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路边

父亲是妻子的父亲，让人更明白的称呼应该是岳父，而我当面称呼是按父亲老家的习惯跟着妻子喊“爷”。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大舅哥说原来下放的川埠向阳村山上要造宁杭高铁宜兴站，这个范围内的墓都要迁移。于是我们乘着休息日上了趟山，将父母亲的骨灰盒移进了东面的桃园山公墓，主冢在利市话外，对拆迁做了一大堆解释，说不敬之处，还请父亲在天之灵谅解，我们说父亲如果泉下有知，这一次肯定还是说“听组织的”。

父亲个子一般，慈祥里透着一股凛然正气，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父亲离休后由于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看看书报外，就没什么譬如书画琴棋等更高雅的爱好了。父亲只在小时候念过一年私塾，后来的文化全是靠自学和在工作中磨炼出来的。但他居然会无师自通地把家中的边角旧木料翻出来打造了一套方方正正的桌子板凳，并说这也算老有所为吧。据说他还想打造大衣柜，认为家具店里那三夹板糊起来的东西简直狗屁，后来终因家人的劝说和单人操作确有难度而作罢。

父亲从来没说过工作上的事，一份军功证书也是在他过辈时我们才有缘看到，以致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他是那年参加革命的。前几天问大哥，大哥告诉了我们他也是从母亲那里知道的两个细节。有一次父亲在家喝口小酒（父亲喜欢在家喝小酒而不喜欢和别人在外面喝大酒），喝着喝着竟喝出了眼泪，母亲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父亲又想起年轻时整天在一起亲如兄弟的一位道伴来。那时还在老家，时任乡指导员的父亲和时任区长的那位道伴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身先士卒地组织民兵进行游击抵抗，后来那位道伴不幸饮弹牺牲。父亲说这么好的一位同志就这么没了，公事家事连一声交代都没来得及讲。五年以后，当老家的乡亲都分了土地积了余粮而产生恋土情绪时，父亲振臂一呼“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带头响应上级的征兵号召，一圈走村访户回到报名处，他已带来了一队人马。

妻子只知道她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叫做“龙梅”的部队伐竹场，她的芳名也由此而来。六十年代初，父亲转业回到江苏，但却没能回日夜思念的老家，而是听从组织分配，到过多个地方工作，最后来到宜兴湖㳇，任竹业站站长，几年后又调到丁山工作。父亲一声“听组织的”，无意中奠定了若干年后我与妻子的缘分。大哥说父亲每一次听组织的，就忙得家里不大见他的踪影了，而他又总是听组织的。特别是“文革”初最动荡的日子里，父亲受命管理丁蜀地区的枪支弹药，虽因此遭受造反派冲击批斗却仍未辱使命。妻子说父亲也有没听组织的，譬如后来百分之四十限面加工资，组织上说按文件精神父亲属于优先考虑对象，父亲说在这个年轻人居多的单位里，自己已经是高薪了。应该优先考虑最底层的群众，于是先后多次作了谦让。其实家里的人均收入一直是偏低的，每月还要寄几元钱回老家赡养奶奶。又譬如七十年代中期组织上要父亲出任单位书记，父亲说还是培养年轻人吧，我负责做些修桥铺路的工作。

母亲听人说老年人六十三岁是个关口，唠叨着要父亲注意身体，但父亲六十三岁那年母亲却倒下离开了我们。父亲与妻弟一家生活，白天就有些孤单有些寂寞，我们经常去看他也只能在晚上，他总说你们上班辛苦，不用常来。父亲最后岁月的几年里身体一直不大好，特别是冬天，哮喘得厉害，常常要住院。但八十余高龄的父亲一直硬撑着，尽量保持自理能力，不想讨我们的手脚麻烦。市委组织部派来看望他的一位同志对我们说，按规定你们可以留下一位家人来照顾他的起居生活，每月领取六百元的照顾费。其时兄妹几家都正遭遇下岗，在私营工场或作坊里打工。工资也就六七百元。但父亲听后断然不同意，说你们有手有脚尽可以打工挣饭吃，任何时候都不要向公家伸手。医生说你们私下去领钱，别让他知道。我们说老爷子不放口，谁敢呀。

这几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也是“听组织的”，适应了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孩子们也都毕业参加了工作，各家日子均有所好转。父亲和母亲如若看到我们今天的精神面貌，该欣慰了。

作者简介：

路边，实名朱再平，江苏宜兴人，1959年生。20世纪80年代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历。喜好文字，著作有小说集《陶女》、散文集《烟雨龙窑》、音韵集《现代汉语通用韵纂》。主编本有《悠悠岭下》《周济诗词集》《周济遗集》《宜兴武术》《阳羡风物》《红塔记忆》等。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