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茅盾对鲁迅创作研究的杰出贡献

【程凯华】

 　　鲁迅一生创作出版了三部小说集:《吶喊》《徬徨》《故事新编》。此外，鲁迅还创作出版了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从《热风》至《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4本杂文集。《吶喊》《徬徨》等文学创作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文学界的评论、研究兴趣。主流论者都认识到鲁迅及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肯定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也有少数论者对鲁迅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隔膜、对鲁迅及其作品发表了一些贬损性的意见，有的还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对鲁迅及其作品横加诬蔑和攻击。而茅盾作为鲁迅的战友、文坛知己，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写过许多评论、研究鲁迅及其创作的文章，给予鲁迅的创作以客观、求实、全面、系统、高度的评价，批驳了种种错误观点，消除疑虑，拨开迷雾见月明，对鲁迅创作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茅盾是鲁迅最早的知音，是第一位奋起捍卫鲁迅及其创作的文学批评家。大家知道，《狂人日记》是《呐喊》的首篇，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新文学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狂人日记》一面世便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绝大多数论者都对小说的主题思想、艺术成就、创作意义和它在中国新文学上的地位，予以充分的肯定，但也有些论者对《狂人日记》发表了褒贬不一的评论。这里暂且不谈发表初期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一文中对《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作品的贬抑。(成仿吾:《<呐喊>的评论》，《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1924年11月）单就1975年初版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而言，司马长风一方面认为《狂人日记》“籍一个狂人的精神活动，对中国传统和社会做了锥骨敲髓的讽刺，读来令人毛骨悚然，一点不感寂寞，显示了作者非凡的笔力”；“用日记体写小说，在中国是首创，用白话写没有故事的小说更是首创；但凭写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浑然成一完整的创作，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对于一篇初试啼声的小说，我们只有无条件的喝彩”，另一方面，司马长风又认为由于鲁迅的小说为“改良社会”的工具，缺乏“艺术加工”，“因此艺术之肉每每包不住‘改良社会’之骨，作品未免太寒索，有时太简陋了”，“又因为‘不太去写风月’，使作品缺乏彩色和情调。读来如置身在阴暗天幕下的冰原上。《狂人日记》以及其后大部分作品都表现了上述的缺点，而《狂人日记》的粗糙，又冠于其他诸作。”(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对鲁迅小说艺术描写的这种批评，反映了司马长风对鲁迅小说的艺术真髓还缺乏真切的理解。茅盾从捍卫中国新文学的新成就出发，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热情地肯定了《狂人日记》的价值和意义，批评了那些错误的观点。1923年他在《读<呐喊>》一文中说:“1918年4月的《新青年》登载了一篇小说模样的文章，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这便是鲁迅君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现在编在这《呐喊》里的。”“那时我对这古怪的《狂人日记》起怎样的感想，现在已经不太记得了；大概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中的人们骤然看见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的冷隽的句子，挺俏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这种快感正像爱于吃辣的人所感到的‘越辣越爽快’的感觉。”(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8日）笔者认为，这种“感觉”其实就是《狂人日记》引发的一种精神现象，是新、旧精神文化转型之初在人们心中所引起的一种精神征候，是传统的旧礼教的叛逆者所产生的的一种精神效应。《狂人日记》发表30年后，1948年，茅盾又在《论鲁迅的小说》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狂人日记》“这篇划时代的作品，标志了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新纪元，也宣告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又提示了鲁迅前期的基本思想及其写作态度。” “《狂人日记》是寓言式的短篇，惟其是寓言式，故形象之美为警句所盖掩；但是因此也使得主题绝不含糊而战斗性异常强烈。在这一点上，即使说《狂人日记》是中国革命文学进军的宣言或者也不算怎样过分罢?”(茅盾:《论鲁迅的小说》，《香港小说月报》第1卷第4期，1948年10月）这些见解道别人所未道，充分体现了茅盾在文学批评方面所具有的十分敏锐、深刻的目光，实属难得的精辟之论，为后人研究《狂人日记》的文学意义和思想意义开启了一个最有权威的切入点。   

 (二)

　　茅盾不仅是杰出的作家,而且是慧眼独识鲁迅的文学批评大师。罗丹曾经说过:“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 “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别人的眼镜。”(罗丹:《艺术论》，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这对文艺创作来说是精辟之论，对文艺批评来说也是至理名言。作家或批评家都应该是创造者和发现者，都应该“用自己的眼睛”透视人生，都应该用自己的眼光，在别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生活或作品里发现那些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美来，而不能“戴别人的眼镜”，人云亦云。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能起到帮助作家正确认识自己的作品，提高文学创作的能力，才能帮助读者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提高鉴赏能力和艺术趣味。当然，并不是每个批评家都能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见出杰出的批评家的功力。作为杰出的文艺批评大师、茅盾对鲁迅文学创作评论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总是不为别人的批评所囿，敢于发表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慧眼独识地发现鲁迅作品的思想光辉和艺术创造美，并热情地加以肯定。早在1921年，鲁迅的《故乡》刚刚发表，茅盾在同年8月发表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就敏锐地发现:“《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他称赞说:“过去的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郎损:《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1921年8月）1922年，鲁迅的《阿Q正传》刚刚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前四章，这时读者谭国棠致信《小说月报》编者，指出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贫乏，认为《晨报副刊》上连载了四期的《阿Q正传》，“作者一支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柔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个不得完美的了。”这种看法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茅盾在给谭国棠的回信中，以他敏锐的艺术判断力指出:“我国新文学方在萌芽，没有大著，乃当然之事，正不必因此悲观也。”他对于谭国棠对《阿Q正传》的评价没有苟同，而是鲜明地表示:“《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在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个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沈雁冰致谭国棠的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期，1922年第1期）在这里，茅盾肯定《阿Q正传》“实是一部杰作”，在当时评论界是空谷足音。1923年8月，新潮社出版了鲁迅的《吶喊》，茅盾于当年10月在《文学周报》第91期上发表了《读<吶喊>》一文，从精神现象的角度分析了阿Q的普遍性:“《阿Q正传》给读者以难磨没的印象，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的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断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怠于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min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而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普遍的弱点来了。”(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8日）茅盾的这段论述后来成了阿Q典型研究的经典之论，实质上是说“阿Q相”，阿Q精神胜利法是整个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或普遍的弱点。它所概括的内容和所显示的意义不仅限于某一时间，某一国度，而有极大的普遍性和典型性。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茅盾在《读<呐喊>》中，还对鲁迅小说的历史贡献作了高度评价，不但称赞鲁迅小说“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战斗锋芒，而且充分肯定了鲁迅小说艺术独创的巨大价值，称许“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实验”。“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1925年前后，鲁迅和他的作品受到社会上和文坛上某些人的 非议、责难，乃至诬蔑和攻击。他们或来自那些标榜“自由资产阶级”的文人，或来自军阀政府的官吏，或来自同一阵容里的战友。例如1924年1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发表了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在该文中，他对《呐喊》作了粗暴的贬抑。成仿吾认为“《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又认为:“《狂人日记》为自然派所主张的记录，固不待说；《孔乙己》《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的传记，亦不待说；即使其中最好的《风波》，亦不外是事实的纪录。所以这前期几篇，可以概括为自然主义的作品”。还说:“作者前期中的《孔乙己》《药》《明天》等作，都是劳而无功的作品，与一般庸俗之徒无异。”对《呐喊》的艺术描写，成仿吾也予以否定。说什么“读《呐喊》的人都赞作者描写的手腕，我亦以为作者描写的手腕高妙，然而文艺的标语到底是‘表现’而不是‘描写’，描写终不过是文学家的末技。而且我以为作者只顾发挥描写的手腕，正是他失败的地方”。成仿吾在文中除了用一些“拙劣”、“庸俗”、“失败”等字眼外，还以“用字不甚修洁，造句不甚优美，还有些地方艰涩”等话语贬低《呐喊》的艺术表现技巧。侥幸得到肯定的《端午节》、《不周山》，不过是成仿吾“觉得我们的作者已再向我们归来，他是复活了。”（成仿吾:《<呐喊>的评论》，《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1924年第11月）。面对这种贬损，面对那样复杂纷纭的文坛，茅盾以他批评家的胆识和睿智，撰写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地论述鲁迅创作的论文《鲁迅论》，旗帜鲜明地表示:“我和这位批评者的眼光有些不同，在我看来，《呐喊》中的人物并不是什么外国人，也不觉得‘跑到了一个未曾到过的国家，看见了各种奇形怪状的人在无意识地行动，所以那里面最可爱的小东西《孔乙己》以及那引起多人惊异的《阿Q正传》，我也不以为是‘浅薄的纪实的传记’、‘劳而无功的作品，与一般庸俗之徒无异’。”又说:“《呐喊》所收十五篇，《徬徨》所收十一篇，除几篇例外的,如《不周山》《兔和猫》《幸福的家庭》《伤逝》等，大都是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呐喊》和《徬徨》中的‘老中国的儿女’,我们在今日依然随时随处可以遇见,并且以后一定还会常常遇见。我们读了这许多小说，接触那些思想生活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物，而有极亲切的同情；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记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着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总之,这一切人物的思想生活所激起于我们的情绪上的反映,是憎是爱是怜,都混为一片,分不明白。我们只觉得这是中国的,这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正是围绕在我们的‘小世界’外大中国的人生!而我们之所以深切地感到一种寂寞的悲哀,其原因亦即在此。”“我以为在这里,作者奏起了‘艺术的凯旋’。”(方璧:《鲁迅论》,《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1927年11月）这里有“我们”和“我”，即茅盾独特的理解、独特的感受、独特的评价和独特的判断，这是茅盾敢于发表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意见的文学批评的声音。

　　在《鲁迅论》中，茅盾还最早发现和热情赞誉了鲁迅的不但“老实不客气的剥脱”别人，而且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敢于自我解剖的崇高人格和博大胸怀,并对鲁迅的杂文进行了精湛的分析，帮助人们发现和认识鲁迅卓越的艺术创作才能。茅盾指出，从《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杂文集里，我们看到了这些作品所贯穿始终的“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的精神；看到了“腕剔中华民族的‘国疮’”，又“时有‘岁月已非，毒疮依旧’的新愤慨”；看到了鲁迅从不肯“以‘战士’或青年‘导师’”自诩,“然而他确指引青年们一个大方针:怎样生活着,怎样动作着的大方针”的胸襟。对读鲁迅的杂感，他希望“喜欢读鲁迅创作小说的人们”看一看鲁迅的杂感,因为“杂感能帮助你更加明白小说的意义。”他反复强调，要读懂鲁迅的小说，有必要看一看鲁迅的杂感，要深刻领会鲁迅的杂感，有必要读一读鲁迅的小说。

　　1936年,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出版。对于鲁迅的历史小说,茅盾也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新编》，在形式上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給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式；但尤其重要的，是內容的深刻，——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锐利的观察,战斗的热情，和创作的艺术,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茅盾:《关于鲁迅的历史小说,节录自<玄武门之夜>》《茅盾论鲁迅。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茅盾的这段话语对《故事新编》在內容和形式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作了富有概括力的分析和评价。这种分析和评价充分说明了茅盾对鲁迅的历史小说的深刻认识和真切理解。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说:“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又指出写历史小说有两种手法:一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二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鲁迅运用的是后一种手法。鲁迅的历史小说不是“博采文献，言必有据”的“教授小说”，而是“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的新型历史小说。对于古代题材，“只取一点因由”即“旧书上的根据”。在创作时，他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用现代观点解释古人古事，还历史以真面目,发扬历史固有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古人古事中夹杂一些以古代面貌出现的现代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情节,对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人和事进行揭露和抨击,熔古今于一炉，浑然一体。这种古今交融的艺术手法，增强了历史小说针砭现实的力量。茅盾说，鲁迅的历史小说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茅盾的这个见解和鲁迅的“意见”是完全吻合的。

(三)

　　茅盾最早发现和肯定鲁迅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作家的价值和生命在于显示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独领属于自己特有的那一片艺术空间。要攀登艺术创作的这一高峰,不但需要作家艰苦卓绝的劳动和锲而不舍的探索,而且需要批评家的启迪、引导和帮助。茅盾作为杰出的批评家常被人们称为“中国作家的导师”,他的作家作品论卓越地完成了这一启迪、引导和帮助的任务。他在评论作家作品时,不仅十分尊重和珍惜作家的艺术创造,而且总是慧眼独识地最早发现和肯定作家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在评论鲁迅创作谈到鲁迅杰出的艺术创造时,茅盾特别强调鲁迅独特的“个人风格”。他指出:“无论是他的小说、杂文、题词、乃至书信,一眼看去,便有他的个人风格迎面扑来。这种风格,可以意会,难以言传,如果要勉强作概括的说明，我打算用这样一句话:洗练,峭拔而又幽默。”(茅盾:《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1年9月26日)在这里,茅盾用“一句话”概括地说明鲁迅创作的整体风格。大家知道,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的体现,而作家的创作个性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凝固不变的。一个作家总要以独特方式去表现他对生活的独特认知和感受,总要向独者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独特的艺术风格是一个作家艺术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作家毕生的追求。一个成熟的作家和别人相比,有自己鲜明的创作特色；他和自己相比,每一篇作品都有对生活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新的感受、新的格调,从而各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屈原的“《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丽以伤情；《远游》《天问》,瑰丽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转引自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又比如陶渊明的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这说明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多样的,其作品的风格也是多样的,尤其是伟大的作家莫不如此。鲁迅创作的风格从整体上看确如茅盾所说是“洗练、峭拔而又幽默”,但这只是鲁迅创作风格的一面。在另一方面，鲁迅作品的艺术风貌又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茅盾论鲁迅创作艺术的成功之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既精准地指出鲁迅创作的整体的艺术风格是“洗练、峭拔而幽默”，又全面地描绘了鲁迅的丰富多彩、变幻多姿的艺术风貌。茅盾指出，不但”金刚怒目的《狂人日记》不同于谈言微中的《端午节》,含泪微笑的《在酒楼上》亦有别于沉痛控诉的《祝福》”，那“在幽默的笔墨后面跳跃着作者的深思忧虑和热烈期待”的《风波》也有异于“表面沉静、寂寞、百无聊赖,但透过此表面，则龙蛇变幻”，“如万丈深渊”的《涓生的手记》。(茅盾:《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1年9月26日）而且他的《故事新编》和他的杂文的艺术境界都是各异其趣，掩映多姿的，“《补天》诡奇，《奔月》雄浑，《铸剑》悲壮，而《采薇》恢谐”。他的六百余篇、一百多万字包罗万象的杂文，除有“匕首”、“投枪”的战斗锋芒，“也还有发聋振聩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省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歌唱。”(引文出处同上)在这里，茅盾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富有概括性的格言式的评语描绘出了鲁迅作品风格的多样性。茅盾的评述启示我们在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时，既要看到它的整体性，又要看到它的多样性。因为文学创作的风格是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有论者指出:“中国现当代不少作家、批评家都评论过鲁迅，但没有哪位作家、批评家像茅盾那样，对鲁迅的评论和研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从1921年对《故乡》中心思想的揭示到1979年《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在五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中，茅盾共发表评论、研究、纪念、宣传、学习鲁迅的文章、讲话达40多篇，此外，还有20篇文章论及鲁迅及其作品。这些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他对鲁迅认识的预见性、发现性、发展性、持续性，具有编年史的价值。”(王卫平:《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茅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01期）这个评介是完全正确的。

　　纵观茅盾评论、研究鲁迅及其创作，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长期性、持续性、系统性、前瞻性、独到性；二是融鲁迅的思想、小说、杂文为一体。或微观的单篇分析，或宏观的整体综论，都能以十分深刻、敏锐的目光发现鲁迅创作的思想光辉和艺术价值，并充分肯定、大力宣传，从而捍卫了鲁迅的战斗业绩，捍卫了鲁迅的崇高地位、捍卫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的方向，功在千秋!

 (2012年初稿，2025年修改稿)

    【作者简介】 程凯华，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邵阳学院早期中文四教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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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