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墙的命运
文/管苏清
一座古城，一片灰瓦，一块青砖，一湾碧水，一树野花，皆是自然的巧拙神功。历经岁月洗礼，承载历史光景的古迹越来越少，令人扼惋。游走西安、北京和南京，专门去看看留存的古城墙，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乙已年过得快，一眨眼过了立秋，不禁想起西安城墙上的月色，静谧晶莹，紫气陪伴，像从隋唐走来。隋唐长安，世界仰望，唯一人口超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城墙圈定的都城，比千余年后的北京大一倍多。现存的城墙建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1374年—1378年），是在唐长安城的皇城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历史可以上溯到6世纪建造的隋大兴城。明西安城墙初建时，只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依次名曰长乐、永宁、安定、安远，包含着当时的人们对平安、快乐生活的企盼。
城墙是一本无字史书。古城长安，先后有西周、秦、西汉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史志记载：长安发展规模空前绝后，长安城面积85平方千米，几乎是世界古都名城巴格达3倍，罗马6倍，拜占庭7倍，宫城与皇城之间的街道宽达220米。经过风吹雨打，战火人祸，西安城墙还算幸运，比较完整地保留着13.74公里，使之成为古老西安的醒目名片，令人欣慰。
在清以前各朝代，军事行动以冷兵器为主，城墙起到极为重要的防御功能。各朝各代将维修城墙作为地方军政长官重要职责，如果失职，轻则革职问罪，重则人头落地。热兵器盛行，城墙命运出现危机。
第一次出现拆除城墙的潮流，发生在民国初期，全国各地城市建设蓬勃发展，城墙命运多舛。1907年，湖北汉口拆除了城墙。此后，上海、杭州、广州、泉州、九江、长沙、梧州、重庆、武昌……纷纷对城墙下手，将其拆除。1927年，陕西省建设厅拟出了拆除西安城墙的草案，幸运的是，维护城墙耗费巨资，但拆除城墙依然需要一笔巨款。陕西省建设厅拿不出这笔费用，加上国立西北大学师生反对，此案不了了之。
后来战火频繁，西安城墙又有了“用武之地”。抗战时期，西安军民利用城墙修建了600多个防空洞，抵抗日军的轰炸。城墙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结束后，要不要拆除城墙？西安的主政者认为，城市建设发展交通，可以多开几个城门，作为补充。西安又开设了14座城门，共有18个城门。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出现了拆除城墙的声音，梁思成、林徽音、罗哲文、陈占祥等人提出保留旧城，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的建议，可惜未落地……从1952年开始，北京拆城墙，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效仿。这次，西安依然没有跟风。1953年，西安在做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提出将西安城墙和护城河进行保护，建设成为文化景观和城市骨架。不得不说，这种理念在当时是超前的。
转眼到了1958年，这一次西安城墙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拆城”威胁。这一年中国进入“大跃进”，全国掀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拆城”浪潮。与拆除派的有理有据比起来，保护派要单薄得多，只能以历史悠久、有研究和欣赏价值来回击，明显不符合当年的趋势。时任陕西省文化局的领导，深知情势危急，果断联络了几名文物专家，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向国务院写信，请求保护西安城墙。当时的省长赵伯平也是保护派，他很快将信转到了北京。
也许是上天冥冥中的护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接到了这封信，他第一时间批示：西安城墙是重要的文物古迹，应当保护不能拆除。在习仲勋的支持下，文化部又写了一份关于西安城墙的资料递到国务院。1958年9月，西安市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拆城”事宜总算有了个结果。12月28日，西安市长签署了一份文件，“自即日起严禁拆取城砖、挖取城土以及其他破坏城墙的行为”，命悬一线的城墙逃过大劫。
回首往事，西安城墙的运气实在好，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有人挺身而出，让错误决策胎死腹中，真是万幸！从下到上，居功至伟。有灵魂的西安城墙，在巍峨秦岭的呵护下，没有辜负“长安”的历史回望。
可惜那么雄强的北京古城墙，如今基本随风飘散。北京的城墙最早呈“凸”字形，兴建于元，建成于明。大将军徐达因为都城空旷，不易防守，奏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缩城北五里”，在其以南五里之处另筑新墙。在嘉庆年间，北京城又开始兴建南城，这又让城墙继续扩张，据现代考古学的勘测，北京的古城墙实际总长约23公里，如今只剩下了1500多米。可叹，北京城墙逃过了战火，没有逃过拆除这一劫。
时代伤痛，往往是一代人付出的代价。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城市建设如何规划，是否拆除北京的古城墙各抒己见。有的人不知哪来的一股牛劲，坚持拆除，不留一丝犹豫。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则认为大可不必拆除古城，行政中心可选择老城区外，留下北京古城与古城墙，种上灌木植物，放些座椅供市民休息，建造一处特别的城墙公园。临近的永定河夏可泛舟、冬宜滑冰，是个极好的人样休闲去处，合理开发必然是享誉世界的一处胜景。
一举两得之策，最终未能劝服决策者。1953年，北京古城墙开始正式拆除，彼时的林徽因已重病卧床，听到北京城墙将被拆除的消息后，依然站出发声：这些古迹倘若执意拆除，将来迟早会后悔！字字泣血！《后汉书·何进传》中有句话十分在理,“国家之事易可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不幸打脸的是，历史很快就验证了林徽因当初所说。
历经明、清两代，北京城墙基本成型，至民国时期整体布局依然得以保存。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也对旧城进行了考察、修复工作。195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给北京市拨款15亿元，用于修缮城楼。15亿元是法币，这笔款虽不多，经测算可修缮七座城楼，但却足以鼓舞修缮工程队的志气。时隔多年，古建专家孔庆普依然记得，开工日是9月2日，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城楼和箭楼修缮工程相继开工。12月20日这天，他的心情是晴的。除安定门城楼、箭楼因“托梁换柱”和“托檩换梁”操作技术复杂未竣工外，其余四项如期竣工。他和助手登上花费心血最大的阜成门二楼，谋划着明年对眼前瓮城、闸楼继续修缮。当时虽然是严冬时节，站在自己主持修缮的城楼上，把棉帽子的耳朵翻上去，摘掉围脖儿，丝毫不觉冷。
1951年底，北京建设局上报了1952年度的城楼修缮计划，但直到次年3月，批复迟迟下不来。当时人们难以想到，刚刚修缮一新的阜成门等城楼和箭楼，竟然成为妨碍建设新北京的“障碍物”，城楼修缮工程早已暗中被叫停。北京地铁作为新兴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1953年开始规划，风向转变，首都交通改善工程大步向前迈，城墙、城门、牌楼成为“障碍物”。
梁思成最为人同情，那么美妙的规划，如果实现，现在的北京是啥光景？1953年至1958年，是北京城墙的厄运期。之后，在“文革”期间，西、北、东大部分城墙被拆除。已有600年历史的北京城墙烟消云散，城楼、箭楼所剩无几。“谁都不想拆”，在孔庆普的记忆中，他身边的所有人，从技术工人到老局长，都对这一指示不理解。此前，考虑到城市发展需要，在城门一边或两边开辟豁口或修建门洞，是曾参与城楼修缮工程大多数人的共识。1952年9月，从西便门开始，“拆”成了孔庆普与这座城关系的另一面人生。出于无奈，孔庆普根据现存城楼的规模，制定了一项在绝望中保留最大希望的拆除序列，阜成门被列入倒数第二，东直门城楼和希望保留下来的西直门整座城门列在最后。
其实孔庆普看得比谁都仔细。每拆一座，他就和助手仔细测量城楼各部的尺寸，并当场绘图。没人让他这么做，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是我拆的”。本子里，密密麻麻的数据叠着这座城消失的一角、又一角。“文革”期间，他在城楼拆除现场绘制的资料图，还有一些照片，被“造反派”抢走，日记本被妻子烧掉，以躲是非。好在之前孔庆普每拆一座城楼，就送一份副稿给曾指导城楼修缮工程的故宫专家单士元。而单在“文革”之后，将手中保住的所有资料悉数归还。浩劫中，人心和画稿都留了下来。孔庆普曾参与《北京老城门》的编纂，他熟知每一张照片是哪一座老城门。书到手后，他为每一页的城门照片做了汇总。但也有些东西没回来，曾有的五六百张城楼、牌楼、古桥照片，至今下落不明。
有数百年历史的真古董没了。2004年，北京决定重修永定门，施工队浩浩荡荡，恢复的城楼像个楞头青，正如林徽因所说，那站在世人眼里的城楼是一个假古董。无论重建付出了多少心血，但它已然不是从前那般了。很多地方的古迹，如同北京城墙的命运，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那些古迹耗费了多少先人的心血和精力，无从得知。历史往前走，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抹去痕迹。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又无法说服众人时，往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南京古城墙的命运还算幸运。早在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之时，谋士纷纷主张：取南京而定天下。《明史》记载：“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1378年，朱元璋宣布定都南京。立都江南，明王朝第一个，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一朝初始，朱元璋下令筑建金陵城墙，那真是下了血本。那年月手头紧得很，国库中也没几个银锭。《明实录》记载：1366年，朱元璋差人看风水，见玄武湖在北为玄武，钟山在东为青龙，秦淮河在南为朱雀，清凉山在西为白虎，遂框下城墙位置。结果用了整整28年，南京城墙全国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牛气，600多年历经战乱，仍存25公里。明代南京城的规模相当宏大，为明中叶后南京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基础，自清乃至民国，城廓无大变，部分道路及地名一直沿袭至今。我在南京军区后勤部时，机关地址是“明故宫6号”，出门满眼古迹，如明代故宫的午朝门、朝阳门（今中山门）、东华门、西华门等，那时青涩，还不知古物的份量。
得山川之利，空江湖之势。世界建筑大师断言：山、水、城、林皆有之城，除了南京，世上别无二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南京曾有44种不同之名。其城西有座石头城，似蹲虎；东有钟山，如卧龙，人称南京为"虎踞龙盘"，刘备曾派遣诸葛亮到南京核对，结论是"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
南京明城墙包括明朝京师应天府（南京）的宫城、皇城、京城和外郭城四重城墙，今多指保存完好的京城城墙，当时动用全国28万民工，约3.5亿块城砖。营造一改以往取方形或矩形的旧制，依山脉、水系走向筑城。南以外秦淮河为天然护城河、东有钟山为依、北有后湖为屏、西纳石城入内，形成独具防御特色的立体军事要塞。其中京城城墙长达35公里多，举世无双，是继中国长城之后的又一宏构。
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都城建造完工后，朱元璋与诸大臣及皇子登临钟山，观察南京城形胜，皇四子朱棣提出“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对准紫禁城”的潜在担忧。同时，南京城南的雨花台和北面的幕府山留在城外，对都城防守极为不利。遂朱元璋下令建造外郭城墙，以弥补京城城墙之缺憾，外郭各段用砖砌的部分加起来约20公里。
明朝中叶，先后3次抵达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称：“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当地人讲了一个故事：两个人从城的相反方向骑马相对而行，花了一整天时间才遇到一起，南京城墙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南京“系祖宗根本之地，东南总会之所”，城墙受到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仅《明实录》中关于城垣大规模维修的记载就达40余次。清朝时期，南京作为两江总督所在地和中国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城墙依旧保持着维护状态。清作家吴敬梓，曾在南京秦淮河畔生活多年，他在《儒林外史》中写道：“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清楚地记述了南京城墙的来历和规模。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提出“以新都建设需要，将标卖南京全城城垣城基”，打算全部拆毁南京城墙。遭到了文化界的强烈反对及谴责，徐悲鸿等人火力齐射，连续在报刋发表文章进行批评，城墙终得幸免。1950-1960年代前后，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波及南京，同其他城市的古城墙一样，修复和保护工作曾走上曲折的历程，南京城墙曾几度历经被完全拆除的危险，幸而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朱偰先生立即向南京市领导提出紧急建议，下令停止毁城，四处奔走联合各界人士共同呼吁。同时向中央文化部发电，呼吁保护明城墙。在朱偰先生等人的再三努力下，部分市民也纷纷写信到市政府“提出批评和责难”，最终使南京城墙得以保存。
规模恢弘雄壮，在钟灵毓秀的南京山水之间，城墙蜿蜒盘桓。我在南京军校上学时，曾走遍了主要的城墙段，有时兴起，还爬上爬下勘察一番，渴了饿了，就花一毛钱买瓶“金陵啤酒”，一口气灌下，满心舒坦。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金陵是十朝帝王之所，也是文人墨客怀古泼墨之地，六朝时在繁华的秦淮河畔、乌衣巷口、朱雀桥边，处处散发着浓浓的金粉气息，谢灵运、刘勰、王羲之父子等文人雅士，汇聚于此，真是人文荟萃，紫气升腾。唐代诗人杜牧的《泊秦淮》千古流传，代代相传，几乎成了秦淮河的千古绝唱："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中国古都不下200座，每一座古都里有都有成千上万条小巷，这些古老的小巷，折射着历史，也沉淀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但是没有哪一条小巷，有金陵的乌衣巷那样有魅力。乌衣巷史1700多年，从古巷里走出了一大批风云人物和文学艺术大家，据志书记载，三国时期，这里曾经住过两位著名的宰相，一为辅佐创立了东晋王朝的王导，二为指挥了著名的淝水之战，战胜了苻秦百万大军的谢安。书圣王羲之从幼年就住在乌衣巷，谢灵运在巷中终成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
刘禹锡闲暇之余，走访乌衣巷，吟唱留下了“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人拍案叫绝。文化的穿透力见证了六朝古都的繁华，也预示了历史前行的艰难，后来北京城墙存废之争，给了人们痛入骨髓的印证。
作者简介：
管苏清，上海市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协会、中国微型小说协会会员，曾出版《战旗美如画》《霸王行动》《天界》《天吟》《梨花雨中又逢君》《飞舞的蓝飘带》《静寂春夏》《听雪开花》等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集。曾获第五届“中国徐霞客散文奖”等多项散文奖。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