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巧避湖匪。阿爸一度伙同几个人合做生意，贩卖物资，雇佣小民船，人货共载，行进于运河线上。运河傍高宝湖一段，偶有湖匪出没，他们抢物、索钱，甚至伤人。一次，民船行至马棚街以南的空荡，只见西面远处的湖面上，一只小船快速驶来。阿爸立即招呼乘船人各取一根备好的棍棒，扛在肩上，排列成队，“一二一”地呼口令，走出整齐划一的步伐。不一会，湖面的那只小船掉头溜走。显然，他们被岸上的“军人”吓退了。阿爸，还真是一位智慧之人。

     其三，全家归里。1943年秋，阿爸携妻带儿一行7人，由梅二叔护送返乡。大姐和尹姐刚出嫁，留在上海。我们兄弟姊妹5人：哥13岁，二姐11岁，三姐9岁，我5岁，不足1岁的妹妹偎在母亲怀里。从淮城到老家的五、六十里路无车无船，幸有二叔帮助照料。这趟步行，有苦也有乐。一路上，阿爸向大家介绍田野里的各种庄稼。正当山芋、花生待收获季节。二叔还刨出一两棵来，让我们既品赏了鲜味，又开阔了眼界。几个小家伙（除妹妹外）个个都惊喜得手舞足蹈起来。那天，一行人在马厂阿爸的一位朋友家过宿，次日傍午到家。这里，需说明一下，在上海经营了近四十年的阿爸为何突然回乡了？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人占据上海，社会经济困厄，人们吃饭的米粮供应不及，要天天排长队；二是奶奶的催促。伯父几次来信，称85岁的老人家已躺在地铺上多日，发出了“不见到孙子不闭眼”的嗔言和决心。也难怪，父辈兄弟三人，孙辈惟我一男娃啊。当我见到奶奶时，只是怯生生地应着大人的吩咐，喊了“奶奶”。奶奶是什么表情，说了什么话，我没多少印象。第二天清晨，奶奶悄然仙逝。

     其四，独旅方案。那是76岁的老爸，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独特的旅行方案：先到我工作的驻地淮阴杨庄，后去孙子随其母住一起的运西盐河小学，再往上海三个女儿处。这安排似有一种心理暗示，他莫非预感到要“走”了，于是与亲人，与第二故乡上海作个告别。还当特别指出，阿爸这次赴上海的路线有别于以往：从淮安乘船至高港，再转乘长江轮去上海。对此，我心里一直纳闷：改变经镇江乘火车的一贯做法，是为了避免镇江码头至火车站的那段路程的徒步艰难？还是坐轮船比乘火车节省路费的呢？当年未得知晓，如今，这就成了永恒无解的提问了。鉴此，多年来，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面对书房墙上那张《江苏地图》，寻找和凝视泰州长江北岸的“高港”。啊，高港，高港码头，60年前，您一定留下过一位老者的身影吧？他行走的是哪条路径？在哪个方位？也许，这些年来，我不时查找“高港”位置的心情和举动，正是撰写《阿爸十题》的最初动因呢。

    七、务农恰是老把式

    五十多岁的阿爸带回一大家人口，自此，要从地里刨食了，有人为我们捏一把汗。不料，他竟是干农活的行家：耕田、耙地、撒种、间苗、锄田、打场、扬场，样样都会。尤其在耕田上见功夫：犁头入土深浅有度，行间相距尺寸一致。后来生产队竟把队里大部分的耕田农活包给了他。

     阿爸善于用牛，什么牛都听他使唤。在耕田和打场时，用牛人还会打嘞嘞，而且，不同活计的嘞嘞音调各具特色，内行人一听就懂。那洪亮而悠扬的声音，就是一支支快要失传的乡野劳动号子，估计不会有人来淮安北乡探寻和收集，这不显眼的一种民间文化“非遗”吧。

     据悉，沭阳已为此申请“非遗”了。我爸在劳动中不仅能苦干、巧干，还会创造地干。土改复查时，我家得了五亩地，可那真是不毛之地啊：原主人一连长了三年高梁（大拔地力的植物），又撂了三年的荒，地面露出一层厚厚的白花花碱土。面对此况，阿爸决心启动了一项不小的工程——挖坑、埋碱、补肥料。他，就凭一个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足足花上两个年头，在田的中段，一锨一锨挖出个近两人深的大坑，铲去一厘米厚的地皮，先把它垒成一个个小土堆，再一车车填入深坑。碱土层去掉了，下面的新土仍无肥力。为此，老爸从三里路外的东韩庄黑泥塘买来岗土（据说是人类新石器时期形成的土层，系青莲岗同类遗迹），一小车一小车地推来，铺田布肥。

     我清楚记得，母亲常帮着阿爸去黑泥塘拉小车。功夫不负有心人，1955年的这块五亩地上，获得了空前的远远超过左右田块的玉米大丰收。

      阿爸还是个多面手呢。他经常帮人家砸泥墙，用麦穰苫房。特别善于制作泥质家具，如锅腔、火盆、贮粮瓮等等。运来黏土，晒干，打碎，浸泡，拌入麦屑，用脚反复踩踏，把泥浆盘熟，必要时再裹入麦楷把。试想，这黏土不就是“水泥”么！这麦屑不就是“黄沙”么！这麦楷把不就是“钢筋”么！

      我还亲眼看过一种手艺的全过程：家里的铁锅底上有缝漏水了，阿爸模仿补锅匠的做法，把一块铜板的周边轻轻敲薄，在中心凿个小孔，用两节细而短的铁丝穿过，把它固定在锅底缝上，再涂贴上浓黏土，锅就补好了。

      我曾这样想过，阿爸如果在工厂当车工、钳工、刨工之类，一定会成为八级工匠。

     八、七天保长“帮倒忙”

      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74师驻扎姜码、赵码、李码沿废黄河东岸一线，这时正处涟水战役的前夜。乡长颜××宣任我爸当保长，以协助驻军同老百姓打交道。不料，这个保长在实际行动上，只维护乡邻和我方军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军对群众的侵扰。

     举几个例子吧。前庄徐立德在前一年随黄克诚部队去了东北，家里的妻子被一国军刁难，说什么要让共军的家属付出代价，近乎动手动脚了。正好阿爸经过那里。这位保长先厉声喝道：“当兵的，你在干什么？！是哪团哪营的？”那家伙楞住了，保长又款款地道来，“兄弟，你们在外当兵，不也有家眷在家么？做人都要将心比心才对”。那个兵灰溜溜地离开。

     又一次，几个国军在谷才家里大翻衣物，连枕头套都翻得里朝外。保长见状尖锐地责问道：“怎么！共军躲到枕头里去了？”

     还有一事，西邻孙二婶牵牛到汪塘边饮水，被国军炮兵误为我军马，一颗“八二”迫击炮弹落下，牛体分身，二婶一只臂膀削去了。保长即找乡长与军方交涉，终得到一笔医疗费和赔偿费。

     这位保长履职的第八天，颜乡长宣布，撤销“帮倒忙”的原来保长，委任孙××为新保长。

      这位孙保长曾做过几年私塾先生，识字多多，字写得也好，但未出过远门，又不善言词，整天坐在家里不出头。他这个保长，“正忙”“倒忙”都没帮，此职等于空缺。

     阿爸何以能够“帮倒忙”并成功了的呢？这里，应该说他具有这几个方面的条件：       一是老爸形象足够。只见他著一身鱼白色长衫，头戴礼帽，手持一根卫身棍，一米八的个子，举止端庄有气派。

     二是善于应对各地口音的交谈，话锋犀利，抓得住要害。三是能够借力打力，时而借助上峰名义，强调74师是国军的头块王牌，每个官兵都是响当当的，给他们穿上高木屐；时而就地取材——我家东紧隔壁堂大哥家住着一个国军营长。四川人，姓郭。营长和保长几乎天天见面，交谈甚畅。营长多次提及他家的儿子与我同年（八岁），模样也相似，竟求得阿爸同意让他带我同宿两夜。他用手电筒哄着我玩耍，有时搂着我入睡。由此可见，国军官兵有着深深的思乡情结和厌战情绪。阿爸凭借这些有利条件，根据情势需要，在谈话中自然带出上峰牌子，从委员长到张师长（张灵甫），再到郭营长，让国军兵士心中吃不透，这位穿便衣的“保长”看来会有什么来头，莫非是一位手眼通天的退役将军吧。

     九、郝渠区人民代表

     何谓“郝渠”，抗战期间的一位烈士之名，曹甸人，曾任中共淮安县委书记。为纪念烈士，改钦工区为郝渠区（后来至今复用“钦工”）。战争年代，这个区一直是盐阜地区的“模范区”。

      阿爸是怎么当上区人民代表的？我想，不外有这几个因素。首先，人缘好。阿爸自上海回乡后，不仅能保持了农民本色，还经常帮助乡邻耕田、打场、修建房屋等等。平常与人共事，只有礼让，从不争利。比如，几家合伙戽鱼，收获时大家总推他分份，做到鱼种、大小、数量搭配均衡，且一直是拿剩下的一份。七天保长“帮倒忙”的表现，也在人们的心目中加了不少分。更有一件份量重影响大的事：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他第一个报名参加高级农业合作社，而且，这事发生在化了巨大成本，改造出五亩丰产田的第二年，就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带头作用。譬如，中农韩×昌（我远房表哥）终于最后一个入社，就是阿爸做的思想工作和实际行动促成的。

     会不会存在上级某位领导人向区、乡推荐的呢？那年代，赵心权老县长在盐阜专署任职，试想，赵专员于解放前就在上海与阿爸是老相识了。作为区一级人民代表，阿爸虽不能写成文稿向政府建言献策，但他的记忆能力，归纳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是足够的。所以，县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他都如期出席。

     这里，想涉猎一个题外话：当年，区代表进县城开会，对六十岁以上的老同志，就雇用毛驴护送。阿爸早逾甲子，却谢拒骑驴，与大家一起步行。不用说四十里地的单片路程，从我家赵码到县城，阿爸当天往返百里，就像赶个附近小集一样。

     记得建国初，在汉口工作的大哥，每于春节前寄来八万、十万（旧币制）。取汇款得到县城邮政局啊。这座邮局也可算个“老资格”了，如今，仍伫立在鼓楼东侧，院门朝西，门楣上标有“中国电信”四个大字，而营业大厅及门面早移至鼓楼东路北侧了。老爸当年进城取款，晨曦中出发，经南马厂、徐杨至淮城，取款后顺到市场买来鱼肉之类的年货，太阳余辉下到家。如此一天往返百里，办好事情，能于冬季天短之日中顺利完成，足见阿爸的脚力呢！

     联系当今，无论男女老少，不管远趟近途，几乎全是以车代步。这种现象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人类个体能力的退化和丧失？马拉松体育项目虽保留着坚持着，又能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十、就在那一个月里

     1966年11月，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也不会忘怀的月份。同年10月底，在清江植物油厂参加第二批面上“四清”运动培训的我，突然接到淮安县委办周秘书转来电话，称我的父亲生病在家，身边无人照料。电话印证了我的忧虑和担心。

     半个月前，当我从淮阴杨庄社教队工作结束回家探亲时，就发现阿爸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见到时，他一个人坐在场地上，于大匾旁搓剥黄豆，这与当年牵牛拉石磙、或用长棍子捶有了多大反差啊！那次，我在家陪老爸过了四、五天。他还能动作迟缓地动上动下，三顿饭勉强能对付过去。面对此况，我们父子俩谁都没提起和商讨一个养老方案。唉！有啥法子呢？三个姐姐都在上海，各自都有子女一大趟，大哥远在汉口，而且，那时正处“红卫兵”全国性大串联的高潮，携儿带幼的人不必出行。妻子也在运西盐河小学教书，身边还带着两个孩子。赶到家里，发觉这次老爸的确病倒了，那几天多亏左右邻居的临时照应。

     我赶忙通过县文教局转告家属，让她请假回来，协助我照料。在这一个月里，最值得记忆的有三件事，也可以说三个“最后一次”吧。

     其一，最后一次治疗。我请来三里路外的大赵庄赤脚医师赵先生。他称老爸患的是老年性胸膜炎，需大量注射青链霉素，每天两次，或许可以扳回来。因在臀部作肌肉注射，操作简便，赵先生教我学会打针方法。他替我适时提前兑好药水。这样，他由一天跑两趟改为两天一趟，也是情理之中事。不料半个月后，我发现阿爸的臀部肌肉趋于僵硬。赵医生说，人老透了，无须再打针了。我恳求他再治一治。是的，那回打针，是我噙着泪水，最后一次的治疗啊！

      其二，最后一次尽孝。老爸卧病期间，说他想吃水蒸米粉糕。我毫不犹豫地借来脚踏车，骑到二十里外的涟水城买来。看到阿爸一边用没齿的口腔和舌头，抿着拌着水蒸糕，一边点头示意可口。此刻，我心里不禁联想，阿爸是否在忆起他年轻时的那场重病后，奶奶如何多次用豆油拌玉米面蒸成糊浆，以滋补身体的情景呢。

     其三，最后一次对话。那个月的29日晚上，我坐在阿爸的病榻旁。他突然对我问起一件事：“儿呀，美国还在越南打仗呢吧？千万不能让美国佬赢！洋人坏透了，又狠又毒！”也许，老爸说这话时，头脑里闪现出当年“五卅惨案”中东洋人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的情景呢。要知道，阿爸可是“惨案”现场目睹人啊。

     我安慰道：“我们中国出手抗美援越了。阿爸，您放心，美国佬必败！”1966年11月30日清晨，我们惊讶地发现躺在地铺上的阿爸悄悄地走了，走了。在前半夜？还是后半夜？阿爸，您怎么就不告而别了呢？……噢，应该承认，昨晚的你我父子对话，就算是告别词了，可那是您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说话啊！

     有人说，父亲是儿登天的梯，是儿渡海的船。恰也，确也。对于我们大家庭的每个成员，对于我们的亲友村邻，对于我们家乡的沟河田野，我阿爸就是“好大一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