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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的呼唤与文明的困境：
劳伦斯中篇小说《狐》中的欲望、权力与性别重构
文｜车向斌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中篇小说《狐》以其独特的象征主义手法和深刻的心理描写，成为二十世纪英国文学中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这部创作于一战后的中篇小说，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农场故事，展现了人类潜意识中汹涌的欲望暗流、两性关系的复杂博弈、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本文将从象征系统的多重解读、心理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性别政治的复杂呈现及战争阴影下的生存困境四个维度，对这部作品进行全面剖析，揭示劳伦斯如何通过“狐”这一核心意象，展现现代人在文明与本能、个体与社会、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永恒挣扎。
狐的隐喻：从动物性本能到权力象征
在劳伦斯的《狐》中，“狐”绝非仅仅是自然界的一种生物，而是一个承载着多重象征意义的复杂意象。这个意象贯穿文本始终，如同一条暗线，将表层的农场故事与深层的心理现实紧密编织在一起。通过分析这一核心象征，我们可以揭开劳伦斯在这部中篇小说中埋藏的丰富思想内涵。
狐狸在小说中首先体现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性吸引力与原始生命本能。当狐狸第一次出现在玛奇面前时，文本中描述道：“它抬眼看玛奇，那种眼神让玛奇感觉到它看透了自己的内心。这只狐狸不仅仅是简单地存在于她的意识中——它掌控了她的灵魂。”这种对视不仅仅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更是潜意识中异性相吸的原始力量的爆发。狐狸眼中闪烁的狡黠光芒唤醒了玛奇长期压抑的女性意识，使她“被迷住了似的动弹不得”，陷入一种“如醉如狂”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劳伦斯对狐狸尾巴的描写特别耐人寻味——在玛奇的梦中，狐狸尾巴“像着了火似的，烧着了她的嘴唇，烫得她疼痛难耐。”按照弗洛伊德的象征理论，这明显是男性性器官的隐喻，而由此引发的灼热感，则象征着被唤醒的性意识带来的强烈震撼。狐狸对农场的侵扰与玛奇内心的躁动形成巧妙对应，暗示着本能欲望对理性世界的冲击与颠覆。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狐狸的象征意义发生了微妙的转换，与年轻士兵亨利的形象逐渐重叠。文本中有意模糊了亨利与狐狸的界限：“在玛奇眼里，他就是那只狐狸。这是因为他把脑袋朝前伸着，还是因为他红润的颧骨上那些洁白纤细、闪闪发光的汗毛，还是因为他那双明亮锐利的眼睛，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但是对她来说，这个小伙子就是那只狐狸，她没办法把他看成别的。”。劳伦斯采用虚实相间的笔法，使亨利具有狐狸的特性：“狡猾、贪婪又残忍”。亨利身上散发出的“淡淡的却很清晰的气味”，说话时声音“柔得像一下下轻轻地抚摸她”，都与狐狸的神秘特质遥相呼应。这种人物与动物的意象叠加，创造出一种迷离恍惚的艺术效果，强化了文本的心理真实感。
更深层次上，狐狸象征着一种不受文明规训的野性力量与生存法则。在两位女性经营的农场濒临破产的背景下，狐狸的频繁出现暗示着自然法则对人为秩序的嘲弄。狐狸捕食家禽的行为与亨利最终占有玛奇的结局形成结构性对应，共同指向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狐狸的狡黠、敏捷与凶残，预示了亨利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从最初的温柔诱惑到最后的谋杀犯罪。当亨利“走入夜幕，射杀了那只狐狸”时，这一行为具有双重意义：既是消灭动物界的竞争对手，也是宣告自己作为“人狐”对玛奇的独立占有权。耐人寻味的是，狐狸的死亡并未消除其影响力，相反，它的皮毛成为连接梦境与现实的媒介，玛奇“一遍遍抚摸狐狸的身体，爱抚它飘动着的美丽尾巴”，而士兵则“在旁边静静看着，等待着”，暗示着原始欲望即使被文明表面压制，仍会以其他形式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狐狸意象的多重象征最终汇聚为对现代文明的深刻批判。在劳伦斯看来，现代人陷入了一种尴尬的生存困境：既无法完全回归动物性的本能状态，又难以在异化的文明中找到真正的满足。狐狸作为一种介乎于荒野与人类居住区之间的边缘存在，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种两难境地。通过这一富有张力的核心意象，劳伦斯揭示了潜藏在文明表象下的欲望暗流与权力博弈，展现了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
心理现实主义的艺术突破：梦境、意识流与瞬间体验
劳伦斯在《狐》中展现的心理描写艺术将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不同，他摒弃了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机械模仿，转而深入人物意识的幽暗地带，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感性体验与潜意识波动。这种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文本虽然情节简单，却蕴含着惊人的心理深度与情感强度。
梦境描写是劳伦斯揭示人物潜意识最有力的工具。在小说中，玛奇的两个关键梦境如同两面镜子，映照出她内心最隐秘的欲望与恐惧。第一个梦中，“她梦见她听到屋子外面有歌声，可是听不懂唱的是什么。歌声缭绕在房子周围，在田野上、在黑夜里飘扬。歌声感动得她止不住想哭。她走出了屋子，突然间她明白了，是狐狸在歌唱。它的颜色非常黄，非常耀眼，像玉米一样。”这个梦境充满了神秘的象征意味：狐狸的歌声代表着异性吸引力难以言说的魔力；金黄耀眼的颜色暗示着性意识的觉醒；而“她想摸摸它”的冲动则暴露出被理性压抑的原始欲望。更具震撼力的是梦中狐狸尾巴造成的灼伤体验：“它那毛茸茸的尾巴一下子拂着了她的脸庞。这只尾巴像着了火似的，烧着了她的嘴唇，烫得她疼痛难耐。她痛醒了，浑身颤抖地躺在床上，就像真的烫伤了一样。”这种跨越梦境与现实的身体感受，生动地表现了性觉醒带来的强烈震撼。值得注意的是，当亨利后来亲吻玛奇时，文本使用了几乎相同的意象：“这是飞快的接触。它使她浑身上下每一根纤维都燃烧起来了，玛奇觉得一股火焰燃遍了全身，烫伤了她……”这种梦境与现实的呼应，构成了劳伦斯独特的心理描写手法，揭示出潜意识如何影响甚至支配着人的实际行为。
玛奇的第二个梦境则预示了班福德的死亡以及她与亨利关系的转变：“她梦到自己的班福德死了。她没有别的东西可做寿衣，只有那只狐狸的皮。她把班福德的头枕在狐狸尾巴上，用火红的狐狸皮做了罩衣。”这个梦境将狐狸、死亡与性别认同的转换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狐狸皮毛作为连接物，暗示着亨利将成为班福德的“替代品”，而火红的颜色则象征着激情与危险并存的两性关系。劳伦斯通过这些梦幻场景，将人物自己都未能清晰意识到的内心冲突，外化为极具冲击力的意象，达到了一种超越逻辑的真实——心理的真实。除了梦境，劳伦斯还运用细腻的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物瞬息万变的心理活动。当玛奇第一次与狐狸对视时，文本如此描述她的反应：“她垂下眼睛，突然看见了那只狐狸。狐狸正抬头望着她，下颚向后收缩，眼睛朝上望着，正接触到她的眼睛。狐狸认识她。她感到意乱情迷——她知道狐狸认识她，因此盯视着她的眼睛，她一时没了主意。”
这一场景通过玛奇的感官体验呈现，省略了作者的全知视角，使读者直接感受到人物那一刻的慌乱与迷惑。类似的技巧也用于描写亨利初见玛奇时的心理：“当他盯视着她的乌黑的眼睛时，内心里不知怎么就古怪、欢欣地激动起来，一种他很怕让人看出的激动，它那么强烈、那么隐秘。”这些描写捕捉了人物瞬间的情绪波动，展现了意识流动的自然状态。
劳伦斯的语言本身也具有强烈的“意象化”特征。有评论指出：“劳伦斯作品中的语言无论在细节描写、人物言行或者性行为的描述上，均强调并灌入主观感情因素。在细节描写上，他善于用精确恰当的语言，抓住最能体现人物心态的动作，尤其是下意识的举动，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渴求。所以，他用的语言均是意象化、主观感悟性的语言。”在《狐》中，这种意象化语言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心理氛围，使外在环境与人物内心形成共鸣。比如描写玛奇穿着“马裤，扎着绑腿，用皮带束紧外衣，戴上一顶宽松的软帽”的男性化装扮，不仅勾勒出她的外表，更暗示了她对女性角色的抗拒；而狐狸“带点邀请的样子，又带点轻蔑和狡黠的神气”的拟人化描写，则折射出玛奇对异性既向往又恐惧的矛盾心态。劳伦斯通过这些心理描写技巧，实现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正如评论所言：“劳伦斯的创作已经跃过了人物性格表象的刻画和典型形象的塑造阶段而进入了心理分析阶段。他不再满足于表现人物‘做什么’，而是深入探索‘为什么这样做’，揭示那些连人物自身都未能明晰意识到的潜意识动机。”这种心理现实主义的艺术探索，使《狐》虽然篇幅不长，却具有惊人的心理深度与情感强度，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
性别战争与权力博弈：劳伦斯性别观的双重性
《狐》中呈现的性别政治是复杂而矛盾的，充分体现了劳伦斯对两性关系思考的辩证性与内在张力。通过玛奇、班福德与亨利之间的三角关系，劳伦斯展现了性别角色与社会权力的复杂纠葛，既批判了传统性别规范的荒谬性，又陷入了一种新的本质主义困境。这种双重性，使《狐》成为解读劳伦斯性别观念的关键文本。
小说首先呈现了一种性别倒错的现代社会图景。两位女主人公经营的农场是一个“去男性化”的空间，在这里，传统的性别分工被颠覆了：“班福德身材苗条、瘦弱，戴着一副眼镜。……玛奇身体比较健壮，她在伊斯林顿的夜校里学会了粗细木工活儿。她将是农场上主要干活儿的人。”更有意味的是，玛奇的装扮与行为方式：“她穿着马裤，扎着绑腿，用皮带束紧外衣，戴上一顶宽松的软帽，在外面四下忙碌时，她的神气活脱脱就像一个优雅的、大大咧咧的小伙子……”这种性别角色的混乱与颠倒，在劳伦斯看来正是现代文明病态性的体现。有研究者指出：“劳伦斯否定了现代人男将不男、女犹不女、阴阳两极，严重失调的悲剧性的生存模式”。他认为这种“女同性恋式的人际关系”是对自然秩序的违背。小说中农场的经营困境——家禽染病、狐狸侵扰、濒临破产——被赋予象征意义，暗示着偏离自然，两性关系的生存模式难以持续。
班福德与玛奇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同性亲密色彩。文本描写她们“相亲相爱，颇具同性恋色彩”，但劳伦斯的处理十分微妙：“她们彼此关爱，细心呵护对方。不要忘了那是战争时期，男性短缺。因为这种短缺，很多女性亲吻、搂抱女性伴侣。”或许劳伦斯不想让读者产生这样的臆想。这种关系在亨利出现后面临严峻挑战，班福德成为玛奇接受异性恋关系的障碍：“她用女性固有的柔情牢牢地控制了玛奇……她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情感上都依赖玛奇。当亨利向玛奇求婚时，班福德激烈反对，声称那样玛奇会“失去自尊”，她指的是“独立自主”。班福德代表的是一种排斥男性的女性共同体，她宣称“性，做爱，是愚蠢的行为，男人们的愚蠢行为”。这种观点在劳伦斯看来，是对生命本能的否定。
亨利的出现引发了三人之间微妙的权力博弈。从表面看，亨利代表着被战争创伤异化的男性气质——他刚从萨洛尼卡战场归来，“心神不宁，缺乏归属感”，对玛奇的追求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重建男性尊严：“他希望通过对女性的占有、特别是对强有力的女性的征服占有，来恢复男性的自尊”。但深入分析会发现，亨利自身也处于性别认同的困境中：他有着“红润的圆脸，相当长的淡黄色头发；眼睛碧蓝，脸颊上的皮肤柔嫩、红润；声音柔和、亲切”，这些特征与传统阳刚的男性形象有所偏离。亨利对玛奇的追求实际上是一场权力斗争，目的是“使她屈服、顺从，从她奋发的知觉中盲目地消逝……夺走她的知觉，使她只是他的女人”。这种赤裸的支配欲暴露了劳伦斯性别观中的男权主义倾向：“男人是天，是太阳，是胜利者和支配者，而女人则是地，是月亮，是失败者和被支配者”。
玛奇最终的处境体现了劳伦斯对性别问题的深刻矛盾。她从一个独立能干的农场经营者转变为亨利的依附者，这种转变，并非真正的解放，而只是从一种支配关系进入另一种支配关系。文本中描写道：“她的灵魂不是光彩焕发，充满了新的生命，而是在萎谢，在流血，似乎受了伤……（她）坐在那里，长久地眺望着大海，在她乌黑空虚的大眼睛里有一道伤痕。”这个形象与小说开篇自信洒脱的玛奇形成鲜明对比。有评论家将玛奇的处境比作海草：“她不得不默然顺从，被埋没在爱情之海下面。……永远在水下柔弱地晃动，所有柔弱的根毛都在水中娇嫩地伸出去，十分敏感，绝对敏感，在朦胧的海水中感受着一切，一生中从不浮出水面张望一下……
这种比喻揭示了劳伦斯性别观的核心困境：他一方面批判现代文明造成的性别异化，另一方面又难以超越传统的性别本质论；他既反对女性男性化，又不满足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模式，渴望建立一种“蕴含着某种温情的新关系”，但在《狐》中，这种理想关系显然未能实现。
劳伦斯性别观的双重性使《狐》成为一部充满张力的文本。他通过三人之间的权力博弈，揭示了性别不仅是生理差异，更是一种社会权力关系的体现。在战争造成的性别失衡背景下（男性大量死亡，女性不得不承担传统男性角色），劳伦斯敏锐地捕捉到了性别认同的流动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焦虑。尽管他的解决方案——回归本质化的两性关系——存在明显局限，但他对性别问题的深刻洞察仍使《狐》成为20世纪早期最具前瞻性的性别研究文本之一。
战争阴影与存在困境：《狐》中的社会批判与哲学思考
《狐》的叙事背景设定在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战争的无形阴影笼罩着整个故事，成为人物行为与命运的重要语境。劳伦斯通过这个发生在小农场上的三角关系故事，不仅探讨了两性之间的微观政治，更揭示了战争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以及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存在困境。这使得《狐》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小说或爱情故事，成为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批判与哲学思考的作品。
战争作为隐形背景影响着小说中的每个角落与每个人物。故事开篇就点明了战时英国农村的破败景象：“战时饲料缺乏，质量低劣”，那些鸡“容易得各种各样的古怪病，在生活待遇上百般挑剔，还顽固地拒绝下蛋。”此外，“自战争以来，狐狸在这儿猖狂得简直无法无天”。这种物资匮乏与秩序混乱不仅是农场经营困难的现实原因，更是战后英国社会整体状况的缩影。两位女主人公选择共同经营农场，本身就是对战争造成的男性短缺的应对：“不要忘了那是战争时期，男性短缺。因为这种短缺，很多女性亲吻、搂抱女性伴侣。”而亨利作为返乡士兵，则体现了战争对男性气质的扭曲——他既带着战场培养的冷酷与果断（最终导致班福德死亡），又表现出一种与传统农民不同的疏离感：“我们确确实实感觉到了他心神不宁，缺乏归属”。战争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性别平衡，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与暴力。
劳伦斯通过农场这个微观世界，展现了现代人生存的普遍困境。两位女主人公经营的农场面临重重困难：她们“起早贪黑像牲口一样干活，失去了读书、享乐以及追求美好事物的机会”。这种生活状态象征着现代人异化的生存处境——在机械文明的压迫下，人失去了与自然、与自我本真的联系，沦为纯粹的生产工具。狐狸对农场的侵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被文明压抑的自然力量的反弹，它打破了两位女性苦心经营的秩序，迫使她们面对自己压抑已久的本能与欲望。玛奇对狐狸的复杂感情——既想猎杀它又被它深深吸引——正是现代人在文明与本能之间挣扎的隐喻。劳伦斯借此表达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机械文明’扼杀了人性，造成人的异化和性别关系的严重失调”。
小说中的存在主义色彩在玛奇的形象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一个“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和许多没有满足的欲望”的女性，玛奇经历了从“自为存在”到“他为存在”的痛苦转变。小说开始时，她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尽管生活艰辛，但掌握着自己的命运；随着狐狸/亨利的出现，她逐渐沦为欲望的客体与他者，最终成为亨利意志的附庸。文本描写她最后的心理状态：“她受伤了，她在流血。往昔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她有一种心愿，就是让吉尔感到幸福……但是当她摆脱了吉尔，摆脱了沉闷的农场生活时，她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不错，她是得到了一个男人的爱，但是这并不是她为之努力的结果……她落空了。她或者是一个背负责任，却不知道责任背后意义的无性（中性）的人，或者是一个沉没到意识底层，消融在男人意识之下的女人……总之她将失去自己。”这种存在状态的转变，揭示了劳伦斯对现代人自由困境的思考：人要么在孤独中维持自主而痛苦地存在，要么在与他人的融合中失去自我。
死亡意象在小说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班福德被倒下的树木砸死的情节，表面上是意外事故，实则是亨利精心策划的谋杀：“班福德，那位被抛弃的女性，被一棵树砸死了；事故的策划者就是那个年轻人，那个士兵”。这一暴力事件象征着战争思维在和平时期的延续——用消灭他者的方式解决冲突。更有意味的是玛奇对狐狸死亡的反应：“她一遍遍抚摸狐狸的身体，爱抚它飘动着的美丽尾巴”，这种对死亡动物的迷恋暗示着玛奇对自我独立人格的告别。狐狸与班福德的死亡共同构成了玛奇精神世界的地震，使她最终屈服于亨利的意志。劳伦斯通过这些死亡意象，揭示了现代社会表面文明下潜藏的暴力本质。
《狐》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阴郁而真实的人类生存图景。在这个被战争摧毁又重建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权力博弈与暴力冲突；现代文明在压抑人类本能的同时，也造成了性别角色与社会关系的混乱；个体在追求自由与归属的过程中，往往陷入更深的异化与失落。正如评论所言：“劳伦斯在《狐》中通过对几个青年男女之间关系的描写，深刻揭露了英国‘文明社会’以及帝国主义战争对一代英国普通人的蹂躏和践踏，《狐》已经冲破了英国农村的小小一角，反映了整整一个社会，描绘了整整一个时代。”这种从微观人际关系折射宏观社会现实的能力，正是劳伦斯作为伟大作家的标志性成就。
《狐》作为劳伦斯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以其丰富的象征体系、深刻的心理描写和复杂的主题内涵，成为二十世纪英国文学中一部耐人寻味的经典。通过狐狸这一核心意象，劳伦斯将人类潜意识中的欲望暗流外化为可感的艺术形象；通过对三人关系的细腻刻画，他展现了性别政治与社会权力的复杂纠葛；而借助战后农场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他更揭示了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存在困境与精神危机。这些艺术成就使《狐》超越了其产生的具体时代，成为探讨人类永恒命题的文学典范。正如多丽丝·莱辛所言：“《狐》是劳伦斯创作的精髓，是他巅峰时期的作品。该小说风格鲜明，读者很容易忘记它的时空背景。”这部小说邀请我们直面自己内心那只狡黠的“狐狸”，审视那些在文明面具下骚动不安的本能力量，思考在异化的现代社会中如何重建真实而有生命力的人际关系。
2025年8月25日
人物背景: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 H. Lawrence）是20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批评家，代表作品包括《儿子与情人》《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其创作以探索人性、批判工业文明和直率描写性心理著称。
生平概览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年9月11日－1930年3月2日）出生于英国诺丁汉郡的矿工家庭，母亲为教师，父母的文化差异与家庭矛盾深刻影响其创作主题。他早年从事教师职业，后因健康问题转向写作，44岁时因肺病逝世于法国。
文学成就
代表作品：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1913年）带有自传色彩，探讨恋母情结与阶级冲突。
《虹》（1915年）与《恋爱中的女人》（1921年）通过家族叙事反思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因性描写引发争议，长期被禁。
其他创作：包括10部诗集、4部戏剧及大量散文，作品融合现实主义与心理分析，语言充满生命力。
思想与风格
劳伦斯批判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主张回归本能与肉体体验。其小说常通过性关系隐喻社会矛盾，艺术手法上善用象征与内心独白。
2025年8月16日
车向斌，汉族，1967年生，大学学历，陕西省潼关县人。1992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当过报刊记者、编辑等职，现供职于陕西某报社。1993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各类作品200万字。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小张的爱情》《郭二牛的爱情小差》《缝穷的女人与她的官儿子》《毫州人“出口”那些事》《爱神的裁决》《秋日沉思》《过继》《二球》等；中篇小说：《优秀的“坑儿”》《卤肉西施》《为您添彩》《潼关烧饼进大城》。2023年5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优秀的“坑儿”》。现为渭南市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理事。
2022年，中篇小说《优秀的“坑儿”》获首届世界华文小说奖。
(审核:武双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