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风习习，明月中天。

今日恰好是立秋。常言“入秋水凉三分”。傍晚的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风雨，却正应验了古人之言不虚。

暑热大约在减轻。一个暑期中，编完《鄂州名胜古迹鉴赏》一书,却了数年的心愿，心情似乎并没有轻松。何故?自己也道不清。

前些年曾写过二篇文章，一篇是《西山情思》，一篇是《官柳》。《西山情思》是写三上西山的变化，反映这座历史名山近年来的现状和遭遇，是一篇反思文章。写《官柳》的动机，源于我市的市树、市花定为樟树、梅花之后。鄂州官柳的历史不亚于武昌鱼的历史，其知名度与武昌鱼相比，也不分伯仲。何以今人却漠然置之，欲作永久的忘却?就连市树这等涉及到整个鄂州形象的大事，就这么轻率、肤浅?

你能搞得明白?

当上千年和几百年的祖先留下的古迹鄂州古八景之一“凤台烟树”（即凤凰台、东门塔）被今人一大包烈性炸药轰塌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明白?

这是误区，可能也是遗憾。

可想到误区和遗憾，不由人又想起了许多。

鄂州古称鄂。一说鄂通噩。噩即咢，就是古代鳄鱼。因为这里曾是鳄鱼的故乡，故称鄂。二说是商代有鄂国，在今山西乡宁县，后迁徙到现在的鄂州，乃名鄂国，亦名东鄂。西周末期，楚子熊渠占领东鄂,封中子红为鄂王，并建鄂王城。东周时，此地曾作为楚国都和楚别都的迁移，鄂州又先后为楚王子子皙、鄂君启的封地，故又称鄂邑。秦汉实行郡县制，鄂邑又改为鄂县。鄂国、鄂王、鄂王城、鄂邑、鄂县，直至今天的鄂城、鄂州和湖北简称鄂，直乃一脉相承，鄂史悠悠。

值得一提的是,隋代改郢州称鄂州，为州治名，地址在今武汉，武昌县（今鄂州）属之。这是“鄂”字地名的首次西移。元代又为鄂州路，后改武昌路、武昌府，均在今天的武汉。

武昌，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它因三国孙权建都于此而闻名于世，孙权有欲以武力而昌盛的意思。自此，鄂州称武昌，由都到郡，由郡升军，由军到县，延绵到民国，约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而在唐代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唐置武昌军节度使，是政府的机构名（不是地名），这是武昌之名西移之始。节度使机构设在当时的鄂州（今武汉），即江夏县治所。元代成宗大德5年（公元1301年），武昌军节度使又改为武昌路。元顺帝 24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改武昌路为武昌府，直至清末。民国2年（公元1913年），废武昌府，将武昌府治所在地的江夏县改为武昌县，而真正的武昌县（今鄂州）于次年（公元 1914年）改为鄂城县。

从上述变化可知，从唐代起，武昌之名开始逐渐迁移到今武汉。其先由官方机构名到地名，直到近代爆发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准确的说法应是武昌府起义），武昌之名更是家喻户晓。武昌之名由鄂州转移到武汉，用了一千余年的时间，缓缓地完成了它的漫长而彻底的地理变更。

于是，今鄂州的武昌之名逐渐地被人遗忘，遗忘得成了“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

说到现在的鄂州和古代的鄂州，是异地同名，年代也隔“十万八千里”。当“鄂”字之名从三国孙权改鄂为武昌以后兜着弯子转了近二千年，而今又重新回到故地，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则“武昌”二字，犹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古有鄂州，今有鄂州；古有武昌，今有武昌。翻起史书的时候，往往又是一个误区。

再则，据《史记·楚世家》、《唐·括地志》、《清·武昌府志》、《武昌县志》、《湖北通志》等载，楚子熊渠封中子（即第二个儿子）红为鄂王。熊红称鄂王后，即在此筑鄂王城。鄂王城，史书有均为记载，不容置疑。而熊渠死后，熊红继位，仍居所封之鄂。熊红传六世至熊咢，仍以鄂为都城。这些则史载寥寥，可根据出土文物“夜雨楚公钟”和近年在鄂王城出土的楚国金币“郢爰”，却说明了这一事实。

民国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也明确定论:“周夷王时，熊渠崛起，东向拓地至于鄂，即今武昌县境。渠子红继位，即都于鄂，以后六传至熊咢不改。”（注:楚君六世先后为熊延、熊勇、熊严、熊霜、熊徇、熊咢）。楚国有七代国君都于鄂，其中的一代国君还用鄂作名字，可见鄂作为楚国都城的时间不短。楚国初期，楚人荜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正如郑国史伯和郑恒公分析天下大势的发展而说:“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周语·郑语》所说的昭德，指的就是楚国的创业精神。

当楚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史记》），拥有了盛产铜锡的南方（长江中游一带），一个以青铜器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楚国国力也如虎添翼。故当西周王室对没有驯顺、充分满足周天子对青铜要求的楚国，不惜劳军远征。周王甚至亲率南征掠夺楚国的青铜器资源。现从一些青铜器上，如《过伯簋鬼》的铭文可以看到:“过白(伯)从王南征伐楚荆，孚(俘)金(铜)用作宝尊彝。又《鼒簋》“鼒从王伐荆，孚(俘)用作澟簋”。过伯、鼒都是随同周王出征楚国的大臣。他们从战争中掳获楚国青铜器，回国制成青铜簋，并以铭文记字，以向子孙们炫耀。这时，占有和发展青铜业以充实楚国实力摆在了楚国头等位置，也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楚国于是“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征服、占领了鄂国，即今鄂州。楚国占鄂国，是冲着青铜而来。而鄂国恰恰又富有楚国梦寐以求的铜铁资源（如大冶铜绿山铜矿，古属鄂州。从今天发掘出土，闻名于世的曾侯乙编钟，根据化学分析，其铜料来源于大冶铜绿山）。鄂国产铜，况且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湖泊纵横，水利灌溉方便，气候温暖，水稻栽种历史悠久。而从鄂出发溯长江而上可抵达荆宜；顺汉江水而北，能挺进中原；沿大江东下、可直通吴越，其战略位置十分显要。这些，楚国要建都于鄂就不言而喻了。

由于鄂王城的基础，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鄂州设县，称鄂县。鄂县东界九江郡，西界长沙郡，北临大江，其辖区囊括了今湖北的整个鄂东南地区。至西汉，随着鄂县的开发，鄂县辖域内又增设了三个县，即沙羡（今武汉）、下雋（今通城），下雉（今阳新）。《太平寰宇记》记:“汉高祖析南郡置江夏郡，处于鄂。”即鄂县也是江夏郡的治所。迄至五代及宋,江夏县（隋设、分沙羡立）又分出永安县（即咸宁）;蒲圻县（三国设:分沙羡立）分出嘉鱼县、唐年县（即崇阳）、通城县;武昌县分出大冶县；下雉（晋改阳新，南朝改永兴）分出通山县。这一体制直至清末。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7月大冶又分设立黄石市。鄂东南发展到今天共有武汉等6市5县，成为湖北的经济中心，与其悠久的鄂县开发历史分不开。所以说，后来孙权来鄂建都，也是因为此地有其优越条件和地理优势。对这些优越条件和地理优势，吴王与楚王可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

因三国孙权建都于鄂，鄂州留下了不少的胜迹，南楼便是一处。南楼又名庾亮楼，因晋代武昌郡又是江州的治所，所以江州刺史庾亮一直坐镇武昌。庾亮镇守武昌时，政绩颇多，其崇修学校、高选儒官、坦率行己、招集有方等等。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将武昌城内孙权安乐宫之端门---鼓楼，改称为庾亮楼。

有趣的是，武汉于宋代初也建了一个南楼，其地称鄂州，诗人墨客亦称鄂州南楼，其建此楼，亦有纪念庾亮之意。只是一个古鄂州南楼，一个今鄂州南楼，二个南楼虽建的时间相隔七、八百年，而翻开古今诗人吟咏南楼诗词歌赋时，又常易混淆模糊。这亦是一个误区。唐代诗人刘长卿在《孙权故城下怀古》中曾写道:“雄图分割据，神器终不守，上下武昌城，长江竟何有?”因为武汉在鄂州长江上游，鄂州其下，故称上下武昌城，而至隋代在武汉设州称鄂后，诗人又多称武汉为鄂州、鄂城，这恰好与今天的鄂州名和鄂州在民国时改鄂城名雷同。这一些偶然，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正所谓:千年二江夏，今古二鄂州，上下武昌城，远近二南楼。

由于产生了这些误区,不免给今人的认识带来了麻烦。而麻烦就出在今天以信息和知名度为价值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于是乎，武昌之名,，武昌鱼之名都成了抢手货，都有人来争，来混淆视听了。就是解放后改称的武昌县（即今武汉市江夏区）都为武昌鱼的“正宗”参与进来，争得面红耳赤。甚至连宋代苏轼在西山留五年而闻名的东坡饼，对岸的黄州赤壁也争，几乎是“茅屋里搞到正屋里来了”，让人不分真假摸不着头脑。

前些日子，因父病住院在医院陪宿，夜偶翻李健编著的《红墙纪事》一书，其中有一段写到了毛泽东谈武昌鱼的情节。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写有一首“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著名诗句。武昌鱼，实际上是鄂州的樊口鳊鱼，系因孙权城都武昌而得名。该鱼亦名团头鲂。此鱼在梁子湖生长，是梁子湖独有品种。每到菊黄重阳退水季节，鳊鱼便随九十里长港的梁湖水，游弋到长港通江的汇合处--樊口。此地水深洄急又称活水，鳊鱼好洄游，故在此地取鱼，鱼大肉肥嫩美，异于它处。

有一首古民歌也证明:樊口的鳊鱼，武昌（今鄂州）的酒，黄州的豆腐,，巴河（浠水）的藕。历代文人墨客多有赞颂之句流传。毛泽东吟咏武昌鱼，也是用了前人的典故。但毛泽东不知古武昌变更后今天的名称，所以毛泽东在 1975年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上解释:“武昌鱼不是现在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和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实际上毛泽东起码知道武昌鱼出自于古武昌，不是今天的武昌，也晓得大致位置。只是变来变去，人们不知武昌之真面目了。伟人尚如此，何强求于他人呢?

谈到这些误区怎么办呢?

于是，应旅游局之邀，编写了这本书。好在此书属旅游鉴赏性质，不属于史书、志书之类,，说话也就随便了些。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