为了抗议学校乱收学费，跟学生一起闹学潮，学潮胜利了，但冯省三本身被开除了，他去找胡适，胡适却说他活该。这算什么教育家？算什
么思想家？……现在有很多人吹捧胡适的个人生活，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吹来吹去也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他有过两次婚外恋，难道这也成了自由精神代表？”(61)（其实婚外恋不过是胡适小菜一碟，此公还有更大的本事呢。据《胡适日记》记载，胡年轻时曾在两个月之内逛了十次窑子！——陈注)
刘大年、欧阳哲生、孔庆东这些话，振聋发聩，足可让一些胡适迷清醒！
应当说，在数说文化嘉珍时，注重宣扬对象的选择，并非无关宏旨的问题。因为它体现着论述者的文化价值观，对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等后来者的是非意识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们不能不重视，不能不慎重。
我们有鲁迅、郭沫若、范文澜、艾思奇、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学、哲学大家，其思想水平、学术成就和文本价值
哪一个不在他胡适等资产阶级学者之上？多多地研究、介绍、学习、弘扬他们的学术文化贡献，才应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正道。

愿我们的学术文化界不再醉心于过分推崇胡适等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虽然他们的某些成果也有用处，我们应给予吸收，但这毕竟是极少的，而且总是应经过哲学意义上的批判和扬弃，总是应防止本末倒置。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成就贡献很少见宣扬，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学术却不时被称来颂去误导读者的那种局面。

全文注：

(1)(2)(3)(4)(5)(6)胡适：：《实验主义》（见《胡适文集》二集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胡的《文集》出版社同，略。)
(7)胡适：《醒世姻传>考证》（见《胡适文集》五集卷三）
(8)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集》四集卷二）
(9)胡适：《读楚辞》（见《胡适文集》三集卷一）
(10)胡适：《红楼梦)考证》（见《胡适文集》二集卷三）
(11)胡适：《我们走哪条路》（见《胡适文集》五集卷四）
(12)(43)(44)胡适：《我的歧路》（见《胡适文集》三集卷三）
(13)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见《胡适文集》四集卷一）
(14)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见《胡适文集》四集卷一）
(15)(16)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见《胡适文集》六集）
(17)(20)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集》二集卷四）
(18)(23)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见《胡适文集》四集卷二)
(19)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文集》三集卷一）
(21)(22)胡适：《<南通张香直先生传记>序》（见《胡适文集》四集卷八)
(24)胡适：译作《哲学的改造》注
(25)胡适：《菏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文集》五集卷二）
(26)(4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文集》五集卷三）
(27)胡适：《独立评论》49号以下各期
(28)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文集》五集卷五）
(29)舒芜：《<文学改良刍议>的写作背景》（见《人民日报》1989年11月7日第八版)
(30)(34)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见《文艺论集续集》，上海郁文书局1932年版)
(31)胡适：《答钱玄同书》（见《胡适文集》二集卷一）
(32)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见《胡适文集》五集卷四）
(33)胡适：《<尝试集>自序》（见《胡适文集》二集卷一）
(35)(51)胡适：《信心与反省》（见《胡适文集》五集卷四）
(36)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集》二集卷一）
(37)(40)(53)(54)李达：《胡适反动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见《长江文艺》1955年2月号)
(38)胡适：《留学日记》（见《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我的歧路》（见《胡适文集》三集卷二）
(39)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见《胡适文集》二集卷二）
(41)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见《胡适文集》二集卷二《问题与主义》)
(45)胡适：《国际的中国》（见《胡适文集》三集卷三）
(46)胡适：《宣统与胡适》（见《胡适文集》十一集1922年下）
(47)胡适：《对日外交的方针》（见《胡适文集》十一集1932年下）
(48)胡适：《回忆与反省》（见《胡适文集》十一集1922年下）
(49)胡适：《全国震惊以后》（见《胡适文集》十一集1933年下）
(50)胡适：《日本人该醒醒了》（见《胡适文集》十一集1933年下）
(52)胡适：《张学良的叛国》（见《胡适文集》十一集1933年下）
(55)(56)(57)(58)李友唐：《蒋介石与胡适之间》（见《文史月刊》2006年第八期)
(59)刘大年：《郭沫若与哲学》（见《人民日报》1983年6月13日版)
(60)欧阳哲生：《重评胡适》（见《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二期)
(61)孔庆东：《胡适与鲁迅》（见《正说鲁迅》，中国海关出版社2007年版)

2011年9月18日

原载“光明网”、《后土文化》2011年第4期，后收入《陈振民文集.学术增补卷》(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