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周至县三育小学保送到延安抗大的丁应南、李杰、高凌云、李哲生等学生回到周至宣传抗日政策，校长庞应举在县剿匪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西北民族抗日义勇军，三育小学师生及社会青年五百多人参加，庞应举任大队长，在河南偃师县改编为游击第六纵队，先后参加了娘子关、平型关等战役，战斗二百余次。西安易俗社根据报道，编成秦腔《血战三郎山》，在剧院和部队多次演出，造成很大影响，鼓舞了部队的战斗士气。1939年，何文鼎在周至县为26师招募周至青壮年300余名，1940年在五原大战中大部分人员战死，后又不断在周至为在内蒙战场征兵。仅民国31年(1942)4至12月，兵役科在周至征兵3406名，抗日战争中，1万余名周至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千余名周至青年牺牲在抗日前线，大部分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随着岁月的流逝，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会一个接一个走向生命的终点。     

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为了永远铭记周至人为国断头的气节和崇高的民族脊梁历史，讲好周至故事，周至县作家协会组织了系列抗战文章，以示纪念。

战斗在中条山上的父亲

文/纪合生

中条山是位于山西省南部仅三百里长的山脉，我没见过，也没去过哪儿，可它却一直令我魂牵梦绕。因为我父亲曾在此同日军作战、撕杀两年多，在此流血，差点殉国。对中条山，对我父亲，我总想写点什么。一直未动笔，现在我将父亲在中条山的故事写出来，以示对中条山的敬仰，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对陕西数万阵亡抗日军人的追念。

我父亲叫纪士雄，字佑民，周至县终南镇豆村人，生于1914年9月16日，身高1.72米。1938年3月为生活所迫，卖壮丁当兵（卖了三石米），在部队受训4个多月，为一等兵。于1938年8月随陕西兵队进入山西中条山，开始了两年多保卫中条山、保卫陕西、同日军作战的生涯。由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我父亲不敢过多地讲当兵的事，只是在心情好的时候，会讲一些关于他打仗的事。我根本没想以后写些什么。父亲讲啥，我只是听，从没插嘴多问，所以具体部队番号、师、团、营、连长姓名，战友姓名都不清楚，只能就作战惨状、激烈程度及片断作以叙述。 

夜宿小山村

部队进入山西后，向东挺进，越往东，人越少，以至几乎见不到老百姓。当时天气正热，中条山应该是树木茂密，山野葱绿。但却显现出一片萧杀之气，到处是遍布的弹坑、折断的树木、烧毁的房屋、烧焦的黄土及还在升腾缭绕的硝烟。部队深夜行至一小山村，进村休息，村无一人。由于疲乏，我父亲和几名战友睡在炕上，还有几人打铺睡在地上，第二天天明一看，炕上、地上，到处是已干涸的血迹。不说也知道是日本兵把村里的人杀了。把大家气得大骂：“日本兵狗日的不是人，是哈怂，乱杀咱中国人。”并说见了日本兵要多杀几个，给中国人报仇。一次白天，部队行至一村庄，我父亲他们一天一夜没吃饭，想做饭，没锅，在后院子里寻了个小铁盆，架起生火做饭。没水，就用地上的雪消水。由于饥饿，饭做好后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饱后才闻到碗里有尿臊味，原来做饭的小铁盆是尿盆，有的人当时就呕吐起来。

 肉搏战

在中条山的两年里，我父亲和日本兵进行过多次肉搏战，短兵相接，无法用枪。咱陕西兵每人配带一支汉阳造步枪、一把大刀、一把铁锹。咱的刺刀不行，容易弯，所以肉搏战时，主要用大刀。那时当兵的不问啥 ，连长、排长发话指哪，当兵的就冲向哪。一次上级命他们连抢占山头，后边还有连队紧跟。谁知他们刚冲上山头，日本兵从山那面也冲上山头，来不及回避，就展开了肉搏战。我父亲说日本兵个子普遍低，陕西兵凭着个子大的优势，舞着大刀用力砍杀。在这次战斗中，我父亲砍死了一名日本兵，但我父亲的胳膊也被日本兵刺伤，后来留了个疤。父亲说：“日本兵虽然个子低，但素质好，使用的枪身长，拼刺利索，咱的人占不了便宜。由于咱的后续部队涌上山头，日本兵在撂下几十具尸体后才退下山去。”在后来的阵地战中，日本人冲上阵地，父亲还和日本兵多次进行过肉搏战，还砍死了两名日本兵。因为肉搏时受了伤，我父亲至死不能忘记和日本兵几次交手的肉搏战。 

伏击战

在守卫中条山时期，陕军和八路军走得很近，关系融洽，相互配合作战。陕军派部队分期分批到八路军处学习游击战，我父亲也被派去跟八路军学习游击战，给我父亲他们讲课的是个姓刘的八路军营教导员，我父亲说：“八路军讲游击战，主要是说中国部队在武器装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不能和日本兵硬拼，要灵活机动地打伏击战、夜袭战、骚扰战等，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就撤。”我父亲在八路军处学习游击战半个月返回部队。这时，八路军提供情报，说日军一部分兵队要进攻陕西部队，商讨和陕西部队联合打一个伏击战。约定由陕西部队埋伏在山沟两边，等日军进了伏击圈，八路军封住山口，扎紧口袋，发出信号再打。当时是秋天，我父亲和其他士兵埋伏在山沟两边，用高梁杆盖在身上。当日军一小部分兵队进入伏击圈，还没进完，八路军还没发信号，陕军就开了火，顿时枪声大作，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声、喊杀声，响成了一片，响声连天。没进入伏击圈的日本部兵跑了，进入伏击圈的近百名日本兵被全歼。我父亲说日本兵硬死不投降，受伤了就自杀，甚至连枪都摔坏。这次伏击战还缴获了一辆装甲车，我父亲和战友气得用枪托打，用石头砸，连长阻止说：“别砸，还有用，明天叫机械兵弄回去。”打扫战场时，我父亲在日本兵尸体旁捡了个手电筒，红铜颜色，弯头，电池用完后，也舍不得丢，后来带回家。小时候我也玩过，电筒烂了才撂了。

 阵地战 

陕军在中条山和日军作战的两年多时间里，日军光大规模的扫荡、进攻就10多次。陕军硬是在阵地上坚守，人几乎打完了也不退，仍艰难的坚守在战壕里，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寇的一次次进攻。在阵地里陕军夏季承受着烈日的曝晒，秋季承受着淋雨潮湿的折磨，冬季承受着冰天雪地寒冷的侵袭。阵地战是陕军伤亡最重，最残酷的战斗。日寇凭借迫击炮、山地炮、大炮、飞机的优势，向陕军阵地发起一次次进攻，日寇进攻时，炮火连天，山摇地动，陕军士兵成批成批的阵亡。我父亲说：“不要说别的武器，就光说步枪，日本的‘三八大盖’，比咱的‘汉阳造’射的远，打的准，咱的人吃了不少的亏。咱的‘汉阳造’性能不好，枪管容易发热，仗打到紧火处就卡壳，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一次A团（当时对外称呼用代号）派我父亲所在连，协助B团坚守阵地。敌人的飞机大炮把阵地都轰平了，B团仍然坚守着。一颗炮弹在我父亲身边不远的地方爆炸，土把我父亲都埋了。当时他身边一个姓司的战友（终南镇老堡子村人）被炮弹炸伤，抬下去时看我父亲不见了，以为阵亡。就给家里写信说我父亲被炸死了，我爷大哭了一场。我父亲没死，从土里钻了出来，连伤都没受，继续打仗。最后他们这个连，打的只剩我父亲一个人了。B团的团长姓韩，士兵爬在战壕里不敢抬头，韩团长在壕沿上走来走去，对士兵说：“不要怕，抬起头，看着敌人打。子弹专打胆小的人。”当时阵地上下了厚厚地一层雪，冻得人直发抖，但无人退缩。到最后，仗打到最惨烈的时候，阵地上已没有多少人了。韩团长清点人数，阵地上只有80多人。当时有一排长向韩团告说，有两名士兵不听话想逃跑。韩团长下令要将那两名士兵枪毙，团副阻止说：“正是用人之际，不要杀，让他们戴罪立功，把日军阵地上的太阳旗拔回来。”晚上只听得日军阵地上的机关枪“哒、哒、哒”不停地响，两名士兵真的把日军阵地上的太阳旗拔掉扛回来。一天B团炊事兵背了一大口袋蒸馍到阵地上。我父亲埋怨说：“我都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也不给做些稀饭弄上来。”炊事兵说：“人都打完了，我冒着生命危险背些馍上来，你还嫌没稀饭。”没办法，我父亲就吃馍解饥，吃雪解渴。我父亲见他们连只剩他一个人，就向韩团长请示要回归A团。韩团长说：“明天团副正好下山，你跟团副一块下去。听说你们团部正转移，不知你跟得上？咱山上的任务也已完成，很快要撤退。”第二天，我父亲跟团副下山，走到沟口，团副跳跃着快跑，我父亲紧跟团副冲过山口，身后日本兵的机关枪不停地扫射。下山后团部一切都收拾停当马上就要走，我父亲随团部向西转移。

       我父亲说在中条山，陕军部队不断伤亡，可以说成百上千地死，但不断有新兵补充进来和日寇继续作战。我曾问过我父亲：“你到底打了几个日本兵？”我父亲说：“在肉搏战、伏击战中砍死了三名日本兵，在阵地战中射杀六、七名日本兵，日本兵向上冲时被我射中好多，只听日本兵‘哎’了一声倒下就再没起来。被我砍死击毙的日本兵不下10名；但咱陕西兵死的比人家日本兵要多得多。”我父亲还说：“娘子关失守是当地汉奸给日本人带路绕道抄了咱的后路造成的。”
      大约1940年10月，陕军调防河南。我父亲由于长期作战，挨饥受饿，身染疟疾，不能随部队转移，被收走了枪、刀等武器。部队给我父亲留了两块银元。我父亲在中条山休息了几天，找当地老百姓要了一身衣服，拖着虚弱的病体翻山越岭，渡河涉水，讨要着走了一个多月才回来。部队留给的两块银元，一块给家里买粮食生活用，一块交给我母亲。一直舍不得用。2014年3月母亲去世前将这块银元交给我说：“这是你大从中条山带回来，留给你作个念想。”银元正面有“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字样，背面有“壹圆”字样，并配有麦穗。

 我父亲回家后一直务农，和他一块在中条山作战的战友，除老堡子村姓司的外，解放后有联系的还有哑柏、广济的战友，哑柏的那名战友还在豆村“四月初八”会上卖过大竹担笼。我父亲1998年12月23日病逝，享年85岁，去世前念念不忘中条山，念念不忘中条山打仗的岁月，嘱咐我有机会到中条山去看看他那些阵亡的战友。

   （作者系终南镇政府退休干部，周至县作协会员，绿风文学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