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春天
王侠
延安,是革命圣地,中央红军与知识青年都曾到达这里,精心休整,潜心打造,留下了诸多传奇。延安的春天红红火火,又是剪窗花,又是炸油馍,又是敲锣鼓又是吹唢呐,还有更大型的扭秧歌!
黄土高原在三月翻身。一整冬的沉默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南风撕破,像巨大的粗布口袋倒扣在千山万壑之上,风从口袋缝里灌进来,发出低沉的“呼——啦——”声。那是高原的鼾声终于停了,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土腥、草腥、杏腥、甚至还有一点儿窑洞炊烟辛辣味的呼吸。延安,就躺在这呼吸的中央,像一枚被岁月焐热的红枣,表皮皱褶里全是故事。
延河先醒来。冰面先是出现一条头发丝细的裂纹,继而“咔嚓”一声,像谁掰碎了一块旧铜镜。裂纹扩散,冰层塌陷,浑浊而有力的河水裹着碎冰咆哮而下,把冬天最后一点灰白冲走。河岸两边,一排排老柳树垂下万千条柔软的绿丝,丝上串着昨夜月光遗落的碎银,风一过,银丝晃成一条流动的水晶帘。
延安城就挂在延河与南川河的臂弯里。城墙是灰黄的,垛口却镶了一圈昨夜刚刷的朱红。城门洞开,一辆驴车吱呀吱呀地出来,驴铃叮当,像给春天打了个响指。车上装着新打的窗花——红纸剪的“春”字、双鱼、并蒂莲,还有一张足有炕桌大的“抓髻娃娃”,娃娃怀里抱一条鲤鱼,鱼尾翘起,似要跃出纸面。
若把延安的春天拆成两半,一半是野的,在沟沟壑壑里疯跑;一半是家的,在窑洞的灯火里缠绵。傍晚,最后一缕霞光像红绸子系在山峁上,窑洞的窗棂便亮起了灯。油灯是铜的,灯芯是新换的,火苗“噗”地窜起,把窗纸上的剪花照得透亮。
剪窗花的是婆姨们。她们盘腿坐在炕上,膝盖上铺一块绣了缠枝牡丹的围兜,左手捏红纸,右手持剪刀,刀尖在纸上跳舞。先是一朵梅花,五瓣;再是一只喜鹊,尾巴上翘;最后剪一道锯齿纹,象征“岁岁平安”。剪完,她们把纸花贴在窗上,退后两步眯眼端详——那窗花忽然活了:梅花在风里摇,喜鹊眨眨眼,锯齿纹变成一排小牙齿,冲路过的人笑。
天刚麻亮,延安的街巷就飘起油馍香。油馍不是馍,是炸货:有麻叶、馓子、油糕,还有最地道的“延安油馍”——发面里揉进椒叶、盐、芝麻,擀成圆饼,中间划三刀,下锅一炸,鼓成金黄的小枕头,咬一口,“咔嚓”一声,脆得像踩碎了一片早春的薄冰。
炸油馍的是老汉。老汉戴白帽,系蓝围裙,站在油锅前,长筷子在锅里翻飞,像指挥一场小型的交响。油锅旁围了一圈娃,鼻尖上沾着面粉,眼睛盯着油馍由白变黄,喉咙里滚着“咕咚咕咚”的口水。老汉炸完一锅,先捡三个最大的,用草纸包了,塞进娃怀里:“给婆姨带回去,趁热!”娃们一哄而散,像一群叼了食的小雀。
正午时分,鼓声从山峁上滚下来。先是“咚咚”两下,像有人在黄土高原的心脏上擂锤;接着“咚咚锵”,锣加入,铜音清亮,像把阳光敲成了碎片;最后唢呐拔地而起,一声长啸,直窜云端,把天上的云都震得打了个哆嗦。
这是延安的秧歌队出动了。打头的是一面大鼓,鼓面绘太极,鼓帮缠红绸,鼓手是二十出头的小伙,裸着上身,肌肉在鼓点里起伏,像一座会呼吸的山。鼓后是唢呐手,老汉,脸皱得像一颗晒干的枣,可嘴唇一挨哨片,立马年轻了三十岁,高音能挑破蓝天,低音能沉进地心。中间是扭秧歌的婆姨女子,穿大红大绿,腰间系一条彩绸,脚蹬绣花鞋,走一步扭三扭,像一群被风吹开的山丹丹花。
秧歌不是舞,是延安春天的河流。它从宝塔山下发源,流过枣园,流过杨家岭,流过王家坪,把每一处革命旧址都浇了个透。1943年的春天,毛泽东站在杨家岭的坡上看秧歌,看那些穿灰布军装的女战士扭进队伍里,看那些从北平、上海、武汉来的知识青年学着陕北口音唱“正月里来是新春”,他笑了,说:“这就是人民的艺术。”
如今,秧歌队里依然有穿旧军装的老人,袖子上别着“八路”臂章,白发在风里飘,像一面褪色的旗。他们扭得慢,可每一步都踩准了鼓点,仿佛把一生的烽火岁月都扭进这方小小的黄土地。年轻人围在四周,手机举成一片森林,闪光灯亮成星海。老人冲镜头笑,缺了门牙的嘴像个黑漆漆的窑洞,里面藏着整个延安的春天。
延安的春天最不能缺的是杏花。山峁上,沟畔上,窑洞前,一夜间全白了,像谁打翻了牛奶罐。杏花五瓣,薄如蝉翼,风一过,花瓣雪片似的落,落在老汉的羊皮袄上,落在娃的麻花辫上,落在知识青年的笔记本上——那本子扉页写着:“到延安去,到人民中去。”
知识青年是坐绿皮火车来的。车厢里挤满背包、吉他、画板,还有一箱箱书。他们中有人读完《红星照耀中国》,有人唱过《黄河大合唱》,有人临摹过古元的木刻。此刻,他们站在宝塔山下,仰头望山,山像一尊蹲伏的巨兽,杏花从兽脊上倾泻而下。他们张开手臂,像要接住整个春天。
夜里,青年们住在窑洞。窑洞是新的,墙壁刷得雪白,炕桌上摆着《毛泽东选集》和一盏搪瓷缸。缸里泡着枣叶茶,水色酽红,像延河的落日。青年们围坐,有人吹口琴,有人朗诵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琴声和诗句飘出窗棂,与远处的秧歌鼓点撞在一起,撞出漫天星斗。
延安的春天终究要收束于一朵花——山丹丹。它长在崖畔上,叶如利剑,花如火焰,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陕北人说:“山丹丹开花一十三瓣,瓣瓣都是红军血。”这话不假。1935年,中央红军到吴起镇时,山丹丹正红,像举着小火把迎接远人。后来,红军走了,山丹丹年年还红,红成一种信念。
采山丹丹的是放羊娃。娃十二岁,赤脚,穿一件哥哥退下的军装,袖口挽到肘弯。他攀上崖畔,手指抠进石缝,脚尖蹬住凸起,像只灵巧的岩羊。摘到花后,他把花别在耳后,一路小跑回村,把花献给正在扭秧歌的姐姐。姐姐把花插在鬓角,继续扭,花随人转,像一簇跳动的火苗。
延安的春天是会老的。杏花落尽,杏花结青果;油馍摊收市,老汉数着毛票;秧歌队解散,鼓手把大鼓倒扣在窑顶,蒙上一层塑料布。可春天留下了遗嘱——在窑洞的窗花上,在油馍的焦香里,在唢呐的高腔中,在山丹丹的火焰里,更在每个来过延安的人心里。
遗嘱只有一句话:
“别忘了,你曾在这里与整个中国一起醒来。”
假如五十年后的某个春天,你再来延安,请带上一枚旧邮票,贴在宝塔山的门票上;请带上一支钢笔,在延河边抄一句贺敬之;请带上一颗山丹丹的种子,种在你家阳台的花盆里。等花开时,你会听见黄土高原的呼吸,闻到油馍的香,看见秧歌的红,摸到窑洞的温暖。
那时,你就知道——
延安的春天,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更辽阔的土地上,年年归来。
